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城市的消费外部性是本书研究城市空间形态紧凑性和消费关系的出发点。有关城市消费外部性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城市是人和企业的密集聚集地。在空间经济学引起人们关注的初期，许多研究认为城市的优势主要集中在生产方面（Holmes，1999；Krugman，1991）。随着产品运输成本的大幅下降，工业集聚的重要性逐渐下降（Glaeser，1998；Glaeser和Kohlhase，2004）。与此同时，人口、技术和想法的集聚仍然重要，这意味着城市发展的动力正在发生转变。一些文献更多关注城市在消费方面的优势并指出城市的消费外部性是未来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Couture，2016；Glaeser et al．，2001；Lee，2010）。
Glaeser等（2001）提出消费城市这一概念，指出城市在消费上的外部性被严重低估。他提出的空间均衡方程将城市的生产属性和消费属性纳入同一个框架中并加以区分。在空间均衡方程中，生产率溢价＋消费外部性溢价＝租金溢价。如果使用工资溢价来衡量城市的生产率（ Glaeser和Mare.2001），该方程的经济学含义是：城市的工资溢价加上城市消费外性所带来的效用被城市租金溢价所抵消。因此，城市消费外部性被定义为租金溢价和工资溢价之差。
拥有消费外部性的城市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存在“逆向通勤”现象；二是城市房价增长速度快于收入增长速度。例如，基于美国通勤数据，Glaeser等（2001）发现，1960—1990 年城市→郊区方向的通勤时间增长了 2 倍，而全部通勤时间在两个时间段的增长分别仅为 2.62％（1960—1980 年）和 2.79％（1980—1990 年）。这表明，在郊区工作的人们选择居住在城市中心，暗示城市可能存在消费外部性效应。另外，1980—1990 年，房价对人口的弹性由 0.114 上升到 0.225，而收入对人口的弹性从 0.051 上升到 0.082。住房需求增长远快于收入增长，这表明城市消费外部性作为高房价的补偿而存在。也有文献从较高的生活质量、多元的文化以及社交优势等方面解释城市对人口的吸引（Clark et al．，2002；Glaeser和Gottlieb，2006；Shapiro，2006）。
20 世纪中期，国外经济学家们通过大量的研究来讨论消费、储蓄和收入之间的关系。Duesenberry （1949）开创性地提出“相对收入假说”，认为个人消费函数取决于周围人的现期收入。该理论认为，消费存在示范效应，家庭消费由相对收入的分布决定，独立于绝对收入水平。给定相对收入的分布，家庭消费会随着家庭在该收入分布中位置的上升而增加。很快，作为理解消费行为的主流消费理论——持久收入假说（ Friedman，1957；Modigliani和Brumberg，1954）被提出。理性消费者会根据其一生的收入在其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进行平滑消费。根据这种观点，消费受短期收入波动的影响较小，消费和收入之间的横截面相关性很可能由其与永久收入的暂时性偏差所驱动。由于消费取决于持久性收入，研究者应该在整个生命周期内观察消费和收入关系。
回顾中国的研究，余永定和李军（2000）基于中国国情推导出一套符合中国现实的宏观消费函数。文章指出，中国的消费者有别于外国消费者的特点是，中国的消费者在生命周期内存在多个特定的支出高峰，并伴随相应的储蓄任务。中国消费者完成阶段性储蓄任务是为了实现阶段性的消费目标，这和永久收入假说所描述的模式有很大差别。该文章提到，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和消费信贷的缺乏，阶段性消费任务的观点解释了中国低消费的一部分原因。
为了理解中国“高储蓄、低消费”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国内学者对消费不足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例如，有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失业风险的增加和未来收入预期不确定性的提高都导致居民有较高的预防性储蓄，这是中国现阶段消费率较低的原因之一（罗楚亮，2004）。也有文章发现，收入不平等、户籍制度约束、信贷约束等都和消费低迷有关（陈斌开等，2010；杭斌和余峰，2018；雷潇雨和龚六堂，2014）。例如，陈斌开等（2010）发现，户籍制度的制约导致城镇移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城镇居民。其原因在于移民缺乏社会保障且面临更高的信贷约束。收入不平等对城镇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与家庭对社会地位的偏好以及潜在的流动性约束有关。当其他人的住房面积都增加时，人们也倾向于增加购房预算以购买更大的房子。在信贷缺乏的经济环境中，家庭选择压缩消费来满足住房需求（杭斌和余峰，2018）。在这些文献中，预防性储蓄假说、流动性约束假说都是解释居民消费行为的重要角度。
