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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简称“医改”）历程和相关政策。
（2）了解重庆医改事件发生始末、各政策相关者的态度。
（3）能够运用公共政策过程视角分析案例事件。
（4）学会界定公共政策问题，掌握政策议程的构建过程。
（5）分析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评估。
（1）要求了解和掌握的知识：我国的医疗体制和相关医改政策，公共政策过程的定义，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政策议程的构建，公共政策方案的规划，公共政策合法性，公共政策执行、评估和终结。
（2）仔细阅读和理解案例材料，完成案例中的题目。
一、事件发生背景
医改永远在路上。我国医疗体制经历了较长的改革历程。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着眼于逐步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对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进行了部署。2006年9月，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原卫生部任双组长单位、11个部委参加组成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协调小组。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200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向社会公布。
《意见》的内容主要包括：充分认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完善医药卫生四大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完善体制机制，保障医药卫生体系有效规范运转；着力抓好五项重点改革，力争近期取得明显成效；积极稳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重庆医改七天夭折事件发生的背景就是2012年9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原卫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出《关于推进县级公立医院医药价格改革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快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步伐。在这之前，重庆市执行的医疗服务价格是2004年推出的。其间，物价不断上涨。无论是医疗技术还是医疗服务成本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医疗收费一直没有调整，部分大型医用设备如计算机断层扫描（CT）、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EC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ET－CT）、磁共振等检查和检验类项目价格偏高，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医疗费用负担，而如诊查、治疗、手术、护理、中医特色服务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偏低，难以体现医务人员所提供的医疗服务的真实价值。
在此背景下，重庆市物价局从2012年开始就着手启动了新版医疗服务价格的制定工作。2015年3月25日到3月31日，重庆市启动了以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为内容的医改，目的是破除“以药补医”、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但是，此次医改仅持续了七天便宣告结束。
二、事件发生过程
2015年3月13日，重庆市政府网发布消息，出台实施《重庆市医疗服务项目价格（2014年版）》。3月15日，重庆市物价局、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发通知，要求重庆市相关医疗单位从3月25日起执行新的价格标准。3月25日，新的价格标准正式执行，降价类项目涉及1309项，提价类项目涉及6577项。此次医改的主要内容是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增减平衡”的基本原则，对全市9128个医疗服务项目中的7886项价格进行结构调整，其中大型设备检查、检验类项目价格降低25％，诊查、护理类项目价格提高30％，治疗、手术类项目价格提高13％，调增总额7.07亿元，调减总额7.09亿元，增减额相抵－200万元，总量基本平衡。由此，重庆医疗改革拉开序幕。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该改革一出，重庆市政府就面临了一场公共危机。3月31日，在重庆市政府办公区附近，上百名尿毒症患者及其家属抗议肾脏透析费上涨。
4月1日下午3点，重庆市相关部门召开全市电视电话会，通知本次价格调整停止，恢复到3月25日前的标准，并要求各大医院对新标准执行以来多收取的费用在两周内及时退还给患者。
4月2日，重庆市物价局、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表示，这次医改是“我们调查研究不够深入，听取公众意见不够广泛，考虑不周”。
因为此次重庆医改不仅大幅增加了部分疾病治疗者的经济负担，并且引起了部分患者的强烈反对，所以仅运行7日就被叫停。
三、各方对医改的反应和态度
（一）患者的反应
