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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任务。这是中央在新时代农业农村工作中关注的焦点问题，在中国现代经济体系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具体实施方案，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这是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面临的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是党和政府在新时代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内容。为此，国内学者对乡村振兴的内涵、路径和政策体系进行了广泛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把农业农村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党的十九大对乡村振兴提出了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同时，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难题，必须要有新思路、新举措来推动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的内涵在于，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为乡村振兴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1）从历史角度研究乡村振兴的内涵
很多学者对乡村振兴的内涵的分析，主要从我国乡村发展的历史演进逻辑来探讨。蒋永穆（2018）分析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发展历程，他认为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需要从七个方面理解：要深刻认识从实现农业现代化到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不仅农业要实现现代化，农村也要实现现代化；由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转变；由生产发展走向产业兴旺；由村容整洁向生态宜居转变；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风文明”到乡村振兴战略的“乡风文明”；从实现管理民主向有效治理的转变；从生活宽裕向生活富裕的七大转变。马义华等（2018）认为乡村振兴的内涵实质就是四大关系，即农户家庭经营与壮大集体经济的关系，城镇化与乡村优先发展的关系，土地权益与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关系；财政支持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其发展的必然性表现为历史和现实相统一。牟少岩（2018）认为乡村振兴的内涵就是各种关系的变化。他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下对“三农”政策的完善，标志着“三农”政策由城乡统筹向城乡融合关系的提升和飞跃，也是对新时代农业与各产业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与反思。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要解决农业问题，还要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李周（2018）将乡村振兴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行了对比，认为乡村振兴战略较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内容上更加完善，要求更高，在这一过程中坚持以产业兴旺为根本。提出各地要因地制宜，先行做好规划，整合各项政策，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李孝忠（2018）认为，乡村振兴是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一战略的提出有其历史必然性。
（2）从其他视角研究乡村振兴内涵
以具体案例、相关文献等角度探讨乡村振兴内涵。叶敬忠（2018）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价值是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其内容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总体布局是保持农业、农村、农民、农地、人员配置五个方面的政策宽松。蒋永穆等（2018）对近年来有关文献进行了梳理，提出乡村振兴的主题是产业振兴、乡村文化复兴、农民社会保障和农村生态建设。乡村振兴实现了“农村改革”到“乡村发展”的重大变革。刘合光（2018）提出乡村振兴的最终归属就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杨新荣等（2018）对广东省农业农村进行了考察，认为乡村振兴的内涵有七个方面。第一，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第二，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第三，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是乡村生态文明；第四，乡村振兴的智力先导是农业科技进步；第五，乡村振兴的动力来自农业社会化服务；第六，乡村振兴的依托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第七，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乡村振兴的保障。
（1）从重构城乡关系角度研究乡村振兴路径
重构城乡关系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变革原有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打破城乡原有的界限，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许多学者从重塑城乡关系的角度研究乡村振兴的路径。蒋永穆（2018）认为，乡村振兴应从以下的六个方面推进：一是保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体制不能改变；二是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三是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四是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和经营体系；五是完善农村治理体系；六是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郑瑞强等（2018）从城乡关系视角分析乡村振兴路径，共有七个方面：一是系统性顶层设计和不同功能区的科学区分；二是填补空白，实现减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三是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经济实力；四是完善乡村治理，调动各种主体机关的积极性；五是加强公共服务保障，确保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六是动态优化功能分区，实现发展空间重构；七是建立多维度评价体系，完善激励机制。李晓忠（2018）认为：城乡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是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农业农村短板能够得到补偿；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以产业振兴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乡村振兴就业导向，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加强党对农村劳动的全面领导，加强农村社会治理。刘升（2018）对贵州米村进行了全面考察，提出落后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是嵌入性振兴。嵌入性振兴就是将农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嵌入城市的产业体系、消费市场和基本服务体系，旨在充分利用农村在人地结构、土地制度、熟人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最后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其实质是以“搭便车”的低成本方式实现乡村振兴，最终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叶敬忠（2018）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应遵循农业农村发展规律，而不是一刀切，即不过度工业化，不过度推动土地流转，不消除农民的差异化生活方式，不忽视农业的根本性质。王成礼等（2018）从二元结构解构城乡关系，他认为，乡村振兴应从分配范式、就业体系、产业发展模式和社会保障系统来开展。谢彦明等（2018）认为乡村振兴的路径：第一，充分发挥城市群的辐射效应，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动力；第二，以特色小镇建设为抓手，将特色小镇打造成城乡融合发展的平台；第三，以产业发展为基石，实现产业带动效应。马跃（2018）分析了新时代城乡关系，从逆城市化角度提出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乡村振兴。牛永辉（2018）提出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是乡村哲学的重建，并强调互联网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2）从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乡村振兴路径
