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流理论(The Multiple⁃Streams Framework, MSF)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种理论,旨在解释个体的行为和态度受到多个来源的影响。该理论强调了社会环境对个体行为和态度的重要性,指出了人的行为和态度并非由单一来源决定,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在具体研究中,多源流理论被广泛运用于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如群体行为、社会认知、文化交流等。深入理解多源流理论,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社会互动的复杂性,为解决实践中的社会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支持。
1984年,美国政策科学家约翰·金登( John W. Kingdon)在《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中提出了多源流理论,以描述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议程设定阶段
。该理论在综合考察理性决策模式、渐进主义的贡献与局限性,以及科恩·奥尔森的“垃圾桶模型”的基础上,对这些理论进行了修正和构建
。多源流理论旨在阐释政府内外的参与者如何充分利用机会将相关项目提上正式的政策议程。该理论框架将政策进程视为一个“暗箱”,透明化了政策制定过程,为政策出台以及政策变革提供了强大的解释力。因此,多源流理论成为政策过程中的主流理论之一。
金登认为,提上议程的项目是由多种因素在特定时刻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某一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这种共同作用即多源流理论中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交汇。金登运用这一思路来解析联邦政府的议程设置。虽然多源流理论只包括三个源流(问题、政策、政治),但总体逻辑相似:各个流独立存在,每个流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不论解决方案是否针对问题,都会制订解决方案。同时,政治格局可能突然变化,导致政策关闭和现有问题得不到解决。理解议程和政策变革的核心在于流的耦合,这一概念源自垃圾桶模型。在关键时刻,问题被认知,解决方案涌现,而政治氛围则有利于采取行动。金登将这种情形称为“政策窗口”,该窗口仅在有限时间内开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三个过程才能正确融合,从而引发重大议程变革。金登将推动这种耦合的代理人称为政策企业家
。
多源流理论的影响也逐渐扩大,并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策制定者、研究者以及从事公共事务的专业人士都将多源流理论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多源流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研究者们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拓展了其适用范围,并对其理论框架进行了修正和丰富。例如,有关学者在研究中不断探索多源流理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政策领域中的应用情况,以及其与其他理论的关系等。这些努力使得多源流理论逐渐成为政策过程研究中的主流理论之一
。它被引入比较政策分析领域,推广到与美国不同的政策制定体系,并与政策周期的概念相结合,使其不仅可以用于研究议程设置,还可以研究政策的所有阶段包括政策制定、决策、实施、评估等过程
。在行为者和代理人方面,金登主要关注政策企业家的角色,并对其他行为者,特别是集体政策行为者的角色有所质疑
。通过深入理解多源流理论,人们能够更好地把握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提高政策制定的效率和质量,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因此,顶尖学者现在将多源流理论中的不同流描述为是由不同的集体参与者组成的,最显著的是问题源流中的认知社区、政策源流中的政策工具选区以及政治源流中的倡导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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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源流理论的核心理念
多源流理论认为,在某个公共领域内,若干个彼此独立的要素因特定原因同时出现在一定场域内进行互动,其结果会促成一项公共问题进入政策议程。这些“要素”可以归类为问题源流(Problem Stream)、政策源流(Policy Stream)以及政治源流(Political Stream)。简而言之,当问题、政策和政治因素在特定环境中交互时,它们共同形成了政策窗口,使得社会问题得以关注和解决。
问题源流关注的是社会问题如何被识别并确立为政策问题。这一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重要指标的变化、焦点事件的发生以及现行政策的运行反馈。在卫生领域,人们可能会关注医疗保健费用的增长,以及这些费用如何分配给政府、承保人和消费者等子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有些问题可能会吸引政府官员的关注,而其他问题则可能被忽视。因此,了解哪些问题会引起官员的关注,以及这些问题是如何引起关注的,对于理解政策制定的动态过程至关重要。
