前言

农产品流通链接农产品生产与消费，对实现农产品价值与使用价值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农产品流通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先后经历了“农产品禁止市场流通→农产品进入市场流通→农产品市场化流通→农产品电商→农产品流通数字化→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演变历程。

第一阶段（1979—1984年）：农产品流通从全面计划下的禁止流通转向逐渐放开。1979年以前，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模式，国家在农业方面的投入、生产及分配，完全采取计划方式，农产品供求完全由政府主导，农产品流通实行政府统购分销。自1979年开始，农产品生产与流通逐步放开，农村实行土地所有权改革，农村经济增长之源初步形成；1983年2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商业部关于改革农村商品流通体制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出台，国家开始实行计划与市场并行的双轨制，在以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下搞活市场，逐渐推行经济形式多样化、经营方式多元化、流通渠道多维化，从而减少流通环节，优化流通资源，提高流通效率。1984年底，进入市场销售的农产品范围逐步拓宽，统购统销的农产品类别不断减少（由180种减少到38种），越来越多的农产品的价格开始由市场供求决定。农产品流通从禁止到开放，逐渐实现了自由流通。

第二阶段（1985—1992年）：农产品流通由计划的统购统销，迈向计划-市场双轨流通和市场化流通，且市场配置的农产品的数量和范围进一步扩大，逐步占据主导地位。1985年，我国放开了批发市场，水果、蔬菜等农产品批发市场相继成立。统购统销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机制被彻底打破，形成了宏观调控下的农产品自由流通机制。1990年10月12日，第一家全国性粮食批发市场在河南郑州开业，标志着中国农产品流通市场化机制的启动，这也是经济体制从计划转变为市场的关键标志。1990—1992年，国家对部分农产品价格开始实行指导性定价，不断完善统购分销合同制，市场配置的农产品收购金额进一步扩大至90％以上，农产品购销进一步迈向自由化和市场化。

第三阶段（1993—2000年）：以市场为配置主体的农产品流通大市场确立。1993年2月《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发布，明确规定要积极稳步放开粮食价格和经营权，力争在2～ 3年内全面放开粮食价格。通过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拉动典型农产品的城市销地批发市场和农村产地批发市场的迅猛发展，跨区域、大范围和多品种的农产品批发市场逐渐形成。农产品批发市场成为最重要的农产品流通渠道，标志着中国农产品流通快速迈向市场化。

第四阶段（2001—2012年）：农产品流通持续深化改革。从流通体制、流通模式、流通渠道、流通组织等多方面改革创新；同时，农产品流通规模、质量、方式均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农产品电商模式。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影响是深远的，该事件推动了国内各产业快速变革。从农产品流通行业来看，流通模式多元化，流通渠道持续创新，农产品冷链体系逐步建立；中央对农产品流通的政策指向和引导趋向加强，如2004—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反复提及要创建、发展农产品的现代物流业，建设以冷藏和低温仓储运输为主的农产品冷链体系，建立以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为中心的农产品流通模式，通过创新流通模式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因此，在该阶段农产品流通中的物流行业犹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

1997年连锁经营模式引入中国，同年中国成立了连锁经营协会；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连锁零售业快速进入中国，连锁组织形式的各种类型超市快速发展，农产品流通的组织化程度迅速提升，农产品流通组织创新层出不穷；2001年启动“农改超”，国内出现了大量以生鲜为主的标准超市和大型综合超市，如永辉超市、重庆新世纪超市、湖南步步高、北京超市发和物美等；2002年，农业部出台《全国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规划》，开展“菜篮子”工程建设，不断推进作为农产品流通主渠道的批发市场的改造升级；2003年起，国家进一步把培训农村经纪人作为重要工作之一，与此同时，国家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及龙头企业成为农产品流通的主力军。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鼓励发展各类农产品专业合作组织，以规模化经营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同年，国家全面放开农产品收购和销售市场，我国农产品流通进入全面市场化阶段，流通体系更加健全，机制保障和政策调控进一步增强，农产品流通进入网络化和数字化时代，如出现了社区生鲜店——以生鲜品为主，满足居民日常买菜和肉等需要的、进入居民区的连锁店。2005年商务部启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和“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促进工程，同年中国第一家生鲜电商平台“易果网”成立，促进了农产品流通创新和发展，夯实了农产品流通基础，推动了农产品与电商的融合发展，构筑起农产品流通现代体系；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助推合作社加速发展，我国农业产业化由点及面，邮政物流企业、粮食流通企业、大型商贸流通企业是流通主体的有益补充。政府及行业协会作为政策制定者和体系保障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部每年支持各地举办30多场农业会展，初步形成了国际性、全国性、区域性相衔接，综合性、专业性相补充的会展营销体系。

