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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息不对称的内涵
起源于 20 世纪初的有效市场假说理想化地认为市场中的信息是及时、准确和充分的，市场参与者均能无差别地获取同质信息，并且无须付出额外的信息获取成本。随着信息经济学的逐渐发展，人们发现，现实交易中信息搜集和处理会耗费大量成本，各市场参与者所掌握的信息并不完全相同 ［24］ 。信息获取的多寡会影响参与者在市场中的地位。获取较多信息的一方处于信息优势地位，更容易根据已掌握的信息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获取信息相对匮乏的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由于难以获得完备信息，经济行为不确定性更高。信息获取程度不同而导致市场参与者行为差异的现象即为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现象。
（2）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起源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kerlof、Spence和Stiglitz三位经济学家分别从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领域系统阐述了信息不对称引发的诸多不合理现象，成为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奠定者。Akerlof（1970）开创了研究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先河 ［25］ ，他分析了二手车交易市场中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认为二手车交易中卖方往往比买方掌握更多的与车辆质量相关的信息，卖方为促成交易会选择性地隐瞒车辆质量的负面信息，买方因处于信息劣势通常会根据市场上二手车的平均质量来制定支付价格。这便导致处于信息优势地位的卖方将质量较差的二手车出售给买方。买方支付的价格越低，卖方出售的二手车质量也随之更低，从而使得质量好的二手车退出市场，这就产生了“柠檬市场”和逆向选择问题。随后，Spence（1974）以劳动力市场为研究对象，他发现为了缓解能力弱的求职者将能力强的求职者驱逐出应聘市场这一逆向选择问题，处于信息优势地位的求职者可以向处于信息劣势地位的招聘部门发出市场信号，从而以信息传递的方式解决招聘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26］ 。Stiglitz（1985）研究了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他认为市场中的参与者未能充分掌握资产价值信息，因而由信息不对称产生了利益冲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规避金融市场成为“柠檬市场”的信息甄别模型，该模型通过设计两类保单甄别客户的风险信息 ［27］ 。
（3）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途径
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是指市场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为谋求利益通常会操纵或隐瞒信息，使信息劣势一方难以做出合理决策，进而引发价格扭曲，出现劣质产品驱逐优质产品的现象。道德风险通常指合同签订之后，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为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信息劣势一方利益的行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都会导致市场效率降低 ［28］ 。为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影响，学者们从多个方面提出了缓解信息不对称的应对方案。例如，引入商业性担保机构、政策性担保机构或向金融机构提供抵押品来缓解信贷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 ［25，29-30］ ，注重董事关系网络投资可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31］ ，提高会计信息形式质量可以改善会计信息披露环境进而缓解企业和会计信息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32］ ，强化管理层盈余预测和进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可以缓解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 ［33-34］ 。
（1）组织学习的内涵
