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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对传统发展理念和贫困治理实践的反思促使生计方法开始受到广泛关注。1986年，由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IIED）的专家戈登·康威（Gordon·Conwy）领衔的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计划正式启动，标志着可持续思想首次融入农村生计发展实践（Conway ＆ Barbie，1988）。该计划倡导基于“穷人现实”的发展，强调将边缘化和贫困人群需求置于发展策略的中心，同时关注环境保护和社会公正（Chambers，1983）。同一时期，在学者理查德·桑德布鲁克（Richard Sandbrook）倡议下，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将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L）纳入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UNCED）的重要议题，并出版了《援助的绿色化：可持续生计的实践》一书。该书在分析亚洲、非洲、中美洲、南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33个涉及农业、渔业和工业的援助案例后，指出过去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援助经常造成生态破坏，其沉重的成本最终使本应受益的人们生活变得更糟，援助效果远未达到预期。因此，真正有效的发展援助应当使贫困地区居民在控制自身资源的同时，实现生存条件和环境改善（Conroy ＆ Litvinoff，2013）。
可持续生计概念提出后，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WCED）在1987年发布的《布伦特兰报告》中，提出可持续生计保障的理念。报告同时指出，为资源贫乏的农户提供可持续生计是农业研究面临的特殊挑战。此后，有关可持续生计的研究和实践在一段时期内再未取得重大进展。直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21世纪议程》中指出，可持续生计可以作为“一个整合因素，使政策能够同时解决‘发展、可持续资源管理和贫困消除’的问题”
。同年，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和戈登·康威为发展问题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IDS）撰写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论文《可持续农村生计：21世纪的实践概念》
。这篇论文不仅成为“可持续生计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起点，而且基于能力、公平和可持续的理念，全面阐释了可持续生计的深刻内涵：生计是谋生的手段，建立在实现生活所需的能力、资产（包括储备物、资源、权利和获取途径）以及活动基础之上。一个可持续的生计，应当能够应对并从压力和冲击中恢复，维持或加强其能力和资产，并为下一代提供可持续的生计机会；同时在长期和短期内，能为本地和全球其他省计带来净利益（Chambers et al.，1992）。
上述定义奠定了生计方法的理论框架，也对后续的发展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可持续性”成为政策的中心议题，进而引发了全球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广泛重视。20世纪90年代之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乐施会等许多有影响力的国际机构相继采用生计方法，来制定发展方案制定甚至搭建组织架构，并设计出不同的生计框架来阐述各自的发展理念（Scoones，2009）。生计思想也由此经历了从一个理念到方法，再到框架和实践的完整演进过程，相关事件及进展详见表3-1，这里不再展开。在所有生计分析框架中，以英国国际发展部、关怀国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乐施会的生计分析框架最具代表性，应用也最为广泛。
表3-1 生计思想的主要演进脉络
资料来源：Solesbury（2003）。
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非政府组织乐施会（Oxfam）在减贫实践中感到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综合性的框架，将环境问题与经济权利恶化、性别歧视、社会不平等加剧、发展过程中的权力剥夺等问题有效整合起来。于是，受钱伯斯和康威生计思想启发，Oxfam在项目规划和评估中引入了可持续生计方法，并将“保障民众获得可持续生计的权利”纳入其援助目标体系。