政策源流描述了政策共同体为了推广其所支持的理念、方案或建议,而投入各种资源来支持或宣传这些政策主张的过程。这个共同体由各种成员组成,包括专家、官僚、规划评估者、预算部门工作人员、国会助手、学者、压力团体和研究人员等,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和目标。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他们在政策共同体中积极宣传自己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想法或政策建议会受到重视,而另一些则可能被忽略。总的来说,符合特定标准的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更有可能在辩论中存活下来,并最终进入政策议程。
政治源流是指对政策议程产生影响的多维要素的集合,涵盖了国民情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行政或政府换届以及执政党意识形态等方面。特别是在信息时代,国民情绪的表达变得更加迅速、便捷和集中,这也推动了焦点事件的频繁发生。这一源流中事件的出现通常不依赖于问题源流和政策源流。例如,政治家可能会敏锐地察觉到选民中新兴情绪的涌现,或是选举结果可能导致新的行政当局上台执政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对政策议程的形成和变化产生重大影响。
2.多源流理论的“政策之窗”
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彼此独立,它们的出现、发展和运作并不受其他源流的影响,但它们各自对政策议程的形成和发展都起着推动或制约的作用。在某个关键时刻,这些源流会汇聚在一起,导致公共问题被提上议程,这个关键时刻被称为“政策之窗”。政策之窗打开的原因多种多样:首先,问题源流的变化可能导致政策之窗的出现。这种变化可能是由于被广泛关注的指标发生了变化,例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急剧上升、土地沙漠化面积扩大、生产安全事件频发等。其次,突发事件的发生或外部事件的影响也可能导致政策之窗的开启。最后,现有政策效果的负面反馈也可能引发政策之窗的出现,即现实情况表明现有政策的效果不尽如人意,甚至可能使问题加剧。
政策之窗的关闭则可能是因为政策制定者认为他们已经通过决策解决了问题,或者参与者未能争取到行动成功。如果行动失败,参与者可能不愿再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和政治资源,导致政策之窗的事件消失。危机和焦点事件可能是暂时的,窗口打开者可能失去权力,没有备选方案,机会就会消失。
1.多源流理论在现实场景的应用
多源流理论在现实场景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其研究成果为政策制定和公共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首先,多源流理论指导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认识到政策议程形成的复杂性。在现实中,政策问题往往受到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影响,这些源流交织在一起决定了政策的最终形成和实施路径。因此,通过综合考虑多个源流的作用,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问题的本质和社会需求,从而更有效地制订政策方案。其次,多源流理论的应用促进了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与合作。通过多源流理论的视角,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期望,从而通过协商、对话和妥协,促进各方之间的合作,达成共识,推动政策的顺利实施。最后,多源流理论的应用为政策评估和调整提供了重要参考。通过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好地识别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并及时进行调整和优化,以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因此,多源流理论为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持。
2.多源流理论在学术研究上的应用
前文提到,多源流理论主要关注政策议程的建立过程。将一个项目提上议程需要在特定时刻将多种因素汇合共同发挥作用,而非单独因素的作用。这种共同作用即多源流理论所描述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连接和交汇。问题源流涵盖需要政府解决的各种问题;政策源流包括各种政策建议、主张和方案;政治源流则包括国民情绪、公众舆论、权力分配格局、利益集团实力对比等因素,反映政治形势和背景。因此,这三条源流的交汇意味着特定问题、政策方案和政治形势的有机结合。这种有机结合表明问题、政策方案和政治形势之间具有共容性,而不是互斥性。通过对核心期刊中优秀论文的分析总结,我们发现以多源流理论作为研究视角,通常涉及以下几个问题情境。