越来越多的文献利用微观数据来研究影响人们消费的因素。李树和于文超（2020）运用家庭面板数据，发现户主的主观幸福感会促进家庭消费，这一结论具有积极的政策含义，即旨在改善民生和提升居民幸福感的经济发展目标能有效提高家庭消费意愿。杨碧云等（2014）利用 2002 年和 2009 年中国家庭城镇住户调查的数据发现，家庭收入、家庭人口性别结构以及家庭生命周期阶段都会显著影响家庭总服务性消费支出数量。邹红和喻开志（2015）使用断点回归设计，发现男性户主退休这一冲击显著减少了家庭非耐用消费支出，退休后的消费骤降主要源于与工作相关消费、文化娱乐消费和在家食物消费的减少。孙伟增等（2020）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2 年、2014 年、2016 年的家庭面板数据，对住房自住、有房出租以及租房居住的三类家庭的消费行为进行研究。文章发现，租金减少通过住房投资效应降低住房自住家庭的住房投资收益，从而增加这些家庭的消费。对于房东和租房者而言，租金减少通过租金收入效应挤出房东家庭的消费，而通过消费替代效应增加了租房者家庭的消费。
城市的消费外部性是城市不断吸引人口的重要原因，消费需求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而逐渐增加，这刺激了生产并增加了消费品的供给，继而进一步提高城市生活的效用水平。在这个循环中，城市空间特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城市空间规模不仅决定了集聚效应的强度，还会影响交通成本的高低，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共同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
已有不少研究从城市规模或人口密度的视角探讨了城市空间特征对消费的影响，这些文献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文献讨论了大城市服务性消费的问题。例如，Glaeser和Gottlieb （2006）发现，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大城市复苏得益于人们对面对面社交的需求——在大城市中，人们更多地前往餐厅、电影院等商业娱乐场所。Murph.（2018）也发现美国大城市的居民有更多的服务性消费支出。研究指出，大城市消费型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更高，居民购买服务性消费品的价格更低，因此购买服务性消费品作为家庭生产的替代品是有效率的。同样，章元和王驹飞（2019）发现中国大城市的居民有更高的服务性消费支出水平，因为大城市通勤时间的延长导致大城市居民希望通过购买服务替代家庭生产以增加闲暇时间。
现象背后存在着丰富的机制。现有文献从居民收入、规模经济、交通成本和时间利用等视角解析了城市规模影响消费的机制。Glaeser和Gottlie.（2006）指出，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和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增加了人们对城市高端设施的需求，并由此带来了城市人口的增长。Murphy（2018）提出，专业化的生产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时间上都更有效率，所以购买服务代替家庭生产能够增加个人效用。例如，餐厅使用固定的场所和烹饪器具，可以服务周围很多消费者，而消费者如果自己在家烹饪，则每人都需要购买烹饪器具且需要花费时间。章元和王驹飞（2019）认为，大城市的居民面临更长的通勤距离和更多的通勤时间，为了增加闲暇时间，大城市居民拥有更高的服务性消费支出水平，以保持自身效用水平。
第二类文献主要关注城镇居民的汽车消费问题，讨论了城市空间形态如何影响居民购买汽车的决策。在城市蔓延、交通拥挤和石油依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文献关注如何科学利用城市规划减少汽车的保有量（Ewing和Cervero，2010）。这些文献主要以美国的城市或者都市区为研究对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全国家庭旅行调查（ national household travel survey，NHTS）提供了丰富的个人层面的个体特征、家庭坐标和外出旅行信息。例如，Ding等（2017）基于 2001 年全国家庭旅行调查数据，从人口密度、土地混合利用、交通通达性等多个维度量化了城市建筑环境。文章发现人口密度、就业密度、交通通达性和家庭拥有汽车的可能性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文章也指出，土地混合利用对家庭汽车拥有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土地混合利用缩短了出发地与目的地之间的距离，可能会减少家庭对私家车的需求；另一方面，土地混合利用也降低了平均出行成本，这会减少开车成本，从而增加家庭对私家车的需求（Ding et al．，2017；Hess和Ong，2001）。类似地，Cervero和Kockelman （1997）从汽车使用的角度开展研究，发现土地混合利用水平较高的城市环境会减少居民使用汽车出行的次数，最终减少汽车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