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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Schumpeter首次提出创新理论以来，学术界围绕企业创新投资展开了大量研究，从多角度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产品市场竞争、机构投资者、分析师等外部环境因素和企业特征、治理结构、管理者特征等企业内部因素对企业创新投资行为的影响。
（1）外部环境因素
企业创新投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和政府创新政策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创新投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越高，无法预期的外部冲击下的经济走势越难以预测，企业管理者更容易产生悲观情绪，对研发活动信心萎缩，同时经济不确定性也会造成企业融资成本增加，研发活动资金不足，在信心受挫和融资约束的双重作用下，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创新投资 ［115-118］ 。政府补助方面，国内外学者对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形成了两种对立观点。一是认为政府补助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资。Guellec和Van（2003）、Hewitt -Dundas和Roper（2010）均发现政府补助能够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活动的积极性 ［119-120］ ，国内学者刘楠和杜跃平（2005）、宋砚秋等（2021）分别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和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也得出了相同结论 ［121-122］ 。二是认为政府补助会抑制企业创新投资。政府补助缩减了企业研发支出，进而导致企业创新绩效降低 ［123-124］ 。目前，已有研究大多表明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投资具有激励效应，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发挥内源融资渠道作用，将优惠资金企业内部化，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研发边际成本，从而提高创新投资动力 ［125-127］ 。但也有少部分研究认为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投资具有抑制效应，由于政府和企业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一些“伪高新企业”为迎合政策获取更多税收优惠可能会进行研发操纵，甚至出现寻租问题，研发操纵和寻租无法真正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最终将导致企业创新投资水平降低 ［128-131］ 。
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因具体的市场环境和市场条件而异 ［132］ ，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主要持三种观点。一是认为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市场竞争能够促使企业之间形成“知识竞赛”，而创新投资是企业在竞赛中占据有利地位的重要手段 ［133］ ，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技术进步更快 ［134］ 。产品市场竞争更能激发企业开展产学研创新来抵御竞争压力 ［135］ ，促进企业的实质性创新 ［136］ ，提高商业类国有企业的创新投资 ［137］ ，通过代理冲突缓解、管理层激励和信息透明度提高三条中介路径以提升企业创新投资水平 ［138］ 。二是以Schumpeter（1942）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产品市场竞争会抑制企业创新投资 ［139］ 。市场集中和垄断势力是企业开展创新投资的动力 ［140-141］ ，即市场竞争程度越低，企业开展创新投资的动力越强 ［142］ 。Cette et al．（2017）以OECD国家企业为研究样本，结果表明限制竞争可以提高企业创新投资 ［143］ 。Aamir（2013）以行业贸易加权平均汇率作为产品市场竞争的工具变量，发现竞争程度低的行业更具创新性。三是认为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投资之间呈倒“U”形关系 ［144］ 。Aghion et al．（2005）是持倒“U”形观点的代表人物，他以英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对创新的影响先升后降，是一种存在区间效应的倒“U”形关系 ［132］ 。国外学者Jefferson et al．（2006）、Peneder和Wörter（2014）以及我国学者樊琦和韩民春（2011）、李健等（2016）、徐晓萍等（2017）、孔令文等（2022）也相继证实了这种倒“U”形关系的存在 ［145-150］ 。