一些学者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角度分析了乡村振兴的路径。杜平（2018）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应从现代化经济体系去把握，把乡村振兴战略看作构建国家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杜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实施路径：一是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二是要以质量兴农；三是坚持绿色发展；四是强化乡村文化的重要性；五是要加强乡村治理；六是要避免贫富分化，走共同富裕之路。
（3）从其他视角研究乡村振兴路径
牛永辉（2018）分析了互联网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提出了互联网为基础的乡村经济体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张俊杰（2018）考察浙江梅家坞村，提出通过“互联网＋”构建乡村命运共同体来实现乡村振兴，共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构建以产业合作为中心的经济共同体；二是构建线上线下互动的社交社区；三是构建文化社区。姜永福等（2018）梳理乡村振兴路径文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四条实践路径，一是强化制度创新；二是深化农村土地变迁的体制机制；三是加快产业融合发展，四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周铭基等（2018）提出了乡村振兴路径要因地制宜，各地要根据自身资源情况，选择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新型发展模式，并提出四种农业模式：一是生产型农业；二是传承农业；三是旅游休闲农业；四是发展生态农业。刘合光（2018）从机制创新、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角度提出乡村振兴路径。王敬尧等（2018）认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在于建立规模化种养业，规模化经营是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动力源泉，也是完善农村治理的推力。张爱玲（2018）深入研究了鲁南西黄河村发展，认为乡村振兴路径选择应从生产发展、社会治理、精神面貌、生活状态四个维度来展开。孙郁红（2018）分析了“三农”问题演变的逻辑，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以农民身份改变为前提。
政策供给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前提和基础，一些学者专门研究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供给体系。张天佐（2017）分析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体系的重要性，认为政策体系包括：农业农村优先保障的财政政策供给；金融支农政策供给；农业保险政策供给；农民增收政策供给；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政策供给；农村土地资源合理配置政策供给；农村人才激励政策供给；农村基础设施的运营管护机制供给；农村国土空间资源开发与保护政策供给；合理的考核评价制度供给。张婷婷（2018）提出，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是乡村振兴的制度供给条件，是优化要素市场配置的前提。史纪等（2018）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分析乡村振兴整体内容，并认为这些内容各成体系，互为逻辑。
乡村振兴的重难点也是乡村振兴的突破点，国内一些学者依据我国目前乡村振兴实施状况，提出了乡村振兴需要突破的重点、难点问题。
韩俊（2018）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出了八个方面需要突破的问题。第一，农业由增产、增收导向向高质量突破；二是小农单打独斗向现代农业发展突破；三是传统农业在绿色发展方面突破；四是提升农民精神面貌，实现乡风文明突破；五是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治理的有效突破；六是从单纯的增加收入向提高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突破；七是从体制机制改革发展向完善城乡一体化体系突破；八是领导“三农”工作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突破。刘合光（2018）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握好如下四个着力点，分别是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总体要求、关键要素和关键难题。谢彦明等（2018）提出，乡村振兴重在发挥城市“涓滴效应”，通过政府的合理引导，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实现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同时做到城乡在道路、通信、管网与其他基础设施进行有效衔接，降低生产要素在城乡流动中的交易成本，破除原来依附于户籍制度而导致的二元差异，构建城乡统一的大市场，发挥出市场机制的作用，以达到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推动乡村实现全面振兴。王景新等（2018）认为农业农村的发展，需要对农村地域空间重构及其综合价值追求作出科学的规划和布局，从单纯追求经济价值向追求生活价值、生态环境价值等多元综合价值进行调整。辽宁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8）认为，乡村振兴五大重点分别是：第一，补齐农村短板，发挥比较优势，推动农村三次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第二，注重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建设，打造生态宜居家园；第三，强化农村基层基础工作，突出党的领导，提高农村治理效率；第四，推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的农业发展方式；第五，提高乡村人才供给能力，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的培育。王世杰（2018）则认为，乡村振兴的重点是要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的凝聚力。马义华等（2018）提出要从四个重点方向来推进乡村振兴。第一，积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生产和经营体系；第二，强化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第三，改革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经营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第四，实施城乡一致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强化乡村公共产品供给。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乡村振兴的难点在于人才、资金以及融资渠道，由于城市与农村客观存在的差异性，这三方面的难点阻碍着乡村振兴，这也成为有待打破的关键节点。姜长云（2018）提出乡村振兴的三大难点分别是：第一，实现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让贫困群众享有乡村振兴的红利；第二，乡村振兴的人才是关键，为此，需要创新乡村人才引进和开发利用机制；第三，强化乡村振兴的资金保障，需要拓宽农村投融资渠道，给予农村更为便利的融资条件。魏后凯（2018）认为困扰乡村振兴的三大难题分别是人才短缺、资金短缺和农民增收难。
一些学者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来分析农村衰落的原因，并据此得出乡村振兴面临的困难。谢彦明等（2018）利用“城市—城镇—乡村”三维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理论和逻辑，认为“城市—城镇—乡村”空间三元结构中乡村区位劣势明显，研究了我国乡村振兴的逻辑、障碍和策略，并认为乡村面临的主要困难有三点：第一，大城市是各种资源的集聚地，发展较为顺利，但也由于过度集聚，造成“城市病”问题；第二，城镇发展陷入停滞状态，其连接城乡的作用难以发挥；第三，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农村经济逐渐走向凋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