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首先，度量内容的变化。新的度量方式不仅关注城市的规模、密度，还量化了城市的外形。现有测量指标主要有以下几种：反映城市规模大小的城市面积指标、反映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平均人口密度指标、反映城市内部人口分布差异的城市蔓延指数（Fallah et al．，2011）。如果说现有指标大多基于统计数据计算得到，那么新的度量方式则是基于二维城市平面图形，通过构造包含空间维度的指标来反映城市的空间特征（Angel et al．，2020；Duque et al．，2021；Harari，2020；刘修岩等，2019）。
其次，度量所使用的数据发生变化。考虑到统计数据可能存在较多人为因素导致的偏误且受到行政区域的限制，国内外学者还利用夜间灯光数据、卫星遥感数据等多样化的数据开展研究，包括DMS./ OLS夜间灯光数据、 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 Landsat陆地卫星数据、 Landscan人口分布数据、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数据等（Burchfield et al．，2006；Donaldson和Storeygard，2016；Liu et al．，2012）。卫星图像数据客观性较强，且包含丰富的空间信息。
国内外关于城市空间特征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对空间因素作用机理的分析。在宏观层面的研究中，集聚所产生的规模效应、交通便利性和市场可达性等通常是城市空间特征的作用机制，这些方面的研究较为丰富。目前，随着对微观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的深度挖掘，在估计城市空间特征对企业和个人影响效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其微观机制，成为当下研究的趋势。
在分析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时，很多文献从强调资本积累、劳动投入、要素配置、技术创新等供给侧因素，逐渐往重视居民消费需求等需求侧因素、强调消费规模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方向转变。兼顾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考虑其相互作用、强调供给侧因素和需求侧因素合力推动经济长期增长，是目前研究的趋势（欧阳志刚和彭方平，2018）。
首先，在数据运用方面，现有文献更加注重微观数据的应用。微观数据可以分离出个体特征的影响，降低模型的自选择偏误（ Eid et al．，2007）。由于个体、家庭、企业等微观数据包含更多变量，研究者在利用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时还能更细致地开展机制分析。近年来，也有一些文献将地理空间数据和微观数据结合起来分析空间外部性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不过总体来说，这部分文献还比较少。
其次，遥感数据、日间灯光数据、夜间灯光数据不仅被用于反映城市扩张现状，还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增长、收入差距、能源消耗、产业集聚等指标的度量（Donaldson和Storeygard，2016；Henderson et al．，2012；范子英等，2016）。夜间灯光数据的观测时间长、观测范围广，排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较少受到人为干扰和行政区划单位的限制，可以准确、客观地揭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基于夜间灯光数据计算的地区灯光强度等指标是现行统计指标较好的替代指标（徐康宁等，2015）。
第一，现有的城市空间特征指标大多缺乏空间维度的信息。这些指标普遍基于统计数据计算而得，这相当于把城市压缩为一个点，忽略了城市平面形态和内部空间结构的多样性（吕斌和孙婷，2013）。而现实中，城市空间形态是比较多变的，但少有文献对此展开研究。
第二，现有文献在讨论城市空间形态的经济影响时，大都缺乏对作用机制的分析。城市为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场所和空间，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相对间接的。因此，厘清城市空间形态的作用机制才能使城市空间外部性更好地发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现有的工具变量大多是不随时间变化的。使用缺乏时间维度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需要舍弃个体的固定效应，而城市空间形态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存在较大变异，舍弃固定效应意味着损失大量有效信息。因此，开发随时间变化的工具变量很有必要。
第四，城市空间的经济影响的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方面，对消费城市的研究还比较少。而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消费规模的扩大对城市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第五，现有文献在研究消费的影响机制时，从个人需求角度重点关注金融约束、预防性储蓄、时间管理等因素，从供给角度重点关注消费品数量及多样性等因素，少有文献从交通便利性的角度进行分析。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降低城市内部交通成本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第六，很少有文献涉及全国范围的城市内部交通通达性的研究。很多文献关注城市之间的交通通达性，仅有部分文献关注城市内部的交通状况。而由于城市内部通勤距离、交通成本等难以衡量，现有文献通常只以个别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开展研究，这缩小了结论的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