此外，学者们还将产品市场竞争进一步聚焦在进口市场，探究进口市场竞争对本土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并将其归纳为“逃离竞争效应”和“熊彼特效应”［151-153］。“逃离竞争效应”指本土企业通过提高创新投资来增强创新实力，从而避免由外国企业入侵导致的竞争损失。Bloom et al．（2016）认为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使得欧洲企业技术变革加快，并导致劳动力向高技术企业再分配 ［154］ 。张辉等（2022）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探究了地区进口竞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从供给端来看，地区进口竞争提升了企业人力资本素质和中间产品质量；从需求侧来看，地区进口竞争提高了当地消费水平并使得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在供给端和需求侧双重作用下，地区进口竞争能够促进企业创新 ［155］ 。Chen et al．（2017）发现中间品进口能够通过降低成本的知识溢出来提高企业研发强度 ［156］ 。“熊彼特效应”指受到外国企业的进口竞争后，本土企业市场份额被侵占，利润水平降低，从而不得不削减创新投资。Autor et al．（2020）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对美国制造业产生了冲击，进口敞口的增加加剧了竞争压力，进而抑制了美国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支出 ［157］ 。卢昂荻等（2022）以本地生产网络为切入点，发现生产要素可得性在间接进口竞争的作用下会得到提升，使得企业创新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158］ 。Liu和Qiu（2016）发现 2002年中国加入WTO后大幅削减进口关税这一事件导致进口竞争加剧，进而造成中国企业创新投资减少 ［159］ 。
机构投资者作为外部公司治理的一项重要因素，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创新投资通常具有促进作用 ［160-161］ 。一方面，机构投资者可以行使其监督权力。根据现代公司治理理论，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制衡有利于实现企业价值和股东财富最大化 ［162］ 。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强化股权激励、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抑制管理费用过快增长来提升企业创新投资水平 ［163］ 。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通常以企业长期绩效为重 ［164］ 。因其在资本市场上具有规模优势，机构投资者更容易获取企业信息，识别出那些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 ［165］ ，并且对创新投资成本和短期业绩波动具有一定的宽容性，从多个维度配置创新资源，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激励企业开展实质性创新 ［166-167］ 。学者们进一步探究了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差异化影响。刘宁悦和杨洋（2017）发现长期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168］ ；姜君臣（2021）认为境外机构投资者可以促进境外知识溢出到被投资企业，并且对被投资企业的监督更为有效，因而更能够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169］ ；韦施威等（2022）研究表明战略型机构投资者能够运用自身经验和专业素养提高创新投资管理，而财务型机构投资者因其收益与企业业绩关联性较小，甚至可能引导企业降低研发支出来满足其短期投资收益，从而对企业创新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163］ 。
相较于一般的机构投资者，风险投资机构具有独特的运行机制，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还在战略咨询、风险控制、上市融资、内部治理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多项支撑 ［170］ 。国内外诸多研究表明风险投资机构的介入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投资水平 ［171-175］ 。一方面，风险投资具有增值服务机制，可以辅助企业制定创新战略、为企业嵌入创新资源、协助企业管理创新过程，以其创新投资专长和经验为企业提供创新投资指导 ［176］ 。另一方面，风险投资具有监督控制机制，通过介入董事会和干预企业重大决策制定来参与公司治理、强化企业创新投资各环节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定创新投资项目科学管理体系，从而减少企业创新投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 ［177-179］ 。