第一,在政策制定的内在逻辑研究上,考虑到在社会层面,某项政策的制定和议程的设置往往涉及问题、政策和政治的综合作用。在问题层面,需要解决的系统性问题会引发议程讨论;在政策层面,各方政策主体如专家学者等会提出政策建议来推动问题解决;而在政治层面,国民情绪、公共舆论等因素则会影响问题的发展方向。因此,以多源流理论为视角,探索某项政策制定中问题、政策和政治的综合作用是可行的。例如,修南和潘黎以芬兰教育数字化转型为案例,运用多源流理论分析了政策议程的形成过程,强调了政治源流在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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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政策变迁的主导因素研究上,某些议题早已引起政府关注,因此在较早时期已经成为政策层面的关注对象。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议题可能从零散的行动逐渐演变为制度化甚至升级为国家级行动,经历了从初探到深化的历史进程。在政策的历史变迁中,主导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的作用机制又是怎样的?利用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可以对此进行全面审视。例如,侯军毅等人运用多源流理论分析我国青少年体育政策变迁,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政府对青少年健康的关注、顶层设计的完善,到问题、政策、政治源流的交互作用,揭示了政策形成的历史阶段和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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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研究上,在政策扩散中,内部因素如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以及外部因素如地区间关系,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了个人、组织、政策属性等作为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中也蕴含着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的影响,可借助多源流理论探究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例如,张磊分析了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扩散情况,发现地方政府在采纳该政策时受到现实问题、专家建言和政策关注度的共同影响。通过量化分析,文中提出了生活垃圾分类问题显著性对地方政府采纳该政策的可能性的假设,并得到了验证,从而支持了多源流理论在政策扩散分析中的可行性。
第四,在某要素对政策制定或终结中的作用机理研究上,政策议程的设置是问题、政策和政治源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涉及各个政策共同体的政策方案,也有国民情绪、执政党理念、制度变更、利益集团压力等要素正向或负向的影响。这些政策共同体以及影响要素对于政策制定、变迁甚至终结都会发生某种作用。因此,可以从多源流理论出发,探索影响政策制定或者终结的要素所发挥的作用。例如,黄扬探讨了智库在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机制。通过在问题、政策和政治流上的行动,智库促使政府关注数据开放问题、提供有效建议,并引导公众支持数据开放,从而推动了政策形成过程
。王家合和杨倩文探讨了社交媒体在政策终结过程中的作用。以武汉市取消路桥隧收费政策为例,发现社交媒体通过反馈政策效果、整合信息资源、放大公众情绪等方式,加速了政策终结的进程,展示了多源流理论在分析政策终结中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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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在社会议题所面临的困境研究上,很多热门社会议题在发展过程中会面临诸多问题和困境,其中的困境仅仅从自身发展等常规层面去寻找,是无法发现痛症和症结所在的,这就更需要站在一定的高度,从政策议程设置的角度去寻找痛点和难点,才能更全面、更深入地发现问题,提出最有效的改善路径与方法。如此,多源流理论在分析这些社会议题所面临的困境时,就会有较好的契合度。例如,王梅和张鑫宁研究了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发展困境,发现了在问题、政治和政策源流上存在的挑战,例如研究生教育质量、权力矛盾以及治理体系的缺陷,呼吁通过多源流理论的视角来提出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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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研究者在选择多源流理论作为研究视角时,可以考虑上文所归纳的五个问题情境。从多源流理论出发,可以探讨政策议程设置究竟是如何运行的,也可以分析在早就制定的政策的发展历程中其主导因素究竟是什么。而政策制定之后在不同地区的政策扩散过程中,也可以分析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在政策的制定、变更甚至终结过程中,某些要素在其中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其进行探讨也是较为有价值的。此外,某些重要的社会议题在现实情境中所面临的困境,若是从政策议程制定的角度予以分析可能会找到症结所在。这些均可以使用多源流理论予以深度审视。但需注意的是,在分析之前,需要寻找多源流理论与所要研究的问题的契合度,这是开展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前提。多源流理论的影响持续深入,并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和从事公共事务的专业人士都将多源流理论作为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工具。通过深入理解多源流理论,人们能够更好地把握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提高政策制定的效率和质量,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