组织学习（organization learning）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March和Simon（1958）的研究中，他们认为组织学习是企业构筑和拓展知识的基础，外界环境的变化会使企业有计划地实施组织结构变革，组织学习是企业对其所处外部环境的适应 ［35］ 。随后，Argyris和Schon（1978）系统性地对组织学习进行了阐述，他们提到学习者、学习过程和学习产物是构成组织学习的三个基本要素，并将组织学习界定为组织识别错误后，修正组织行为并将修正后的结果保存在组织记忆中，进而不断更正错误的过程，即组织“发现错误→修正错误→构建新的组织形式” ［36］ 。Argyris和Schon（1978）的研究标志着系统化开展组织学习理论研究的起点，此后组织学习理论逐渐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并随之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Filo和Mlyes（1985）、Stata和Almond（1989）、Huber（1991）、Crossan et al．（1999）、Gherardi和Nicolini（2000）、Zahra et al．（2000）等国外学者都对组织学习的研究进行了深化和拓展 ［37-42］ 。20 世纪 90年代，组织学习理论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陈国权和马萌（2000）、于海波等（2007）、吴士健等（2017）以及董佳敏等（2021）研究了组织学习作用机制，拓展了组织学习模型，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43-46］ 。国内外研究学者因学术背景和研究领域存在差异，因而在对组织学习进行定义时侧重点各不相同，表2.1 中梳理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组织学习的定义。
表2.1 组织学习的代表性定义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所得。
（2）组织学习的类型
学者们对组织学习内涵的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因而对组织学习划分的类别也存在差异。Argyris和Schon（1978）、Argyris（1982）以学习深度为标准将组织学习划分为单环路学习（single-loop learning）和双环路学习（double-loop learning），单环路学习通过调整组织行为来实现组织目标；双环路学习则在调整组织行为的基础上审视组织目标的适当性 ［36，47］ 。March（1991）提出了一种更为典型并且应用更广泛的组织学习划分方法，他认为组织学习可划分为利用式学习（exploitive learning）和探索式学习（exploratory learning） ［48］ 。利用式学习是对已有战略、技术或流程的改进；探索式学习则侧重冒险和创新，是对已有战略、技术或流程的颠覆式改变。Lichtenstein et al．（2003）、Lumpkin和Lichtenstein（2005）认为组织学习可分为认知学习（cognitive learning）、行为学习（behavioral learning）和行动学习（action learning） ［49-50］ 。认知学习是一种变革式学习，强调知识创造，使组织具备独特的竞争优势；行为学习是一种渐进式学习，指组织依据自身所具有的或外部获取的经验来改变组织架构、技术或系统等；行动学习是一种兼具变革式和渐进式特点的学习过程，指以增强组织能力为目标，通过改变个体的信念和行动来改变个体的言行偏差。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对组织学习做了其他维度的分类，如Fiol和Lyles（1985）将组织学习划分为低阶学习和高阶学习 ［37］ ，Lyles和Schwenk（1992）将组织学习划分为经验学习、模仿学习和创造学习 ［51］ ，Dodgson（1991）将组织学习划分为战术学习和战略学习 ［52］ ，Boerner et al．（2001）将组织学习划分为搜索学习、科学学习和知识溢出学习 ［53］ 。
（3）组织间学习
随着对组织学习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除单一组织内部学习外，外部组织的经验或行为也是组织学习的对象，可以为组织带来补充性知识。组织通过和外部组织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可以获取更多的异质性信息和资源 ［54］ 。因此，跨越组织边界的组织间学习逐渐引起学者们的重视，组织学习理论从先前的关注内部学习转为关注组织之间的相互学习 ［55-57］ 。组织间学习呈现出相关知识清晰化、组织间共享信息及信息内部化到另外一个组织的演进特征 ［58］ 。