分析师是资本市场中的重要信息中介，充当着上市公司“市场看门人”的角色，目前关于分析师对企业创新投资影响的研究大多基于两个对立假说——“信息假说”和“压力假说”［180-181］。根据“信息假说”，分析师通过收集和分析上市公司信息并发布研究报告，能够缓解外部投资者和企业以及股东和管理层两类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委托代理成本 ［182-183］ 。分析师的学科背景、执业能力和行业经历使其在解读企业创新投资信息时更具专业性，在评估企业创新活动的投资价值时更具参考性，因而有助于避免投资者因信息获取或理解不充分而低估企业创新投资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企业创新投资的意向 ［166］ 。“压力假说”则认为分析师容易增加管理者短期经营压力并引发管理者短期行为倾向。分析师对上市公司的盈余预测给管理者带来了更大的业绩压力，使得上市公司创新积极性降低 ［184］ 。当分析师预测企业业绩降低时，市场会迅速做出对该企业的负面反应，质疑管理层的经营能力，此时管理层往往会以牺牲短期业绩为代价来应对分析师的预测 ［185-186］ 。韩美妮等（2021）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呈倒“U”形关系，整体上分析师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资，但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边际递减，当分析师数量超过一定临界值时，分析师便会抑制企业创新投资，因此，分析师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同时存在“信息”效应和“压力”效应 ［187］ 。
（2）内部环境因素
企业创新投资行为随企业规模和所有权性质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Schumpeter（1942）提到企业规模对创新投资具有正向影响 ［139］ ，一是因为创新投资存在规模经济，创新投资活动越多，投资失败风险越能够被分散；二是因为规模大的企业更容易在金融市场筹集到资金，能够为企业开展创新投资活动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此后，国内外多位学者针对企业规模与创新投资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结论并不统一。Audretch和Feldman（2003）与Schumpeter（1942）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小规模企业相对而言在创新投资上更具有优势 ［188］ 。聂辉华等（2008）、董宁和金祥荣（2018）分别发现企业创新投资与企业规模之间呈先升后降的倒“U”形关系和先降后升的“U”形关系 ［189-190］ 。所有权性质是企业创新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 ［191］ 。我国国有企业不断深化研发合作，创新投资体系逐步完善，航天科技、兵器装备集团、中航工业等多家中央企业创新投资力度不断提高 ［192］ ，但也有学者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投资情况持悲观态度，认为国有企业创新投资激励不足，创新投资成功率和转化率均低于民营企业 ［193-194］ 。
创新投资随企业所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有所差异 ［195-197］ 。崔也光和唐玮（2015）研究发现成长期的企业创新投资力度增加，至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创新投资力度明显下降，即随着生命周期各阶段的递进发展，企业创新投资力度逐渐减弱 ［198］ 。范永芳（2011）探讨了中小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创新投资战略的侧重点，他认为初创期的中小企业创新能力薄弱并且面临生存困境，建议其可采用与科研院所合作创新或模仿创新战略；成长期的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有所提升，积累了一定的资源，可实施以提升产品竞争力为针对性的模仿创新战略；成熟期的中小企业无论创新能力、生产能力、营销能力等均处于峰值，可实施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战略；衰退期的中小企业资源闲置、人员流失、创新能力衰退，应采用跟随市场领头企业促进原有技术转型升级的模仿创新战略 ［199］ 。
组织控制理论认为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投资 ［200］ 。董事参与并影响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技术背景的独立董事可以发挥“专家效应”，更注重企业长期发展，通过整合内外部资源和提供专业化咨询来促进企业创新投资 ［201-203］ ，创新董事能够促使企业由“生产驱动”转型升级为“创新驱动”，其执行董事职能可以为企业创新提供制度供给，硬授权职能可以提升企业研发能力 ［204］ 。董事责任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董事的决策或行动提供“免责条款”，为企业开展高风险的创新投资活动营造良好条件 ［205-206］ 。股权结构是投资者权力制衡的体现，Francis和Smith（1995）认为股权越集中，越能够降低代理成本，从而有利于企业创新投资 ［207］ ；汤业国（2013）则持相反看法，认为股权分散化更有利于企业创新投资 ［208］ 。双层股权结构使得企业现金流权和控制权进一步分离，在维持企业控制权的前提下，有助于分散风险，避免管理层的短视行为 ［209-210］ ，整体上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投资 ［211］ 。股权激励对企业的影响有两种竞争性观点，即股权激励会加剧代理问题的“堑壕效应假说”［212］和股权激励能够减少代理成本的“利益趋同效应假说”［213］。基于“堑壕效应假说”，股权激励增强了管理者权力从而导致管理者利用创新资源过程中产生寻租问题，抑制创新成果转化 ［214］ 。基于“利益趋同效应假说”，适当比例的股权激励可以缓解管理者急功近利倾向，将更多精力用于企业创新投资活动，业绩型股权激励行权条件越严苛，企业越有可能实施技术引进策略 ［215］ 。