在众多市场主体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不断完善，交易方式和流通业态逐步改进。农产品流通由过去传统集市贸易扩展到专业批发、订单购销、拍卖和期货交易等现代化方式，农资连锁配送发展势头良好；连锁经营、超市、便利店等新型业态逐渐走进农村日用消费品流通领域。

第五阶段（2013—2019年）：农产品电商成为农产品流通的重要渠道。2012年褚橙进京事件是农产品流通创新与变革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给农产品电商注入了发展的动力。2013年起资本及互联网巨头开始进入生鲜电商行业，比如当年阿里收购了中国第一家生鲜电商平台易果网；大部分生鲜电商平台主要成立于2013—2019年，如天猫生鲜、京东到家、多点、盒马鲜生、每日优鲜、百果园、永辉优选、大润发优选等，以生鲜电商为代表的农产品流通行业得到了充分发展，可以称为“生鲜电商黄金七年”，其中，2017年生鲜电商行业开始进入调整期，代表性的事件是“许鲜”倒闭。2017—2019年生鲜电商开始激烈竞争和重新洗牌，大量生鲜平台倒闭或者转型，而具有竞争力的头部生鲜电商逐渐形成，如京东到家、美团买菜、饿了么、多点、叮咚买菜、每日优鲜、盒马鲜生等。农产品流通模式和渠道由于商家间的激烈竞争得到了改进和完善，农产品流通线上线下模式不断完善，“盒马村＋盒马鲜生”模式成为农产品流通渠道和模式的典型代表。

第六阶段（2020年至今）：突发疫情加速线上农产品和生鲜电商融合，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协同程度不断加深，引发农产品流通渠道爆发式革新，农产品电商爆炸式增长，农产品直播进入快速增长阶段。2020年，生鲜电商规模首次突破千亿元，达到1 253.9亿元，线上渠道虽能为生鲜品牌化、标准化、规模化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通过多渠道融合与数字经济赋能农产品流通模式，规范农产品流通方式，激发农产品流通创新，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降低农产品的流通成本，但从整体来看，农产品流通中批发市场仍然居于核心位置。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农产品物流、冷链等配套行业发展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2020年农产品物流总额达到4.6万亿元，同比增长3％；2021年农产品物流总规模达到5万亿元；2022年达到5.3万亿元，农产品绿色物流成为这一阶段的一个特点。农产品流通一头连着农民生产，一头连着城镇居民的“菜篮子和米袋子”；不断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拓宽农产品流通渠道，创新农产品流通模式，突破农产品流通技术，实现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是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关键。

数字经济赋能农产品流通成为新时代农产品流通的时代特征。国家各类发展报告中多次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发展物联网，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作为现代流通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农村流通体系的不断完善与创新发展，对于乡村振兴及促进城乡市场衔接、发展农村经济等具有战略意义。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主体、流通客体、流通渠道、流通环境、流通管理和流通政策等方面深度融合，改变了农产品流通的质量和成本，将传统批发经销渠道裂变为线上线下全渠道，由单一渠道变为实体批发、“经销＋农产品电商＋农产品直播＋其他线上渠道”模式，数字技术加速农产品出村进城，加快了农产品集聚与农村流通市场融合发展；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消除了农产品供需市场信息的长期不对称而引发的流通功能失调，助力农产品价值和附加值的提升。数字经济发展使得城乡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农产品流通的客体由此发生变化。数字经济赋能农产品流通信息交互方式，通过各种类型的平台实现了供需信息的实时沟通与共享，拓宽了农产品流通的范围，实现了农产品从农户到海外市场的顺畅流通，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与此同时，数字经济赋能农产品流通体系，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挖掘农村消费潜力，有利于农村电商的发展。

