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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思想源于对贫困和发展问题的关注，它既是贫困研究的新思维，又是贫困治理实践的指导工具，其发展演变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反贫困政策重点的演变。
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普遍接受了涓滴效应理论（trickle-down theory），认为只要经济足够繁荣，市场机制便会自动将经济增长的好处像涓涓细流一样滴漏到贫困阶层，贫困也随之自动缓解并最终消除（Friedman，1962）。因此，促进经济增长成为战后发展中国家反贫困的普遍做法。为了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不同观点层出不穷，其中最具代表性包括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的低收入水平陷阱理论、舒尔茨的传统农业理论等（Nurkse，1966；Nelson，1956；Schultz，1964）。这些理论主要通过分析生产函数的要素组合（通常分为资本和劳动力），以寻求促进资本形成的策略。然而，对经济增长的过分追求不仅忽视了社会公平，也牺牲了穷人的根本利益。虽然经济增长的确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产出水平，但现实中贫困问题并未得到有效缓解，反而导致社会两极分化问题更加严重（Arndt，1983）。
针对涓滴理论的不足及其在反贫困实践中遇到的挑战，世界银行与英国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增长型再分配”策略。这种策略并未否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是强调重新调整投资方向的必要性，主张引导公共投资支持贫困群体的收入，增强他们对物质和人力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从而提高穷人的生产力和购买力，形成一种长期、有益于穷人的“涓滴效应”（Chenery et al.，1974）。1976年，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了基本需求理论，主张将经济增长的部分收益用于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包括医疗、卫生、营养及教育服务等。在这两大减贫理论引导下，20世纪80年代的反贫困策略更加直接地瞄准贫困问题，政策重点也转向提高减贫项目管理质量，并促进卫生健康、教育、就业、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等多个部门倡议的整合，力求使项目更精准地针对贫困群体。在这一时期，农村综合发展项目（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 projects）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执行项目。
由于“增长收益再分配”和“基本需求方式”都以经济增长为先决条件，如果一个国家自身既缺乏良好的资源配置环境来保证经济增长，又缺乏足够的行政能力识别最需要帮助的群体，那么目标瞄准的减贫项目实施起来必定困难重重、代价高昂，难以取得进展（Cohen，1987）。基于此，20世纪80年代“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提出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为主调的结构性调整主张，认为只要结构调整能使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就是必然结果（Williamson，2018）。若一个国家贫穷，则应归咎于自身错误的国家干预、腐败、低效和误导的经济激励。在华盛顿共识影响下，这一时期反贫困政策重点转向施政改善，目标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和改善治理结构来实现减贫。1987年，世界银行推出结构调整政策，其基本原则包括：削减公共开支、财政约束、废除政府对价格的干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私有化以及贸易、金融和资本账户自由化（de Satgé，2004；Easterly，2005）。
然而，“华盛顿共识”坚持的自由市场信条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宣告失败。经济滑坡、贫富差距扩大、粮食不安全和饥荒加剧、主权国家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使许多遵从“华盛顿共识”的国家遭受了意外打击（Rodrik，2006）。结构调整的负面效应充分显示，发展不仅需要寻找给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更重要的是动员和利用那些隐藏的、分散的或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和能力，以达到更高生产力水平（Zagha ＆Nankani，2005）。因此，减贫和再分配不应简单视为经济增长、宏观经济结构修正或宏观经济政策和治理改善的自然衍生结果。发展策略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驱动，只要忽视了贫困群体的真正需要与主观参与，贫困治理的效果必然受到很大限制。
随着对贫困属性的理解加深，人们越发认识到，贫困是一个多维度的现象，不应仅通过单一的贫困线标准来衡量。贫困人群不只是服务的消费者，也同样是拥有完整社会和经济权利的公民（Ellis ＆ Biggs，2001）。由此，反贫困策略的大目标最终明确转向了“发展个体、家庭和社区改善生计系统的能力”（McGillivray ＆ White，1993）。
可是，生计在发展语境中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涵盖地点（农村或城市生计）、职业（农业、畜牧业或渔业生计）、社会差异（性别、年龄定义的生计）、方向（生计途径、轨迹）、动态模式（可持续或有弹性的生计）等多个方面。特别是对于贫困人口而言，他们的生计能力形成与维持不仅深受贫困性质和根源影响，还因区域、社会性别、民族等属性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因此，有必要探索一种有效的分析框架，系统梳理与生计紧密关联的复杂因素，帮助人们更精准地识别不同群体的贫困状态，并确保边缘人群能够从发展活动中持续、有效地获得生计支持，同时评估各类生计支持政策的适用性和效果。
正是为了回应上述需求，生计思想整合了多个学科的见解，汲取20世纪70年代综合农村发展项目实践（Cohen，1987）、20世纪80年代粮食安全和饥荒分析（Sen，1982）、家庭经济和农业系统研究（Norman，1978）、快速农村评估和参与式资源评估（Chambers，1994）、赋权理论（Sen，1999）、参与式贫困评估（Narayan，1995）、脆弱性理论和风险评估和减灾战略（Watts ＆ Bohle，1993）等理论和实践成果。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个综合考察家庭资产、能力、活动及其生计所处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分析框架。这一思想旨在借助跨学科、多维度的生计分析，不仅更加深入和全面地审视贫困现象，而且更加精准地识别贫困群体真实需求，以此制定和实施更贴合贫困群体实际情况的生计发展项目，使贫困问题得以根本解决。
总体来看，生计思想不仅融合了千禧年以来“以人为本、性别平等、参与、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核心发展价值观念，还蕴含着数年来全球反贫困实践的经验总结。尽管“生计”作为一个术语、一种方法（框架）以及一种认识论，仍有改进的空间，但它立足微观现实，以自下而上、以人为本的综合性分析框架，全面审视塑造人们生活的一系列机遇和制约发展的因素，为观察发展挑战、寻找解决方案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和更丰富的信息（Natarajan et al.，2022）。自生计思想提出以来，已被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发展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广泛采纳，成为贫困治理和发展干预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