根据高阶梯队理论，企业创新投资决策受管理者个人特征影响。整体来看，管理者团队稳定性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原因在于拥有稳定的管理者团队的企业凝聚力更强，更容易产生长期预期，开展创新投资的意愿更为强烈 ［216-217］ 。女性董事或高管对市场和顾客的差异化需求更为了解 ［218］ ，因而在制定企业创新投资策略过程中能发挥积极作用 ［219］ 。过度自信是管理者对自身能力过于乐观的一种心理偏差，大多数研究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资 ［220-221］ 。管理者的人生经历能够塑造其思想和性格，并最终反应在其行为上。有过从军经历的管理者更具挑战精神，风险承担能力更强，能更好地应对企业困境和行业危机，因而更愿意进行创新投资 ［222-223］ 。管理者拥有海外经历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投资，相较于海外留学经历，海外工作经历对管理者的创新投资行为促进作用更强 ［224］ 。具有财务经历的管理者创新投资意愿更为强烈，这类管理者的财务专长所形成的“风险认知烙印”能够敏锐地识别投资风险，“融资能力烙印”有助于拓宽融资渠道 ［225-227］ 。管理者技术背景使其对相关领域的专业技术知识更为了解，更具前瞻性眼光，能够把握技术前沿，对研发过程中的风险能够提前预防和及时规避，因而能够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 ［228-229］ 。
（1）同群效应的内涵
同群效应的研究起源于社会心理学领域，指个体因与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群体发生相互作用，其行为或决策会受到具有相似特征的群体的影响，通过群体内个体间交叉互动而产生社会学习。Bühler和Anderson（1931）针对儿童社会行为中的同群效应进行了分析，这是关于同群效应的首次研究 ［12］ 。此后，Campbell和Alexander（1965）、Cohen（1977）和Kandel（1978）相继在研究中提及同群效应，并认为同群效应是选择和社会化过程中形成趋同结果的现象 ［230-232］ 。Hallinan和Williams（1990）、Delay et al．（2016）从心理学角度进一步明确同群效应本质上是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影响导致个体态度、认知或行为产生变化并逐渐趋同的一种社会心理过程 ［233-234］ 。Manski（1993）将同群效应系统地归纳为三种机制：偏好互动，即群体内其他个体的行为决策能够影响个体自身行为的偏好排序；期望互动，即个体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学习群体内其他个体的信息并改变自身认知；行为互动，即在对行为设置某些限制条件后，个体决策的选择范畴将被改变 ［4］ 。同群效应的广度和深度分别体现在模仿和学习行为形成的“社会乘数效应”以及因同群成员压力而出现的“点名效应”［235］。近年来，同群效应的研究逐步延伸至经济和企业管理领域，相关文献通常将企业财务决策同群效应视为在行业、地区等一定可比范围内，企业财务决策的内生互动过程；企业间财务决策相互影响从而表现出趋同的特征 ［7，13-15］ 。企业财务决策的传统研究通常假设经济行为是个体独立决策的结果，同群效应这一研究视角在考虑个体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加入了“同群者”，是对经典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的补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同群企业识别方法
通过对企业同群效应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根据参照组的不同，同群企业识别与划分方法可以归纳为四种。一是将同行业企业视为参照组，依据企业的行业类型识别与划分同群企业。这是同群效应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范围界定方法。Leary和Roberts（2014）、张敦力和江新峰（2016）、吴娜等（2022）分别以是否处于同一行业为标准界定同群企业，研究了企业资本结构决策、投资决策、支付政策等财务决策的行业同群效应 ［7，236-237］ 。二是将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企业视为参照组，根据空间距离临近性识别与划分同群企业。陆蓉和常维（2018）、Tang et al．（2019）、李志生等（2018）和原东良等（2022）分别以是否处于同一行政地区为标准界定同群企业，探究了同地区企业违规、过度负债、创新投资等财务决策的地区同群效应 ［238-241］ 。刘喜和等（2020）认为以行政区划的方式来界定地区同群无法避免区域政策的外部冲击，因此提出以焦点企业为原点，以一定的空间距离为半径来界定同群企业的方法 ［242］ 。三是将某一网络范围内的企业视为参照组，根据社会网络、董事网络或分析师跟踪网络识别与划分同群企业。Fracassi（2017）以是否处于同一社会网络为标准界定同群企业，研究了财务决策的社会网络同群效应 ［243］ 。陈运森和郑登津（2017）以是否处于同一董事网络为标准界定同群企业，研究了企业投资的董事网络同群效应 ［244］ 。陈庆江等（2021）以是否处于同一分析师跟踪网络为标准界定同群企业，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分析师跟踪网络同群效应 ［245］ 。四是根据企业特征通过样本匹配识别与划分同群企业。赵颖（2016）在研究高管薪酬同群效应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识别同群企业 ［8］ 。孔德财和姜艳萍（2016）以同群主体的序值偏好来测度同群效应，以双边匹配主体满意度最大化为目标，构建优化模型，获得双边成对稳定匹配的模型最优解 ［246］ 。
（3）企业财务决策同群效应存在性