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备受关注，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的重要历史任务，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1993年美国著名的农业经济学专家盖尔·约翰逊针对中国农业当时的情况曾经指出，农业现代化仅仅决定生产的组织方式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农业全产业链考虑，尤其是向农村提供充足的生产要素和农产品流通的自由，确保农民利益的自由选择。因此，农业现代化包括农业生产中的物质装备现代化和生产体系的现代化，同时也包括农产品流通的现代化。农产品流通现代化不仅可以改变农产品流通的方式和渠道，还可以倒逼传统农业进行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改革，进而提升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统筹农产品供给与农产品需求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障农产品实现供求均衡，发挥价格稳定和均衡的调控作用。因此，研究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部分，符合国情和农产品流通产业发展特点。新时代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研究是在数字经济、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背景下研究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水平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水平的评价、发展规律和发展态势，对进一步理解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内涵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对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量化研究偏少，而对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协同发展研究则非常稀缺，缺乏完整的框架，量化评价的指标体系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新时代农产品流通现代化在李崇光、赵晓飞于2016年出版的《中国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研究》的基础上被定义为：在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借助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实现农产品流通的创新发展，包括新技术赋能农产品流通设施、农产品流通组织、农产品流通体制、农产品流通方式等方面，从而实现农产品流通在不同阶段的变革和创新。新时代农产品流通现代化主要是指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在内的数字技术赋能农产品流通形成的现代化运营。本书从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耦合发展出发展开研究，探索数字经济和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耦合发展对农户增收的影响。

本书共包括八章内容。

第一章为文献综述，从数字经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及农民收入方面展开文献研究。①关于数字经济的文献综述主要包括数字经济内涵、构成特征、数字经济对各产业的赋能和数字鸿沟方面；②流通、农产品流通的文献综述包括农产品流通相关概念，农产品流通效率、农产品流通水平和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③农户收入的相关文献主要包括：农户收入的概念及构成，影响农户收入的主要因素如土地、资本、生产模式与结构、现代技术与服务、农产品流通模式，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如土地、资本、现代技术与服务及农产品流通模式；④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关系的文献综述主要包括：农产品流通数字化变革（包括互联网＋农产品流通、电子商务＋农产品流通、数字基础设施及保障）、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包括传统农产品电商流通渠道、农产品电商流通渠道变革、农产品电商流通渠道的运作机制及其意义）、农产品供应链优化路径（包括数字供应链构建、农产品供应链数字化意义及其结构）以及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关系的关系检验；⑤数字经济、农产品流通与农户收入的关系文献综述，包括从宏观层面研究三者关系的文献，如数字技术应用和农户消费的促进作用，也包括微观层面的研究文献——主要从数字经济如何作用于农产品流通的微观环节如采购、融资、运输、储存、终端销售等，如何提升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拓宽流通渠道等方面研究了数字经济、农产品流通与农户收入的关系。通过文献综述发现数字经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与农户收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促进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进而提升农民收入方面，而且国内外学者对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本书专门探索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耦合协同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可视为对现有理论的完善和推进。

第二章为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耦合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的文献计量，笔者运用Citespace软件对数字经济、农产品流通及农户增收相关研究领域的知网2000—2023年共24年的相关文献2 539篇以及WOS的1 229篇外文文献进行分析。2000—2023年中外文相关文献的数量持续增加，特别是2019—2022年文献量明显高于其他年份；而从外文文献来看，2000—2017年持续稳定增加，虽然2017年之后有明显波动，但是仍然呈现增长态势，于2022年达到峰值；从国家与机构合作网络分析可以看出相关文献主要源于中国、美国和英国，这些文献占据了总文献量的75％。通过研究关键词共线性发现国内该领域的研究重点较集中，形成了以数字经济和农产品流通为中心的研究体系；相比于国内，国外的相关研究关键词中心性较低，研究的集中度不高。从关键词聚类分析来看，农户收入、数字经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数字金融等聚类结构性较好。通过关键词突现分析发现，有20个关键词更突出，突出强度最高的关键词是数字经济，其次是农产品流通、农产品。英文中突现性最高的有15个关键词，其中agricultural product （农产品）、farm household （农户）突现性最高。从中外文献关键词突现强度和时间的比较不难发现，两者总体趋势保持较高的一致性和相似性。通过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耦合对农户收入影响的演进路径研究，发现中英文文献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的演进趋势基本一致。最后，通过词云更加直观地观测被研究对象的现状。通过文献计量研究，发现本书选题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且研究方法具有较强的严谨性。