对这次医疗改革体会最深刻的是病患家庭。2015年3月26日，某网络论坛发布了一篇题为《重庆医改，重症家庭无法承受之痛》的帖子，以一名尿毒症患者的身份诉说此次医改给其带来的影响：“今天是重庆新版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执行的第二天，之前都说医改前后相差不大，会减轻病人经济负担。以这样的改革现状，不光是尿毒症患者，90％以上的重病患者都会因为支付不起巨额医疗费而成为家庭的无法承受之痛”。其点击量多达155749次，评论回复信息有1600多条。3月31日14时，数百名尿毒症患者及其家属自发聚集在重庆市政府办公区附近拉起横幅抗议，造成多处交通堵塞。
（二）网友的反应
网络平台不仅让民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度更高，而且使信息的发布更及时。在病患家庭借助网络发表帖子以表达不满之时，各路网友也纷纷以网络平台作为话语表达平台对此次医改进行讨论。此次医改实施后的第一天，就有不少网友指出，挂号的费用从几元涨到十几元、二十几元甚至更高，静脉穿刺从50元涨到了500元，普通B超从190元左右涨到330元，原本是一套的B超项目现在要拆分成很多项目来单独收费。
（三）医生的反应
重庆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增减平衡”的原则发布了《重庆市医疗服务项目价格（2014年版）》，展开了以对接新版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实施医疗服务价格结构调整、实行按医疗机构级别分级定价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医疗改革。而此次医疗改革的目标之一便是提高医护人员的服务项目费用。这听上去对医护人员非常有利，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2015年3月29日，一名重庆本地医生在某论坛发帖，讲述了他对此次医改的看法，“我们医护人员对这次医疗费用大幅度上涨也是很矛盾的，虽然调整之后工资可能会有所提高，但老百姓的怒火会撒到我们这些工作在一线的医护人员身上”，医改的关键在于报销，“这次医改让老百姓最火大的就是医疗费用上涨，但报销没提高。真正的医改，应该是在提高医疗费用的同时，提高报销的比例，扩大医保项目的范围”。另外，虽然这次医改声称“有升有降、增减平衡”，但据多家医院医生反映，大型设备的检查和化验虽然降价了，但这些检查和化验只有大病才用得到。患一般性疾病的患者大多需要诊查、护理和治疗，而这部分都涨价了，所以对于大多数患者而言其影响显然是负面的。患者一进医院，直接接触的是这些工作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所以他们就成了公众，尤其是患者发泄不满的对象。
（四）相关部门的反应
新版医疗改革执行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血液透析患者的广泛关切。为此，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简称“卫计委”）、重庆市物价局就重庆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一事联合回答记者提问。在被问到为何暂缓执行《重庆市医疗服务项目价格（2014年版）》时，重庆市物价局负责人答：“在方案制订过程中，由于我们调查研究不够深入，听取公众意见不够广泛，对需长期治疗、经济负担重的特殊患者考虑不周，加之医改是一项系统工程，人多、面广、难度大，具体情况千差万别，致使出现血液透析患者的集中反映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切。经市物价局、市卫计委认真研究，决定暂缓执行新版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在暂缓执行《重庆市医疗服务项目价格（2014年版）》后，针对如何做好政策调整的落实工作，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人答：“市卫计委作为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的执行部门，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市卫计委将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深入调查研究医疗服务价格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督促各级医疗机构落实相关政策措施。二是全市各级公立医疗机构暂缓执行《重庆市医疗服务项目价格（2014年版）》，于4月1日起调整信息系统，尽快恢复调整前医疗服务项目收费结算系统。4月2日至18日，各医疗机构退还新旧版本差价中患者多支付的费用；对调减项目少收的费用，由医院记账处理。三是我们和各区县卫计委立即将相关要求传达到全市公立医疗机构及相关科室，面对面、点对点地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工作。四是严禁各级公立医疗机构分解项目、自立项目和擅自提高价格收费，完善医疗服务价格公示、每日住院费用清单制度，确保患者知情权。”
（五）专家及咨询机构的观点
“尽管沿着医改新方向前行，重庆医改却没能走远。”重庆某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试点城市”加快了重庆医改步伐，但遗憾的是，此次医改没有体现《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到的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推出的新版价格也不合理。
2014年11月，在重庆市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改革新闻发布会上，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时曾提到，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必须加强医保的控费作用，完善基本医疗保险付费总额控制管理办法，但医保控费作用没能在此次医改中体现。“调价没有问题，10年来重庆小面都从3元涨到了5元，但调价的同时，医保等配套政策却没变动，调价变成从患者口袋里掏钱。这是此次医改失败的原因。”重庆大坪医院的一名医生分析。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医改专家李玲也认同这一观点，医改价格略涨没有错，但是作为系统工程的医改需要医保等相关政策综合调整，让老百姓感到压力减轻，“重庆的失误在于只改了价格，医保等系统性工作没跟上”。