企业财务决策同群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投资、资本结构、高管薪酬、股利分配等方面。
①企业投资决策同群效应。一定可比范围内企业之间投资决策能够相互影响，因而存在着投资同群效应。Chen和Ma（2017）研究表明企业投资随同行业企业投资水平的提升而增加，体现为行业层面的社会乘数效应 ［6］ 。Dougal et al．（2015）按地区识别和划分同群企业，考察地区层面投资群聚现象，认为同群效应是导致投资群聚的一个主要因素 ［13］ 。江新峰和张敦力（2018）根据企业投资是向行业均值看齐还是向行业最高水平看齐，将同群效应进一步细化为跟随型和追赶型，发现我国上市企业具有行业跟随型同群效应 ［247］ 。此外，一些学者还探究了企业内外部因素对投资决策同群效应的干预。例如，权力越大的管理者在制定投资决策时越少借鉴和学习其他企业的投资经验，也就是管理者权力会弱化企业投资同群效应 ［236］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导致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使得企业更倾向于模仿和学习同群企业的投资决策，因而同群效应更为显著 ［248］ ；被给予良好评级的企业更倾向于开展投资活动，市场评级的高低影响投资决策同群效应的强弱 ［249］ 。
②企业资本结构决策同群效应。Leary和Roberts（2014）认为企业资本结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同群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的反应，规模越小和绩效越差的企业对同群企业资本结构决策越敏感 ［7］ 。国内学者对资本结构决策同群效应的研究多根据Leary和Roberts（2014）的思路展开。陆蓉等（2017）以资产负债率衡量资本结构，发现企业负债比率会随行业内其他企业负债比率的提高而提高，企业资本结构同群效应产生于“管理者声誉考虑”和“管理者信息学习”两种机制 ［250］ 。钟田丽和张天宇（2017）从“学习行为假说”和“动态竞争假说”出发，同样发现我国企业资本结构决策具有显著的同群效应，并且在负债水平变动方向和范围上具有不对称性 ［251］ 。连玉君等（2020）在资本结构决策同群效应研究中引入经济周期，发现企业资本结构同群效应在经济上行阶段更为明显，表现为顺经济周期变化 ［252］ 。He和Wang（2020）发现我国企业会根据同行杠杆率的变化调整资本结构，竞争更激烈、年轻公司更多、杠杆波动率更高的行业往往表现出更强的资本结构同群效应，市场份额较低、不支付股利、融资约束较高的公司更倾向于模仿同群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股权分置改革后资本结构同群效应更为明显 ［253］ 。
③企业高管薪酬同群效应。高管薪酬的制定一方面要参照高管的经营业绩；另一方面也要注意考虑市场中高管的薪酬差异，董事会通过和同行标杆进行比较来决定合适的CEO薪酬结构和水平 ［254］ 。Albuquerque（2009）研究表明美国上市公司在对高管经营业绩进行考核时，往往与同行业公司业绩进行横向比较，因此导致高管薪酬同群效应的产生 ［255］ 。随后，Albuquerque et al．（2013）发现同群效应对CEO薪酬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紧缩的劳动力市场 ［256］ 。赵颖（2016）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也存在高管薪酬同群效应，并且地区同群效应比行业同群效应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更为显著，同时高管薪酬同群效应有助于降低企业盈利风险，促进企业发展 ［8］ 。潘子成（2020）进一步研究表明环境不确定性越高、国有控股比例越低，高管薪酬同群效应越显著，短期来看，高管薪酬同群效应对企业发展具有正向作用，但中长期来看，高管薪酬同群效应会抑制企业发展 ［257］ 。
④企业股利决策同群效应。Popadak（2012）认为管理者的战略和行动偏见会导致企业股利支付具有行业层面的同群效应，具体体现在股利支付频率和股利支付规模上 ［258］ 。丁志国和李泊祎（2020）发现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政策具有地区同群效应，非领头企业、股价低估的企业和低成长性企业受同地区企业股利政策的影响更大 ［259］ 。冯戈坚和王建琼（2021）考察同一社会网络内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研究表明企业现金股利政策具有社会网络同群效应，具体体现在现金股利的分配意愿和分配力度上，企业社会网络中心度越高，现金股利政策的同群效应越显著 ［9］ 。Grennan（2019）进一步明确了同群效应对企业股利的影响程度，测算结果表明同群效应会使企业股息支付增加 15％，如果预期股息收益率为 3％，在同群效应作用下股息收益率将增加至 3.4％ ［260］ 。
此外，企业财务决策中的同群效应还存于信息披露 ［261］ 、绿色技术创新 ［262］ 、企业金融化 ［263］ 、社会责任承担 ［264］ 、数字化转型 ［245］ 等多个方面。
（1）管理者注意力与企业决策的关系