在Oxfam看来，贫困表现为物质资源不足和缺乏基本服务和机会，从而导致安全感缺失。贫困和权利缺乏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而是可以通过人类的积极行动和坚定的政治意愿来消除。所以，可持续生计分析的目的是以更具战略性的眼光思考如何在反贫困项目中有效利用援助资源，包括系统化贫困治理目标和优化发展项目，而不是将生计分析视为解决贫困问题的唯一方式（Eade ＆ Williams，1995）。在这一原则指导下，Oxfam生计框架更注重从多个角度考察贫困群体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基础，涵盖经济、社会、制度和生态四个主要层面。在经济层面，框架关注市场功能和信贷供给等因素；在社会层面，重视社会网络和性别平等方面；在制度层面，强调能力建设、政治自由以及技术和服务的获取；在生态层面，聚焦自然资源的质量和可用性（见图3-1）。
总体来看，Oxfam生计框架旨在强化贫困群体的生计起点，确保他们能够实现理想的生计结果，包括获得食物和收入保障、稳定的劳动报酬、劳动权利和改善工作条件的权利，并确保社会服务、生存和安全的权利和各种形式的社会公平。最终，Oxfam希望推动贫困群体实现更有韧性的生计，减少对外部援助的依赖，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
图3-1 Oxfam生计框架
（资料来源：Carney et al.，1999）
总体而言，在制订总体目标方面，Oxfam生计框架有助于明确表达帮助贫困人群更好地获取和控制生产资源，加强他们在市场中的地位，并确保这些改善是结构性的而不是暂时的。通过这一框架，Oxfam将生计的包容性分析充分纳入项目策略的优化过程，制定全面的参与性项目，并评估这些项目对生计、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但由于框架涉及面较广，Oxfam在通过“可持续生计”视角来增强对环境变化与贫困关系的理解时效果有限。尽管Oxfam的框架在组织战略层面得到了充分体现，但对一线工作人员而言，仍然感到该框架过于抽象，难以直接应用于具体实践中（May et al.，2009）。
国际关怀组织（CARE）的生计方法以家庭生计安全（household livelihood security，HLS）为核心，被国际非政府组织广泛应用于人道主义救济和发展援助工作中。
HLS框架源于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粮食安全问题主要与国家和全球粮食供应有关。20世纪70年代初的非洲粮食危机引发了国际捐助机构对因干旱和沙漠化导致粮食产量下降，进而造成粮食供应短缺的担忧（Davies et al.，1991）。当时，这些机构普遍接受了“饥荒是由食物供应减少所致”的观点
。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非洲再次发生粮食危机。研究人员和发展实践者意识到，国家层面充足的粮食供应并不自动转化为个人和家庭层面的粮食安全（Davies et al.，1991）。在粮食供应充足但无法获取的情况下，同样会发生粮食危机（Borton ＆ Shoham，1991）。于是，以阿马蒂亚·森为代表的学者对传统FAD理论提出了质疑，并推动粮食安全研究从对供给的关注转向权利（entitlement）。森（1982）强调，饥荒是交换权利的函数，而非食物供给的函数。整个权利体系决定个体是否有能力获得足够的食物来避免饥饿，而食物供给仅是可能影响这一体系的众多因素之一，还有许多社会经济变量（如收入、社区支持、资产、迁移等）会影响家庭对食物的获取。因此，粮食危机的实质在于获取食物的权利被侵蚀。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理论研究的兴趣主要侧重了解食物生产系统和其他影响食物供应、家庭获取食物供给的因素，但对营养状况如何影响食物保障的考量并不清晰。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一系列关于家庭生计安全的研究表明，之前对粮食和营养安全的关注需要进一步扩展。这是因为，粮食安全只是贫困家庭追求的一部分目标。食物只是影响贫困人群决策、分散风险及为生计巧妙地平衡各种长短期需求的众多因素之一（Maxwell ＆ Smith，1992）。人们有可能宁愿挨饿来维持家庭的资产和未来生计，故将粮食安全视为基本需求，却忽略了更广泛的生计因素。基于上述发展思维的转变，CARE在人道主义救济和援助工作中，从早期侧重区域和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逐步转向将家庭生计安全作为核心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CARE基于钱伯斯和康威关于可持续生计的定义，采用基于权利的方法，构建了一个融合家庭生计安全与生计需求分析的HLS框架。该框架设想拥有基本需求的家庭，通过从事不同的生计活动来获得资源，但在实现需求满足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因此，生计分析必须紧密结合家庭生计安全与基本需求，有效体现基本需求和权利。分析的重点应放在识别最贫困的家庭及导致持续贫困的因素，将这类群体的权利和愿望置于分析过程的中心。
