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 100 年里,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市大量兴起。全世界城市人口占比由 1960 年的 33.6%上升到 2020 年的56.2%
,城市建设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如图 1.1 所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990 年还不到 1.9 万亿元,2000 年突破 10 万亿元,2010 年突破 41 万亿元,2020 年首次突破百万亿元,达到 1 013 567 亿元。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加速推进,1978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只有17.92%,到 2020 年已超过 60%
,形成了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世界级都市圈和众多区域性城市群。图 1.2 绘制了 2008—2019 年我国城区面积和城市人口变化趋势。作为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城市集中了大量优质的经济要素并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以 2019 年为例,所有市辖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56.7%
,市辖区生产总值占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61.9%
。城市对经济增长的强大引领作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部分城市出现往单一方向过度延伸的现象,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呈现出空间形态紧凑性水平下降的特征。根据集聚经济理论,不紧凑的城市空间形态不利于经济增长。例如,形态不紧凑的城市可能侵占周边农田,导致环境恶化;降低公共设施利用效率,提高单位建设成本;延长通勤距离,打破职住关系平衡等。这些负面影响所带来的成本最终会由城市中的企业和个人承担。
图 1.1 1990—202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 1.2 2008—2019 年我国城区面积和城镇人口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当前,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发展模式不仅包括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的转变,还包括城市空间形态的调整。首先,在城镇化进程高速推进的背景下,原有城市空间规模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渐放宽,未来 1 亿多人口将进入城市,城市住房需求的增加成为导致城市扩张的重要因素。其次,城市群的建设为更多城市带来发展机会,这些城市在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构筑发展新动能的同时也会扩大规模。最后,研究表明,我国大部分城市规模仍然小于最优规模(柯善咨和赵曜,2014;梁婧等,2015),城市扩张将有利于集聚经济效应的发挥。以上原因都意味着我国城市空间形态还会经历巨大的变化。
受地理、经济等因素影响,城市空间形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例如,早期的城市沿河而建,呈现出长条形态。山谷中的小镇随地形走势扩张,呈现出狭长的形态。但是更多情况是,经济因素导致城市区域在个别方向上扩展较远,偏离了理想的同心圆扩张的趋势。政府行政干预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特征。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招拍挂制度和户籍制度,引导土地和劳动力两大经济要素的空间配置,并通过制定城市总体规划引导城市空间形态的发展。不少地方的城市规划部门在土地资源管理和城市规划上欠缺科学性,导致城市空间形态不紧凑并对城市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城市经济的发展。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概念,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国务院印发的《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 年)》强调,“促进城镇集约紧凑发展,提高国土开发效率”。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如何优化城市空间形态并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现有文献缺乏针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很多文献仅揭示城市空间形态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缺乏对城市空间形态影响机制的分析。
本书系统研究了城市空间形态的经济绩效及其影响机制。从量化城市空间形态入手,本书首先对中国城市空间形态的空间分布和演变趋势进行描绘和分析,然后从宏观和微观视角,研究城市空间形态紧凑度对经济增长、企业生产效率和家庭消费的影响。本书的研究结果可以从城市规划和要素空间分布角度,为扩大内需、提高生产效率和刺激消费提供政策建议,为城镇高质量发展和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