关系学习是组织间学习的重要形式 ［58-59］ 。Selnes和Sallis（2003）最早提及关系学习的概念，他们从营销渠道领域定义了关系学习，认为关系学习是供应商和分销商之间共享信息、解读信息、记忆信息、改变行为进而创造更大价值的过程 ［59］ 。关系学习强调组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62］ ，涵盖信息共享、信息共同解读和信息特定关系记忆三个维度 ［59，61-62］ 。关系学习是组织获取外部知识和资源的重要渠道 ［62-63］ ，可以有效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对组织的负面影响 ［59］ 。Lai et al．（2009）认为关系学习是组织的战略性资产，具有网络关系或合作关系的组织之间互相学习，可以促使组织创造更大价值，产生更强的竞争优势 ［64］ 。目前，除营销 ［59］ 、供应链 ［65］ 、客户 ［66］ 等情境外，学者们已将关系学习的研究视角扩展至企业创新领域，并认为关系学习是企业促进产品研发、提高创新能力进而提高核心竞争力的一种重要途径 ［67-70］ 。
（1）早期高阶梯队理论
卡内基学派的理论学者提出，复杂决策很大程度上是行为因素的结果，而不是对经济优化的机械追求 ［35，71］ 。在此基础上，Hambrick和Mason（1984）提出了企业管理领域中著名的高阶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 ［72］ 。高阶梯队理论打开了组织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即组织管理者特别是其最高管理者，Hambrick和Mason（1984）认为组织战略和组织效力是高层管理者价值观和认知基础的反映，管理者面临的内外部客观环境是复杂的，其认知基础和价值观为其进行战略决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72］ 。基于对管理者的心理特征不易测度、某些可观测的人口特征（如任期、职业背景等）难以用心理特征替代、竞争环境中需要分析竞争对手的可观测特征这三方面的考虑，Hambrick和Mason（1984）将理论的重点放在可观测的人口特征对战略决策的影响上，这些可观测的人口特征包括管理者的年龄、任期、职业经历、受教育程度等 ［72］ 。该理论的核心部分是将高层管理者的特征描述为战略决策的决定因素，并通过这些战略决策影响企业绩效。Hambrick和Mason（1984）构建的高阶梯队理论模型如图2.1 所示。
图2.1 高阶梯队理论模型
针对管理者可观测的人口特征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Hambrick和Mason（1984）提出了一系列命题 ［72］ 。具体包括：①高层管理者年龄越小，越倾向于采取产品创新、不相关多元化、增加财务杠杆等冒险型战略决策，企业盈利能力相较于行业平均水平而言成长性和变动性更大。②如果高层管理者具有销售或产品研发背景，企业战略决策将更倾向于产品创新、相关多元化、广告和前向集成，即寻找新的领域、调整产品和市场；而如果高层管理者具有生产、工程控制或财务背景，则企业战略决策更倾向于自动化、新建工厂和设备以及向后集成，即重点提高生产效率。③高层管理者职业背景越丰富，越利于企业开展非相关多元化。④高层管理者任职年限与企业不相关多元化或产品创新战略决策呈负相关关系，相较于动荡环境，高层管理者任职年限更有利于稳定环境中的企业提高盈利水平。⑤高层管理者接受正规教育的数量（而非类型）与企业创新呈正相关关系，整体来说，与管理者未接受正规教育的企业相比，接受正规教育的企业绩效相对更好。⑥高层管理者是来自较低的社会经济群体的企业倾向于采取收购和不相关的多元化战略，这些企业将比那些管理者来自更高社会经济阶层的企业经历更大的增长和利润变化。⑦企业盈利能力与高层管理者所拥有的股份比例无关，但与高层管理者通过工资、奖金、期权、股息等从企业获得的收入在其收入中的占比呈正相关关系。⑧同质化的管理团队会比异质性的团队更快地做出战略决策；在稳定的环境中团队同质化与企业盈利能力呈正相关关系，而在动荡的环境中团队异质性与企业盈利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2）高阶梯队理论的发展
Hambrick和Mason（1984）将企业客观环境、高阶梯队特征、战略决策、绩效表现进行了系统整合，提出了高阶梯队理论框架，为高阶梯队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2］ 。随后，高阶梯队理论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逐渐丰富。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学者指出了高阶梯队理论的缺陷，但这也促使该理论框架不断发展和完善。例如，Lawrence（1997）认为人口统计指标的使用使人们对驱动高管行为的真实心理和社会过程感到困惑，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黑盒问题” ［73］ 。Smith et al．（1994）和Simons et al．（1999）等学者试图打开这个“黑盒”，研究了在高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高管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的心理和社会过程 ［74-75］ 。
