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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和终结贫困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两大目标，两者总是密切相关。随着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深远影响日益显现，传统减贫路径面临前所未有挑战。因此，研究气候变化与贫困之间的复杂关系，探讨协同应对气候贫困挑战的可行策略，已成为中国国内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的优先事项。
自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又称《布伦特兰报告》）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以来，全球在减少极端贫困方面取得了惊人进展。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37.8％降至2014年的11.2％，超过10亿人摆脱极贫状况。在此期间，全球每日生活费低于1.90美元的贫困人口数量从接近20亿首次减少至7.36亿人
。可是，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减贫的进程也随之出现逆转。2014—2019年，全球减贫速度放缓至每年0.6个百分点，为30年中最低水平（见图1-1）。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其不仅导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增加，还扩大了城乡、收入、性别等领域的既有不平等，削弱了全球消除贫困和减少不平等的成效。以当前速度，预计到2030年，仍将有5.74亿人（约占全球人口的7％）生活在每天生活费用2.15美元的极端贫困线以下，消除极端贫困可能需要花费30多年的时间（World Bank，2022）。
图1-1 1981—2022年全球贫困率变化
［注：按2.15美元贫困线计算。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贫困与不平等数据平台（Poverty and Inequality Platform，PIP）］
与此同时，受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的共同影响，地球变暖和气候失调正在加剧，贫困人口受洪水、飓风、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愈发频繁。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指出，当前气候系统的许多变化在数百年乃至数千年间均前所未有。自1970年以来，全球表面温度的上升速度比过去至少2 000年的任何一个50年期间的速度都要快。2016—2020年全球平均气温相较于工业革命前（1850—1900年）的平均气温已经升高1.1℃（IPCC，2007）。2022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达到421 ppm（ppm为百万分之一）历史峰值，比工业化前水平高50％以上，为数百万年以来最高值
。按照这一变化趋势，预计到2030年，全球每年将发生560起大中型灾害，相当于每天平均发生1.5起
。
毋庸置疑，气候变化正通过多种途径威胁人类生命和生计，其影响范围广泛，涵盖生态系统、健康、生计、关键基础设施、经济及人道主义危机等多个方面。更为严峻的是，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具有全方位、多尺度、多层次的特征，并与自然资源过度消耗、快速城市化、流离失所等诸多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相互交织。这不仅重塑并扩大了灾害的风险图景，还可能触发或加剧贫困和不平等的恶性循环（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2023）。在此情境下，若不采取有效行动，预计到2030年，气候变化将使多达1.32亿人陷入极端贫困，从而导致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化为乌有
。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和消除贫困的双重紧迫性，要求全球各国和地区必须采取一致有力的行动，将减贫与有效的气候行动紧密结合，以确保人类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当前，国际社会深刻认识到气候变暖对人类当代及未来生存与发展带来的严重威胁和挑战，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共识。在这一过程中，减缓（mitigation）和适应（adaptation）作为两大核心策略，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其中，减缓策略旨在通过调整经济和生态系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与增加碳汇，从而降低气候变化的速率；适应策略则侧重于风险管理，通过调整应对措施，充分利用有利因素、防范不利因素，以减轻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潜在风险。
尽管减缓和适应两大策略缺一不可，但鉴于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具有显著的区域性，切实有效的适应行动对于降低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和风险、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安全更加具有现实迫切性
。事实上，中国一直坚持减缓和适应并重，并积极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为有效推进这一工作，国家聚焦气候敏感脆弱领域和关键区域，已将增强农业农村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纳入了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的核心议程。2013年发布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首次明确提出，提高农业适应气候变化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生产生活安全、农产品供给安全和生态安全。随后，2014年《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要求提高农产品主产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2022年发布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进一步倡导，将适应气候变化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优化农业气候资源利用格局，强化农业应变减灾工作体系建设，提升农业领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尽管中国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不断取得积极进展，但目前全社会适应气候变化的意识和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绝大部分人口生计依赖于农业和自然资源，对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高度敏感且脆弱。此外，受制于环境、区位、经济等先天因素，农户自主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相对较弱，进一步加剧了气候贫困的发生。随着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持续加剧，构建符合当地实际、最恰当、可持续的农户气候适应性生计式，既是缓解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有效途径，也是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略的必要举措。
中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气候类型复杂多样，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农村低收入人口规模大、抗风险能力弱。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始终将减贫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力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探索出一条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的中国特色减贫道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水平的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人民生活处于极端贫困状态。改革开放后，农村率先进行经济制度改革，农民温饱问题逐步得以解决。以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
，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年末的7.7亿人减少到1985年年末的6.6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年末的97.5％下降到1985年年末的78.3％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国以贫困地区为重点，实施有计划针对性的扶贫开发政策。到2012年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比1985年年末减少5.6亿多人，农村贫困发生率比1985年年末下降了68.1个百分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到2020年年底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见图1-2），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农村绝对贫困的消除，不仅补齐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短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经验和智慧。
图1-2 2012—2020年中国农村年度贫困人口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然而，脱贫摘帽并非终点，相对贫困问题仍将长期存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中国农村地区的致贫因素和贫困形态变得更加复杂，反贫困事业亦步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需要认识到，与脱贫攻坚时期相比，乡村振兴的时间跨度更长、目标人群更广、任务难度更大。特别是以原连片特困地区为代表的欠发达地区乡村，虽已消除绝对贫困，但依然面临生态环境脆弱、极端气候事件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等诸多挑战，脱贫农户生计资本匮乏、稳定增收难、巩固成果难、持续发展难等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极易因气候相关风险冲击再次落入贫困。因此，探索增强欠发达地区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是新时代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