根据注意力基础观，管理者注意力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管理者对环境要素的选择性关注，是注意力配置的体现，在制定决策过程中管理者会将其重点关注的要素带入决策过程 ［19］ 。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管理者注意力会被配置在与决策相关的特定信息上，并对管理者权衡进一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20］ 。方案和决策议题相关情境的匹配性决定管理者注意力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是不是积极并且有效的 ［265］ 。管理者在制定决策时通常具有两种注意力配置策略 ［266］ 。一是“注意力分散策略”，即管理者将注意力尽可能分散到更多的与之相关的知识源上，并广泛地吸取其中的知识和信息。二是“注意力聚集策略”，即管理者将注意力集中分配在某些特定的知识源上，进行深度知识搜索和挖掘。于飞等（2022）结合网络密度研究发现，注意力聚集策略更有助于高密度网络中制造业的服务创新，而注意力分散策略更适合于低密度网络中制造业的服务创新 ［99］ 。Nadkarni和Barr（2008）将战略决策和管理者注意力结合起来，提出了高管团队战略决策新的洞见和框架，阐述了产业环境的改变会影响管理者注意力，同时管理者注意力会影响组织应对产业环境变化而做出战略决策的速度 ［85］ 。Cho和Hambrick（2006）基于航空公司放松管制背景，研究发现放松管制引起了管理者注意力转移，注意力在管理者团队变革与企业战略变革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83］ 。
（2）管理者创新注意力对企业创新投资行为的影响
Chen et al．（2015）将管理者创新注意力界定为管理者对创新相关问题的关注程度 ［21］ 。管理者创新注意力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管理者创新注意力直接影响企业的创新政策和对创新资源的承诺。关注创新的管理者更有可能制定创新策略来刺激企业创新实践并使其制度化，这些管理者对创新的选择性关注反映了他们对创新的信念 ［19］ 。第二，于管理者而言，创新刺激引起的注意力是显著并且新奇的。管理者产生创新注意力后将会重新思考企业及其所处的环境，对创新的注意力可能促使管理者向创新活动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 ［267］ 。第三，管理者通过在组织内进行沟通和从行动上支持或反对创新来改变组织整体对创新的注意力 ［19，268］ 。Siguaw et al．（2006）认为，注重创新的企业中，企业文化更倾向于以创业和客户为导向 ［269］ 。当企业建立起鼓励创新的组织文化时，员工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创造力 ［270］ ，此外，开放性的组织文化也有利于实现企业变革和创新 ［271］ 。Van de Ven（1986）将注意力视为管理者有限的认知资源，他认为应该对注意力进行有效管理，从而刺激企业创新，管理者注意力越多地指向创新，而非行政工作或薪酬等其他方面，企业就越有可能更具创新性 ［272］ 。Kaplan（2008）和Kaplan et al．（2003）认为在生物技术和光学技术产业中，管理者对新技术的关注影响了公司在 20年间获得的专利 ［84，273］ 。吴建祖和肖书锋（2016）考察了管理者的创新注意力转移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发现管理者将创新注意力从利用式转移到探索式可以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而从探索式转移到利用式会降低企业研发投入 ［274］ 。王则仁和刘志雄（2021）研究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会引起管理者的创新注意力，而创新注意力有助于激发企业提高创新绩效 ［275］ 。
（1）社会网络关系的内涵
社会网络关系是个体基于某些社会关系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网络系统 ［23］ 。社会网络关系的提出基于三大核心理论。一是强联结与弱联结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之间的强联结和弱联结分别是组织内部和外部的纽带，弱联结能够获取组织外部信息，因而在组织中具有扩大知识范围、优化知识结构、促进知识吸收的作用 ［107］ 。二是结构洞理论，该理论提出关系优势是重要的组织竞争优势来源，个体网络中心度越高，占有的结构洞越多，获取的知识和信息就越充分，组织的竞争地位也就更高 ［106］ 。三是社会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获取的新的权力、财富、声望等资源即为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关系是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社会网络规模越大，个体社会资本越丰富 ［276］ 。公司金融领域的文献多从董事网络、高管网络视角来研究企业财务行为。董事网络或高管网络指不同企业的董事或高管因任职而形成的正式联结关系，或因教育背景、宗教信仰、服役经历等而建立起来的非正式联结关系 ［277-281］ 。
（2）企业间社会网络关系对财务行为的影响
董事网络或高管网络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信息搜集和资源获取成本，为企业间信息流动和资源交换提供良好的渠道 ［244，282-283］ ，因而在企业绩效、投资效率、资金筹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企业董事网络中心度越高，IPO市场估值也越高，报价修正、IPO前媒体报道和IOP后股票表现都更为积极 ［284］ 。高管网络和董事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缓解企业投资不足问题，网络规模越大的企业投资效率越高 ［285-286］ 。董事网络中心和中介位置均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资，并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独立董事网络和非执行董事网络 ［287］ ，高管网络的各中心性也能够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288］ 。