在高阶梯队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改进是引入了管理自由裁量权和高管工作要求这两个重要的调节因素 ［76］ 。战略管理领域的传统的观点是高层管理者极大地影响着组织，而人口生态学和新制度理论的竞争性观点认为，组织具有极强的惯性并受到一系列惯例和规范的约束，因而高层管理者对组织的影响微乎其微 ［71-78］ 。为调和这两种对立观点，Hambrick和Finkelstein（1987）在模型中引入了管理自由裁量权。他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有条件成立的，取决于管理自由裁量权的大小，而自由裁量权的大小取决于环境条件、组织因素以及高层管理者自身 ［79］ 。管理自由裁量权对高阶梯队理论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高阶梯队理论对组织绩效的预测与管理自由裁量权的存在程度成正比，管理自由量裁权是高阶梯队理论预测组织绩效的关键调节因素 ［80］ 。Hambrick et al．（2005）在高阶梯队理论模型中引入了另一个调节因素——高管工作需求 ［81］ 。他们认为肩负繁重工作任务的高层管理者往往会产生走捷径的心理，即依靠过去尝试过或看到过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这些高层管理者的战略决策反映了他们的背景和性格。相反，工作需求低的高层管理者在分析和决策方面可能考虑得更全面，战略决策更符合他们所面临的客观条件。
（1）注意力基础观的内涵
Simon（1947）首次在管理学中引入注意力（attention）这一概念，他认为管理者是非理性的，组织行为是一个认知过程，组织决策是人类有限的能力和组织对个人注意力影响的结果，管理者决策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配置注意力 ［16］ 。早期学者主要从内容和过程两个角度来对注意力进行界定。从内容角度来看，注意力可以解释为制定决策时占据管理者意识的重要刺激因素 ［17］ ；从过程角度来看，注意力是管理者将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配置给与决策相关的影响因素的过程 ［18］ 。
继Simon（1947）提出注意力这一概念后，Ocasio（1997）在 Towards An Attention - based View of the Firm 中正式提出注意力基础观（attention -based view），通过程序、沟通渠道和注意结构相关概念，明确地将个人信息处理与组织结构联系起来 ［19］ 。Ocasio（1997）在Simon（1947）的基础上对注意力的表述进行了延伸，将注意力视为一个由个人、组织和环境塑造的多层次过程。注意力基础观将组织视为注意力配置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决策者的认知和行动取决于其所处的特定组织环境或情境。
Ocasio（1997）将注意力定义为决策者对议题和答案的关注、编码、解释以及集中投入时间和精力的过程，其中，议题指基于对环境的理解而需要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机会和威胁等；答案指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如建议、惯例、计划、项目和流程等 ［19］ 。这一观点基于三个互相关联的前提：①注意力焦点，即决策者做什么取决于他们关注什么议题和答案。②注意力情境，即决策者关注什么议题和答案以及决策者做什么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特定情境。③注意力配置，即决策者发现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特定情境中以及如何参与其中，取决于组织的规则、资源和社会关系如何调控议题、答案，以及决策者在具体活动、沟通和程序中的配置。这三个前提是决策者配置注意力的基础：首先，个体认知层面上，注意力焦点将注意力处理过程与个体认知和行为联系起来；其次，社会认知层面上，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注意力情境强调了情境在决策者注意力中的重要性 ［82］ ；最后，组织认知层面上，注意力配置建立在组织决策、战略制定和认知人类学的研究和理论基础上，解释了企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如何调节和引导议题、答案和决策者进入构成决策的情境的活动、沟通和程序。
（2）管理者注意力的测度
管理者注意力如何测度是注意力基础观研究的难点。21 世纪初，国外学者对注意力基础观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理论研究的快速发展促使学者们开始探究如何衡量管理者注意力，以使其能够用于范围更广的实证研究，解决更多的企业实务问题。在这一阶段，国外学者们相继提出了多种管理者注意力的测度方法，以此奠定了管理者注意力测度的基础。
本书将国内外学者提出的管理者注意力测度方法进行了梳理，见表2.2。管理者注意力测度运用最为广泛的是文本分析法。Cho和Hambrick（2006）最早提出对企业发布的“致股东的信”这一体现管理者认知和战略的公开信息进行文本分析，以此测度管理者注意力 ［83］ 。此后，Kaplan（2008）、Nadkarni和Barr（2008）、Eggers和Kaplan（2009）、Bouquet和Birkinshaw（2011）等国外学者也相继运用“致股东的信”文本分析法对管理者注意力进行了测度 ［84-87］ ，因此“致股东的信”文本分析法成为国外学者测度管理者注意力最为经典的方法。国内学者对注意力基础观的研究开展较晚，一些学者也借鉴了Cho和Hambrick（2006）等提出的文本分析的思路 ［83］ ，但考虑到我国并未强制要求企业披露“致股东的信”，因此国内学者文本分析的资料多采用上市公司年报或年报中的部分内容 ［88-90］ 。除此之外，国内外学者对管理者注意力的测度还运用了访谈法、案例分析法、调查问卷法等传统方法以及数据包络分析法等。
