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本书创新点

本书可能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视角创新。从制度理论和跨国企业内部生产链条的细分视角对跨国企业行为模式进行了崭新的分析，在理论上构建了在华跨国企业和中国新兴跨国企业的绿色行为选择模式，实现了“污染天堂假说”和“波特假说”的理论融合。现有的理论往往立足于跨国企业在“污染天堂假说”下的区域选择模型，或者是基于“波特假说”强调跨国企业在绿色制度下的跨国企业转型升级问题，但未关注跨国企业内部价值链的全球重置和转型升级同时发生的情况。本书将制度理论、“污染天堂假说”、“波特假说”、组织双元性理论等多个理论进行综合，以制度理论为核心，将跨国企业的战略行为选择纳入中国绿色制度演进中，从金融制度、政府行为和法律制度三个维度，关注绿色制度压力对跨国企业的行为影响。同时，本书将跨国企业母国绿色知识水平和跨国企业自身绿色知识水平作为重要的调节变量，进一步区分了不同绿色知识水平的跨国企业在制度压力下绿色战略重构的不同模式，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创新。此外，本书的另一重要创新点是，在制度理论的核心视角下，创新性地融入了跨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内容。以往关于全球价值链在国际商务中的应用较少，而本书加入了关于跨国企业内部价值链的全球重置和转型升级的情况，将跨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融入时代背景，进而引出跨国企业污染外包和绿色创新的双元性理论，实现了理论视角创新。

（2）指标测度创新。以往对于跨国企业全球重构行为以及跨国企业绿色知识水平差异的研究不足，除了理论讨论不足之外，更重要的是缺乏对相关概念的可靠测量和代理变量，无法从大样本数据中得到可靠的经验证据来对相关理论命题进行验证和发展。针对这一问题，本书创新地构建了能够代表跨国企业全球重构行为和绿色知识水平的两大指标。首先，在跨国企业全球重构行为方面，本书立足跨国企业的全球化生产，将中间品进口行为作为跨国企业全球污染外包生产协作的测度，并创造性地测度了不同中间品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硫（SO ₂ ）排放水平，从而有效识别了跨国企业生产环节层面的污染水平，为研究跨国企业污染生产环节的转移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本书将进口来源国区分为不同的环境规制国家，进一步验证了在华跨国企业向其他低环境规制国家重置生产环节的过程。其次，在绿色知识水平方面，以往的研究往往选用跨国企业自身所具备的绿色专利数来衡量跨国企业绿色知识水平。然而这种衡量方法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容易忽略跨国企业母国绿色知识水平对跨国企业自身绿色知识水平的影响，同时也容易忽略跨国企业内部知识转移所带来的“母国优势”。鉴于此，本书分别构造了国家层面绿色知识水平和跨国企业层面绿色知识水平，为区分不同绿色知识水平的跨国企业提供了参考。

（3）研究方法和数据的创新。本书在国际商务的研究中，整合了可持续发展与生产链和价值链的相关文献，对在华跨国企业和中国新兴跨国企业进行微观实证研究，并综合运用了倍差法和工具变量法来获得较为可靠的经验证据，发现了在华跨国企业和中国新兴跨国企业典型的全球重构现象，并引入了大量的新数据开展研究。本书整理了全球绿色知识数据，识别了6位HS代码层面的中间品的生产环节的污染排放水平，整理了以跨国企业为主体的微观数据库。这些创新一方面使得本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现有的国际商务理论研究有启发意义，另一方面也为后续的相关问题的案例研究提供了可以对照的二手数据。 8FvN+EtdIUhkPPqHvU7P4evNHsma7MYNldxhFtPDWGOOuSwlMty350s1RfM4W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