董事网络能够抑制代理问题和减少信息不对称，因而具有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董事网络关系强度和董事网络位置均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31］ 。与并购方处于同一董事网络的企业更可能成为并购对象，并购溢价更低，并且产生更好的长期并购绩效 ［289-290］ 。董事网络中心度越高则有助于纯技术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因而能够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越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制造企业发展质量更高 ［291］ 。企业处于高管网络或董事网络下还能够产生金融化、避税和捐赠等企业财务行为的同群效应 ［263，292-293］ 。
前文对企业创新投资行为影响因素、企业财务决策同群效应、管理者注意力、企业间社会网络关系方面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整体来看，现有文献对相关领域已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丰富且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本书的研究主题是基于同群效应的企业创新投资行为传导路径及经济后果研究，已有文献虽然对各分支领域进行了探讨，但并未就本书研究主题进行过系统分析，在将同群效应应用于企业创新投资行为的研究中仍然存在值得进一步探究的学术空白点，因此，基于以上研究现状，本书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首先，从同群效应视角探究企业创新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目前，将同群效应和企业财务决策相结合的研究已经表明将同群效应引入到对公司财务行为的研究是合理和可行的。从已有文献来看，有关创新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从宏观环境因素和微观企业因素展开。不可忽略的是，企业处于某些特定的群体，创新投资在群体内具有溢出效应，因而导致企业的创新投资行为并不是完全独立的，群体内企业之间往往存在着创新投资行为的互动影响。也就是说，除宏观环境因素和微观企业因素之外，群体内的其他企业也是影响企业创新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冯戈坚和王建琼（2019）、刘静和王克敏（2018）初步探讨了企业之间创新投资行为的互动关系 ［9，294］ ，但整体而言，针对企业之间创新投资行为同群效应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学者们尚未对其作用机理展开深入探究。
其次，将管理者创新注意力配置的焦点锁定在同群企业创新投资行为上。一方面，从管理者注意力相关文献来看，学者们大多研究了管理者创新注意力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但少有研究将管理者创新注意力配置的焦点锁定在其他企业的创新投资行为上。另一方面，目前已有研究未探讨过企业之间创新投资传导过程这一问题，不仅如此，在关于其他财务决策的同群效应研究中，学者们也多止步于财务决策同群效应这一特征的发现，对其作用路径的探讨几乎是空白的。企业之间创新投资行为的互动影响是一个复杂过程，探寻企业之间创新投资行为互动影响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创新投资行为同群效应，并发挥其创新驱动的重要作用。因此，基于以上两方面，从管理者注意力视角探究企业创新投资行为互动影响过程，将管理者注意力作为联结企业和同群企业的关键环节，即将注意力的“引发点”和“作用点”串联成一条路径，是有望实现较大创新的。
再次，将企业社会网络关系纳入企业创新投资行为互动影响过程的研究。在社会关系网络化的背景下，企业财务行为会受到其所处社会网络关系中诸多因素的影响，学者们肯定了社会网络关系对企业财务行为的积极影响，但并未将其引入企业财务决策互动影响路径的研究。已有文献多从董事网络或高管网络的角度探究社会网络关系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诸如企业管理者之间的校友关系或老乡关系所构建的社会网络对企业财务行为影响效果的研究较为匮乏。另外，文献大多仅研究某一种社会网络关系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并未系统化地将多重社会网络关系纳入同一研究问题，探究不同社会网络关系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差异。从以上三方面考虑，将多种社会网络关系纳入企业创新投资行为互动影响过程的研究是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际研究价值的。
最后，强化同群效应经济后果的研究。从企业财务决策同群效应的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探讨了资本结构、投资、并购等多种财务决策的同群效应，研究思路较为一致。将研究的重点多放在同群效应这一现象上，多是分析各种财务决策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对财务决策同群效应将会对企业产生何种经济后果的探究相对薄弱。仅从存在性角度研究财务决策的同群效应是不够的，只有明确了同群效应的经济后果，才能体现对同群效应这一现象的研究意义。因此，在企业创新投资行为同群效应的研究中，进一步明晰创新投资行为同群效应的经济后果是有必要的，有助于深化创新投资同群效应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