表2.2 管理者注意力测度方法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所得。
（1）嵌入性理论的内涵
嵌入性理论（embeddedness theory）是新经济社会学的重要理论之一，该理论的研究起源于Polanyi（1944） ［100］ ，形成于Granovetter（1985），而后逐渐进入完善和成熟阶段 ［101］ 。制度经济学家Polanyi（1944）首次在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中提出“嵌入性”概念，他认为人类经济是嵌入在制度环境中的，互惠、再分配和交换是经济活动的三种形式，这三种经济活动嵌入形态因制度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100］ 。19 世纪之前，市场经济尚未形成，经济行为产生于非经济因素，并嵌入社会和文化之中，主要表现为互惠和再分配形式。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经济活动由市场交换价格决定，遵从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这种市场交换机制使经济活动从社会和文化中分离出来，经济行为表现为“去嵌入化”。Polanyi（1944）虽然提出了“嵌入性”这一概念，但“嵌入”一词出现的频率很低，同时他并未系统化地阐述嵌入性理论的内涵及特征，因而当时学者们并未对Polanyi（1944）的嵌入性思想产生浓厚的兴趣。
随着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厘清行为和制度如何受社会关系的影响是需要重点突破的问题。Granovetter（1985）推动嵌入性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文章成为嵌入性理论研究的创新之作 ［101］ 。Granovetter（1985）批判了新古典主义理论“社会化不足”（undersocialized）和社会学理论中“过度社会化”（oversocialized）的观点。他认为“社会化不足”和“过度社会化”的错误之处在于二者都忽视了社会关系的持续结构，而对复杂经济行为的解释必须考虑它在这种结构中的嵌入性。他认为将个体的决策和行为从其所处的社会情境中剥离出来是违反社会现实的，并且忽视了网络在个体决策和行为中的作用，个体既不完全受限于社会，也不完全脱离于社会 ［101］ 。与Polanyi（1944）存在一定差异，Granovetter（1985）重点关注的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经济行为嵌入社会关系结构的程度，他对“嵌入性”的界定强调“适度社会化”，即经济活动适度嵌入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是一个人际互动的制度化过程，并且人际互动中的信任是经济活动开展的基础 ［101］ 。此后，经济学、社会学和组织理论的学者们迅速对嵌入性理论展开研究，并将其运用于区域经济、战略管理、企业绩效等领域 ［102-105］ 。
（2）嵌入性理论的分析框架
在嵌入性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学者们就其所研究的不同主题和背景将嵌入性按不同标准进行了划分，形成了针对嵌入性理论的多种分析框架。其中，最为经典和受认可度最高的是Granovetter（1985）将嵌入性理论划分成的结构嵌入性和关系嵌入性分析框架 ［101］ 。结构嵌入性借鉴经济学中的网络分析相关理论，以网络关系中个体之间相互联系而形成的总体结构为研究出发点。从网络整体来看，结构嵌入性关注个体所构成网络的整体效果和结构；从网络节点来看，结构嵌入性强调个体在网络中的结构位置。Burt（1992）在Granovetter（1985）的基础上提出“结构洞”概念，结构洞的数量和结构洞的位置决定了个体在网络信息传递中是否处于有利地位 ［106］ 。关系嵌入性以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为理论基础，指个体基于互惠预期而形成双向关系，进而使个体行为嵌入在其所处的关系网络中。关系网络对个体的影响程度可通过关系网络的内容、方向、强度和延续性来进行衡量。另外，网络参与个体的互动频率、亲密度、相互服务情况和关系维持时间可以用来测度联系的强弱 ［107］ 。关系嵌入性可以促进网络中个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交换以及个体之间以互惠为基础的合作。除此之外，国内外多位学者也根据其研究的主题将嵌入性划分成了多种不同的分析框架，本书将这些分析框架进行了整理，如表2.3 所示。
表2.3 嵌入性理论分析框架
表2.3（续）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