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四十余年的增长，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然而，在经济增长的背后，“结构性失衡”“重复建设”“行业投资过热”“产能过剩”等问题逐渐显现，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为了适应这一变化，我国政府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而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本书着重对国有企业的创新问题展开分析。

高管是企业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因此，对高管进行激励是缓解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手段。激励形式分为物质上的激励和精神上的激励。一方面，国有企业高管是企业的“经理人”；另一方面，部分国有企业高管具备行政级别，即具有“准官员”身份，因此激励形式对于具有双重身份的国有企业高管而言，更加多样化。国企高管可以在企业内部获得晋升，获取更大的企业决策权，另外，其同时具有行政级别，有机会进入行政机构成为政府官员，因此，作为重要的激励方式，晋升激励对国有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不容忽视。另外，治理环境对于经济主体的行为动机、经营决策，以及经济主体的经营成果、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因此，本书从“人性假设”出发，结合我国制度背景和国有企业高管身份特性，分析并论证了晋升激励是对国有企业高管一种重要的隐性激励形式；通过文献梳理、现实情境分析，分析晋升激励下国有企业高管可能的行为模式，总结归纳出国有企业高管晋升的路径，基于此，分析晋升对创新投资的影响；基于制度理论，分析外部治理环境对高管晋升与创新投资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高管存在两条可能的晋升路径，即职业路径、行政路径。国有企业高管为了获得晋升，会抑制创新投资。政府干预较弱、法治水平较高时这种抑制的效果会减弱。本书对于丰富我国国有企业创新问题的研究，以及国有企业高管激励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对于促进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也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本书对于国有企业高管激励问题的研究结论，也可为其他企业创新提供帮助。

顾春霞
2024 年 12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