这次重庆医疗改革政策主要是想通过调整医疗服务的价格，破除“重检查轻治疗”的困局，减轻群众负担，提高诊断治疗服务费用以体现医护人员的专业价值。但是为什么不仅没有得到公众的认可，反而引发了广泛争议、遭到各方质疑，招致公众和舆论如此强烈的抗议？
1.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
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主要包括思考问题、勾勒问题边界、寻求事实依据、列举目的和目标、明确政策范围、显示潜在损益、重新审视问题表述等方面。多数政策的夭折，深究其原因可能就是在第一个环节，即问题界定上出现了问题。在公共问题复杂多变、对问题的认识不清晰的情况下制定出的公共政策存在很大缺陷，也会给公共政策的后续环节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总之，如果不能很好地界定问题，就不可能很好地解决问题。
结合重庆医改案例，此次以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为主要内容的重庆医改主要涉及的利益群体有两个：一是医疗服务价格的买单方——广大患者，二是医疗服务价格的收单方——医院。回顾重庆医改的过程，在此次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中，政策制定的部门是重庆市物价局与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哪些服务项目价格上涨，哪些服务项目价格下降，主要由这两个部门研究决定。尽管重庆市物价局的预测是，医院大型设备检查、检验类项目都降价25％，将使全市医院每年减少收入7.09亿元；诊查、护理、治疗、手术类项目分别涨价30％、30％、13％和13％，将使全市医院每年增加收入7.07亿元，但广大患者的感受并非如此。矛盾由此而生，改革也由此终止。
重庆医改夭折的首要原因在于公共政策认定的目的缺乏“公众性”，忽视了公众的利益。医疗服务价格的改革直接关系到广大患者和医院的经济利益，而重庆物价部门在此次改革中，只与主管医院的卫计部门研究商量，而没有考虑到广大患者的切实利益。这与“利益惠普原则”相悖，背离了为全体公民谋取利益的原则。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忽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重庆医改七天之后走向终止的根本原因。
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须将协商民主放在重要位置，这是因为协商民主能提升集体决定的正当性，促成相互尊重的决策过程，矫正公民和政府工作人员在集体行动中的错误，有效打破私人观念的局限并提高公共决策的质量。重庆医改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其在政策问题的界定这个首要环节上就出现了忽视公众性的问题。
在正确界定问题的基础上，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基本的政策制定原则。学者卡普兰提出，公正无偏原则、个人受益原则、劣势者利益最大化原则、分配普遍原则、连续性原则、人民自主原则、紧急处理原则是基本的政策制定原则。重庆医改中，有关单位如果能遵循公正无偏原则、个人受益原则、分配普遍原则、劣势者利益最大化原则、人民自主原则等，就不太可能出现本案例的结局。
2.公共政策议程的构建
公共政策议程的构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包括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两个阶段。公众议程是指某一社会问题受到了各阶层社会公众、社会团体、媒体的普遍关注和热烈讨论，并且公众向政府部门提出政策诉求，要求政府部门采取具体措施予以解决的阶段。公众议程涉及公众的利益，是社会公众向政府部门表达利益的过程。表达方式既可以是个人表达，也可以是群体表达。政府议程是指政府部门结合公众需要、国家需要、政治运作需要，认为社会公众普遍讨论的社会问题必须解决，决定将这一社会问题纳入政府的日程，并准备研究和处理的阶段。政府议程需综合权衡各阶层社会公众、社会团体的利益以决定是否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以及如何解决。
结合重庆医改案例可知，在政策正式出台之前公众没有参与公共政策议程。公共政策制定者没有周全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尤其是利益受损者的切实利益。公共政策方案公布后，本应该进入政策执行环节，但本案例中公众第一次了解这个政策，并通过抗议活动来倒逼公众议程的重新开启。
3.公共政策方案的规划
公共政策方案的规划是指为解决某个政策问题而对政策方案进行设计、比较、选优并制定出政策的活动，具体涉及确定目标、拟订方案、预测方案实施效果、抉择方案。政府作为政策制定的主体，在公共政策规划的过程中，应当进行充分的调研和研究，搜集各方面的信息，客观分析各方利益诉求，科学研判实施条件等。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就是要协调各方利益诉求，实现利益平衡：一方面综合考虑社会不同群众之间的利益要求，力图实现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妥协；另一方面兼顾一部分弱势群众的合法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在政策规划中存在未充分考虑各种内外部因素就决策的问题。例如，“广州公交地铁免费政策”因未充分考虑公交地铁实际承运能力等而在实施五天后即夭折，重庆医改也存在公共政策规划不足的问题，仅实施七天便夭折。