第三章为数字经济指标构建、水平评价与动态演进。本章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发展环境、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4个维度选取合适指标并结合熵值法对我国2013—2021年数字经济水平进行测度，然后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σ 收敛、 β 收敛和俱乐部收敛深入探究了观测期内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分布动态、地区差异和收敛性特征。研究结果显示：①全国整体及四大区域数字经济均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省际差距在不断扩大，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梯式递减格局；②观测期内我国数字经济总体差异、区域间差异及其内部差异均表现出波动性下降趋势，而数字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主要源于四大区域间的发展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内部省份发展最不均衡；③数字经济发展表现出典型的 σ 收敛和 β 收敛特征，在将某些经济社会因素的区域异质性纳入考虑后，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多数地区的收敛速度；④数字经济发展存在跨区域收敛现象，目前已形成4个收敛俱乐部和1个发散组。

第四章为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指标构建、水平评价与动态演进。本章从农产品流通规模与效益水平、流通设施现代化、流通组织现代化、流通体制现代化、流通技术现代化等8个维度综合构建了我国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指标体系，并结合变异系数法对其进行了客观测算，随后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σ 收敛、 β 收敛和俱乐部收敛深入剖析了2013—2021年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分布动态、地区差异和收敛性特征。结果显示：①近年来，全国整体及4大经济区域农产品流通现代化发展进程缓慢几近停滞，但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势却愈演愈烈；②农产品流通现代化发展的地区差异主要源于4大区域间差异，其与总体差异呈波动性上升趋势；③全国整体和4大区域均不存在 σ 收敛特征，但除东北地区外普遍存在绝对 β 收敛，综合考虑政府财政支出等经济社会影响因素后，东北地区也表现出条件 β 收敛特征；④农产品流通现代化发展存在显著的跨区域收敛现象，目前已经形成6个收敛俱乐部和1个发散组。

第五章为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本章在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水平评价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在二者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下，通过构建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对其进行评价，并从其耦合结果在考察期内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讨其变化趋势及相关特征，结果表明我国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且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东中西阶梯式分布的特点。由此，本章更进一步地分区域对其时空跃迁的趋势进行分析，并通过可视化分析提高结果的可信度。最后，本章运用Tobit回归模型，选取相关变量对我国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回归结果与预期保持一致。

第六章为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耦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分析。首先，本章通过Dagum基尼系数对其耦合协调度差距的来源进行分地区检测，再通过对东中西地区耦合协调度的组间差距、组内差距以及超密度进行分析，发现造成我国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差距的主要原因来自组间差距。其次，本章利用Kernel密度估计进一步刻画了各地区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绝对差异的动态特征及其演进过程，以更好地展示中国各地区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耦合协调的发展水平、分布演化、延展性以及极化趋势。最后，本章采用莫兰指数对我国不同省份的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聚类结果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同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其空间效应进行了更精准的拆分，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各影响因素对我国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的具体影响机制。

第七章为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耦合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本章以数字经济赋能农产品流通现代化为切入点，结合2013—2021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深入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耦合协调对农户总体收入水平及其构成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①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显著促进了农户总体收入提升，在引入两种工具变量、使用PSM估计、替换指标评价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②在异质性方面，拥有强外商投资或高创新能力的省份更能发挥耦合协调度对农户总体收入水平的提升作用；从收入来源的角度来看，耦合协调度通过提升农户的工资性收入提升农户总体收入水平；③机制分析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在耦合协调度对农户总体收入水平的影响中起到遮掩效应；④进一步分析发现，耦合协调度与农户总体收入之间存在数字经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三类面板门槛，随着三者任一水平的提高，耦合协调度的农户增收效应呈现逐渐增强的非线性变化趋势。本章的研究结论为评估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协调均衡发展及其惠及农户群体的作用效果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也为探寻农户收入水平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第八章为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耦合对农户收入的政策效应。本章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政策作为推进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准自然实验，利用面板双固定效应双重差分模型完整评估了该项政策对农户总体收入水平及其四种构成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此项政策显著提升了长江经济带农户的经营净收入，但对农户总体收入水平、工资性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的影响有待增强，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模型、安慰剂检验后依然成立。针对上述结论，本章从加快培育区域代表性农业龙头企业、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和示范推广投入、鼓励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本书查阅了大量文献，对典型地区进行了走访和调研并搜集了大量数据，在此基础上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相关问题做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从多视角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耦合发展的态势，包括时空跃迁、影响因素等。基于此研究农户增收，是一种学术上的创新，为未来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为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和启示。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本书仍有很多问题未能触及，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杨海丽
202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