在HLS生计框架中，家庭生计安全是指家庭能够充分且可持续地获取收入和资源，以满足其基本需求（或实现其基本权利），这些需求包括足够的食物、适宜的住所、最低水平的收入、健康保障、基本教育和积极的社区参与。如果这些基本需求和权利中任何一个未得到满足，家庭便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然而，仅满足基本需求并不足以确保人们能够持续摆脱绝对贫困（Beckwith，2000）。在CARE看来，生计涵盖一系列农业和非农业活动，这些活动为家庭提供了多样化的食物和收入获取途径（Frankenberger，1998）。每个家庭可能拥有多个权利来源，权利由其拥有的资源禀赋和在法律、政治、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决定。生计失败的风险决定了家庭在收入、食物、健康和营养方面的不安全程度。当家庭在食物和卫生服务上的资源投入占比过大时，他们面临的食物和营养不安全的脆弱性也会相应增加。当家庭能够获取、保护、开发、利用、交换并从资产和资源中受益时，其生计才能抵御风险、缓解冲击和应对意外（Chambers，1988）。由此，持续的生计安全依赖于多个有利条件支撑，包括赋权、风险管理、有利的政策环境、性别平等和环境管理等。
基于这一理念，HLS生计框架的核心不仅在于帮助人们满足基本需求，更致力于通过建立和维持一套有利条件，使人们能有效地获取、管理、发展、运用并受益于其资产和资源，最终实现长期生计安全（Ghanim，2000）。围绕这一核心目标，CARE强调家庭生计安全的三个核心支柱：个人拥有能力（教育、技能、智力、健康等）、获得有形和无形资产的路径（Drinkwater ＆ Rusinow，1999）、存在经济活动。这三个相互作用的支柱决定了家庭所要寻求的生计策略（见图3-2）。
图3-2 HLS生计框架
（资料来源：Sanderson，2000）
在具体应用中，CARE主张将生计活动分为三类：一是生计促进（livelihood promotion），即通过储蓄、信贷、营销、个人捐赠等方式改善家庭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环境，提高家庭适应能力；二是生计保护（livelihood protection），即通过早期预警系统、以工代赈、健康教育、防洪等防止家庭生计保障水平下降；三是生计供给（livelihood provision），即在紧急情况下直接提供食物、饮水、住房及其他基本生计供给。
相比英国国际发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的生计框架，HLS生计框架旨在整合援助机构、东道国政府机构和当地社区等多方合作伙伴力量和资源，共同推进项目有效实施。CARE坚信，尽管不同的项目合作伙伴可能使用或遵循不同的发展干预方法，但HLS框架的核心是家庭生计安全，故对其他发展干预方法也具有较强兼容性（Frankenberger，1996）。
人民是国家真正的财富，这一核心理念始终引领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各项工作
。早在199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明确了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五大核心任务，分别是：消除贫困、促进就业与可持续生计、推动性别平等、保护环境及改善治理。基于这一使命，UNDP提出了一个以可持续生计方式减少贫困的行动方案（Hussein，2002）。至此，可持续生计方法（sustainable livelihood，SL）便作为一个全面的规划框架，用于指导UNDP设计、实施和评估一系列综合支持活动，以加强弱势群体的适应和抵御能力，提升他们生计的可持续性。
在UNDP看来，生计是人们谋生的手段、活动、权利和资产。资产主要包括：自然/生物资产（如土地、水、共同财产资源、动植物群）；社会资产（如社区、家庭、社交网络）；政治资产（如参与、赋权——有时被归入“社会”类别）；人力资产（如教育、劳动力、健康、营养）；物质资产（如道路、诊所、市场、学校、桥梁）以及经济资产（如工作、储蓄、信贷）。生计可持续的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在短期和长期内利用资产组合。通常而言，可持续的生计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能通过适应和应对策略从冲击和压力中迅速恢复，例如干旱、战争、政策失败带来的冲击和压力；二是经济高效率；三是生态无害，即确保生计活动不会对特定生态系统内的自然资源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四是社会公正，即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某一群体生计机会的提高不应以牺牲其他群体生计机会为代价