结合案例的具体内容，在医改政策正式出台前，政策制定单位未召开过听证会，多方面的“缺席”导致无法保证医改政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公正性、合理性。如果继续执行，不仅会受到民众的抵制而且会造成更多不良后果。要明确一点，任何决策只要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时，就需要倾听民声、了解民意，因为广泛征求民意是正确决策的基础，与民意相违背的政策是会走向终止的。由于重庆市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调整时没有召开听证会，加之政策出台前也未做好宣传工作，因此重庆市民对即将实施的医改一无所知。
随着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社会发展的水平越来越高，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意识明显增强、参与范围扩大、参与方式向着多样化发展。但是，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公民利益诉求表达不通畅，公民参与的非制度性和无序性特征明显，参与的有效程度低，等等。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者对公民参与的重视不足，参与主体的参与能力不同，以及传统参与模式本身存在缺陷。因此，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政策制定者具备民主决策的意识、公民具备参与意识。在此基础上，政策制定者通过提高参与者的参与能力，拓宽参与渠道，规范参与程序，以及创新参与模式等来引导公民有序参与政策的制定。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参与者都需要在制度的框架内来行使权利、承担责任、履行义务，通过规范化的程序来保证公民参与的可操作性、有效性，保证政府履职承诺以及政策过程的科学性、民主性、规范性。
4.公共政策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及其权威者在法定范围内，通过一系列公共政策方案，在对社会利益进行选择、整合、分配、调节的基础上，解决政策问题，满足政策问题相关方需求，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并在此过程中使公共政策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同和支持。经过评估优选的方案还不能立即执行，需按一定的程序审查取得合法地位后，才能在社会中具有约束力和权威，这一过程就是政策的合法化。
合法性一直以来都是公共政策领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合法性包括合法律性、可接受性和技术性三种要素。其中，合法律性是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前提、可接受性是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核心、技术性是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保障。公共政策只有具备合法性，才能获得持久的政策生命力。当今世界各国大都不同程度地面临公共政策合法性不足的危机。
当公共政策出现合法性危机的时候，社会公众会对公共政策产生怀疑。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社会公众对本国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质疑，触发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因此研究合法性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并要力图缓解甚至消除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在政策制定的各个阶段和环节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构建政策问题时缺乏共识、确立议程次序时不当竞争、规划政策方案时发生错位、采纳政策方案时脱离法治。究其缘由，主要在于传统体制赋权较大、权力监督力量不足、法规内容细化不足导致的政府主导不当；参与渠道单一和不足、组织化程度较低、参与水平有限导致的公众参与不足；知识的有限性、组织构建不健全、“技治主义”的负效应导致的专家咨询失衡。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需要规范政策过程，具体涉及以下几个方面：明确政策过程的正义性和健全政策过程法律法规；明确主体责任，以便发挥政府决策主导作用，彰显公众政策参与价值和明确专家咨询角色；丰富公众政策参与形式和完善专家政策咨询形式；提升公众政策参与和专家咨询组织化水平。此外，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体现在三个方面：政策主体的合法性、政策程序的合法性、政策内容的合法性。
重庆医改没有举行听证会，忽视了公众的参与权。一旦公众感觉不到参与性，未及时表达呼声，分歧和偏见便会产生，这与政策程序的合法原则出现了偏差。政策程序的合法性要求公共政策行为必须按照法定的方式和步骤来进行，若没有程序的规范与制约，政策的制定就有可能成为少数决策主体的盲目行为，使他们的意志凌驾于公众的意志之上，进而影响政策内容的合法性。而与政策程序相关的法律制度，如审查制度、听证制度等也是政策程序合法性的重要保障。此外，此次重庆医改没有先试点、后推广，而是直接在全市范围内实行。这样不进行医院试点，而是快速直接地进行全面医疗价格改革，无疑是难以保障政策顺利实施的。
5.公共政策执行
公共政策执行是指在政策制定完成之后，将政策由理论变为现实的过程。政策执行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准备阶段，包括宣传政策、加强政策认知、制订执行计划、进行物质准备、做好组织准备；二是实施阶段，包括政策实验、全面推广、指挥协调、监督控制；三是总结阶段，包括效果评估、追踪决策。政策执行是使新政策由理论变成现实的关键。
由于执行主体的素质缺陷和利益倾向、政策本身的质量、公共政策执行机制不健全，以及责任与监督机制缺乏，因此现实中的政策执行往往会出现种种问题，如政策敷衍、政策附加、政策替换、政策缺损、政策照搬等。