。
图3-3 UNDP生计框架
（资料来源：Carney et al.，1999）
因此，UNDP的生计框架重视资产在减贫中的核心作用，注重从全局视角把握人们获取及使用不同类型资产的情况，从而找到能激发贫困人群运用自身能力和潜能的生计适应策略（见图3-3）。在生计框架设计中，UNDP始终倡导一种整体发展观，强调从优势评估开始，而不是简单地罗列贫困群体所需，同时关注知识和技术帮助人们脱贫的重要性。在具体应用中，UNDP的分析过程汇集了贫困、治理和环境等关键议题，涉及收入、自然资源管理、赋权、使用合适的工具、金融服务和善治等多个方面，具体分析过程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对个体和社区的资产、风险、本土知识、应对和适应策略进行参与式评估；第二，分析影响人们生计策略的微观和宏观因素及相关部门政策；第三，评估现代科学技术（包含当地特有技术）如何帮助人们改善生计；第四，评估促进或阻碍人们生计发展的社会和经济投资体制；第五，确保前面四个阶段的分析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孤立分离的。这并不意味着任意一种特定的资源或组织必须按同一种模式工作，而是意味着需要广泛的资本积累为生计改善提供资金基础，这对贫困群体来说尤其如此。因此，可持续生计的最终目标是帮助贫困群体赖以生存的资产获取和可持续利用
。
1997年11月，英国政府在《国际发展白皮书》中明确承诺，将消除贫困国家的贫困作为英国国际发展政策的首要目标，并且重申了英国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等机构所认可的国际发展目标的承诺。为实现这些目标，《国际发展白皮书》将“为贫困人口创造可持续生计”作为三大优先政策目标之一，其余两个目标分别是促进人类发展和保护环境（DFID，1997）。为实现上述政策目标，DFID借鉴了钱伯斯与康威关于可持续生计的定义，但将原定义中要求“对他人生计贡献净福利”变更为“不损坏自然资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单独、可共享的生计分析框架（Carney et al.，1999）。
DFID设计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初衷是，通过将一系列核心原则和整体视角嵌入不同类型的发展干预活动中，以提高机构的减贫效能。具体而言，第一条途径是制定一系列核心原则，这些原则包括以人为本、响应和参与、工作的多层次性、与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可持续性、动态性；第二条途径是在项目援助活动中提倡运用整体视角，并确保上述原则能适用于直接改善贫困人群生计。基于此，DFID尝试提供一种更系统的方法，揭示影响人们生计的主要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动态和历史的视角审视贫困人口如何利用资产、权利和策略去追寻某种生计结果，帮助研究者识别恰当的切入点以支持生计发展。最初，DFID将可持续生计框架主要用于农村地区。随着发展领域的工作者越来越多将这一框架与减贫、以权为本的表述联系起来，其应用也从农村延伸至城市地区（Solesbury，2003）。
图3-4 展示了DFID生计框架的各组成部分，具体包括：
（1）脆弱环境。由制度、政策及自然等因素构成的外部环境，影响人们的生活稳定性和安全性。脆弱环境中的冲击（如自然灾害、经济危机）和长期压力（如环境退化、社会不公）会显著影响生计。
（2）生计资本。生计框架将资产分为五类，包括自然资本（如土地、水资源）、社会资本（如社会网络、社区支持）、物质资本（如基础设施、工具、住房）、人力资本（如教育、技能、健康状况）和金融资本（如储蓄、收入、信贷）。这些资本的性质和状况决定了人们可以选择的生计策略。
（3）政策和制度。影响生计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法律、文化规范等。政策和制度环境影响资源的分配和使用，进而影响生计的可持续性。
（4）生计策略。人们为实现生计目标而采取的具体行动和方法，包括农业活动、非农就业、创业、移民等。这些策略直接受资产基础和脆弱环境的影响。
（5）生计结果。通过生计策略获得的成果，如收入增加、生计脆弱性减少、粮食安全提高、自然资源更可持续等。生计结果的质量和数量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未来的生计选择。