结合重庆医改案例进行分析，此次医改之所以夭折并不是偶然。首先，此次改革极为仓促，在正式实施之前，宣传不到位，没有使各个部门、医生护士等重要执行群体充分了解该政策。《新京报》报道：“医院各个科室中，压力最大的当属肾病科。重庆第三人民医院肾病科护士林小白（化名）说，新价格实施后，她的工作压力倍增，非常压抑。面对患者的咒骂，不敢多解释一句。”重庆市物价局针对各区县有关部门和负责人的培训会更仓促，直到新价格实施的前两天才召开。从这一执行过程来看，重庆此次医改政策执行是非常仓促的。执行主体的反感、政策本身的缺陷、执行准备环节的不到位、公众参与的不足、执行对象的不配合甚至抗议使重庆医改失败成为必然。
6.公共政策评估
政策评估是评估主体依据一定的评价标准，运用社会研究方法考察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对政策产出和政策影响进行检测和评价，以判断政策目标实现程度和政策冲击或影响的活动。政策评估具有发现政策制定过程偏差，为备选方案排列顺序提供依据等作用。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通过政策评估，可分清多项政策的轻重缓急，对政策资源进行重新配置；通过政策评估明确政策的可行性，以决定继续执行政策或停止执行；依据评估结果，改善政策执行程序和技术；等等。
重庆医改仅实施7天就引起部分患者及其亲属的不满，其政策效果偏离了预期。究其原因，首先就是政策事前评估出了问题。政策制定者在政策制定之后就应该做预测评估，尤其是重大决策，还需要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医改评估程序包括：确定评估事项，制订评估方案；广泛研究论证，准确识别风险；形成评估报告，制订维稳预案；确定风险等级，实行分级管理；及时跟踪反馈，加强风险调控五个基本程序。概括来说，就是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价三个阶段，然而此次重庆医改在这三个阶段都面临一定困境。第一，此次重庆医改调整项目涉及7886项，将其分为大型医疗设备检查、检验、诊查等六个大类进行价格增加分析，但无法识别其对不同类型患者的风险分担。第二，此次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改革的风险分析，仅考虑了整体医疗服务价格变动带来的整体风险，并没有分析这种风险在不同群体和患者类型中的风险分担。第三，此次风险评价主体是重庆市物价局、卫计委有关人员和各大医院代表，他们对风险等级的判定会因个人偏好和价格考量不同而存在偏差。对此次医改，他们持乐观态度，认为是“低”风险等级导致了仓促行事，而不是广泛征求民意。当然，出现这些问题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如决策与评估职能分离、多元风险承担主体参与机制不健全等。
在事件发生后，基于多方面因素，政策制定者及时叫停，阻止了错误政策的不良后果影响扩大化。
7.公共政策终止
公共政策终止是指公共政策的决策者通过对政策进行审慎评估，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终止那些错误的、过时的、多余的、无效的或造成重大不良后果的政策。有效的政策终止可以节省政策资源、提高政策效率，达到优化政策系统的目的。及时清理不合理、无效或低效的政策，对于优化整个政策系统具有重要的作用。简单来说，公共政策终止有利于节约政策资源，提升政策效能，避免政策僵化，促进政策优化。
此次重庆医改政策的终止采用的是“政策废止”的方式，即重庆市物价局、卫计委于2015年4月1日下午3点叫停执行新版价格标准，恢复成以前的价格标准。究其走向终止的直接原因，包括政策仓促实施，缺乏相关配套设施，政策宣传不到位，等等；而其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忽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此次重庆医改政策被废止很显然不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被称为“政策夭折”更为合适。什么样的政策在颁布后未经充分执行就即告夭折呢？有的学者认为，政策触发的议题的突显性及相比政策制定系统处于更高层的权力的干预，是影响政策走向的两个重要因素。公共政策议题的突显性与类型决定了该政策进入本质上是系统（公众）议程的二次议程的可能性及二次议程中争论的主要内容，而更高层级权力干预的方向则决定了围绕政策议题可能形成的争论能否进入特定政策制定系统的内部议程并促成其调整或放弃既定政策。在本案例中，民众高度关注，议题凸显性极强。《新京报》等多家媒体对事件发生的缘由进行了详细报道，对政策持比较负面的评价，直接导致了该政策夭折。
8.小结与思考
本案例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政策制定失败案例。对政策过程进行分析可以很好地还原其中发生的政策缺失行为。我们从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公共政策议程的构建、公共政策方案的规划、公共政策合法性、公共政策执行、公共政策评估等环节都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对其失败进行了全面的原因追踪。归结起来，可以总结教训如下：
第一，医疗价格改革必须注重惠及民生。重庆医改告诉我们，实施价格改革，应该以民为本，在出台价费政策前，要听取百姓的呼声，最大限度地考虑弱势群体的承受能力，力求使制定的价费政策顺民心、合民意。
第二，医改政策过程必须注重制定基本原则。重庆医改夭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众参与不足，实地调研缺失，没有举行听证会等。这在公众参与意识增强，而政策又事关公众切身利益的情境下，无疑会招致公众的反对。重庆医改失败的教训提醒我们，政策制定必须注重公开性、民主性和科学性，遵循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
第三，医改必须有完善的配套措施。政策制定者应力求与价格改革方案相关的配套措施更完善，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