（6）反馈机制。生计结果反过来作用于资产基础，进一步改变人们的生计状况。例如，通过某种生计策略获得的收入可以用于改善教育和健康，从而增强人力资产；负面的生计结果则可能导致资产流失和脆弱性增加。
图3-4 DFID生计框架
（资料来源：DFID，1999）
综上可见，DFID设计生计框架的目的并不是打算精确描述现实状况，而是提供一个分析结构，以便广泛、系统地理解限制或促进人们生计的各种因素，并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DFID生计框架也不提供生计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相反，它代表的是一种“思考贫困的方法”，激发人们对生计问题进行讨论和反思，从而制定贫困治理的原则和行动策略。所以，DFID并未清晰地列出在规划具体的可持续生计项目时应采取的各种步骤，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选择干预领域时缺乏战略的考虑。对DFID而言，在实际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时，政策制度与脆弱环境的关系、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的关系是分析中最重要的部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DFID强调贫困具有情境特性，所以框架本身没有明确规定贫困的具体定义，需要针对不同群体开展个案研究（DFID，1999）。研究者在对框架的总体含义保持清楚认知的前提下，可以仅关注框架的某一部分，并结合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分析内容。
然而，部分学者指出了DFID生计框架有待进一步改进的地方：首先，其对政治和权利的关注度不够，掩盖了宏观经济变动、内战、通货膨胀等脆弱性因素对生计的影响（Scoones，2013）。其次，其未能充分考虑一个群体生计的改善可能会对另一个群体的生计造成负面影响。最后，框架强调生计资本的重要性，将资产分为自然、社会、物质、人力、金融资本，将经济概念拓展到社会科学领域会产生许多混淆，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界定“社会资本”（Carney，1998；De Haan，2012）。此外，框架还存在未能关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过度简化和工具化，无法捕捉生计系统的空间变化，对气候和环境变化关注还不够等问题（Natarajan et al.，2022）。尽管存在上述局限性，但DFID生计框架仍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有助于帮助我们在动态、历史的环境中深入理解贫困问题和生计变化。
综上可见，因为不同机构对发展目标的定位和对生计的关注重点不同，所以生计方法在发展实践中有着不同运用方式。从表3-2 可以看出，CARE强调人类能力的拥有和基本需求满足，通过识别脆弱群体和生计限制因素来确定发展策略；DFID注重资产获取和结构转变，强调生计方法的基本原则与优势分析；Oxfam关注增强人的能力和实现公平，重视各利益相关方参与；UNDP则强调方案战略和优势分析等，通过参与评估和宏观-微观联结来提升应对能力。
表3-2 不同机构生计框架比较
资料来源：Carney等（1999）和Scoones（2009）。
尽管生计方法至今未能形成一套通行的运用标准，但大多数分析框架是将贫困视为建立在脆弱或不平衡的生计资本组合基础上的生计成果。通过概念化贫困脆弱人群的资产、能力、活动和生计处所的自然、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识别影响他们生计改善的因素和政策、机构等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研究贫困脆弱性的根源、表现及全面分析受益群体的能力提供思路，也为确定发展目标的内容、监测评估和影响评价的检验指标提供依据。因此，这些框架充分体现出二战以来贫困治理和发展思路的转变，即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专家设计、自上而下”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自下而上、本地人主导”的参与式综合发展，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见表3-2）。时至今日，虽然生计框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但其核心思想始终在不断完善和更新。这种持续的变化使得生计框架能够更有效地用于分析气候变化、减灾等新兴挑战对生计产生的深远影响，从而为构建适应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