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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指出，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进入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是适应我国发展新阶段要求、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六大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发展阶段，将面对更多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短板弱项。对这些困难和挑战、阻力和变数，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去看待，趋利避害，奋勇前进。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极速成长，世界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核心技术竞争更加激烈，科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经济领域的马太效应持续发酵，全球发展失衡，南北差距、贫富差距还在扩大，领土纠纷、移民困局等问题此起彼伏。同时，随着世界各经济体越来越接近技术前沿，发展战略必须转向以创新为基础的战略。因此，国家的发展需要转向另一种增长模式，即创新型增长，这就对国家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高质量发展是超大城市的应有之义。高质量发展的表现是经济发展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更为绿色环保，社会、经济发展更为协调，也就是必须保证有一定的发展速度。高质量发展不一定是低速发展，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是高速发展。超大城市作为新发展阶段的排头兵，应积极为国家发展培育新动力、拓展新空间，推动国家朝着更高质量的方向前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城市安全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衡量和检验政法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国家的公共安全。2015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2015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城市发展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2017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2019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强调，要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2012 年 10 月 31 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国家安全体系”。2019 年 11 月 29 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对应急管理工作提出具体要求：“要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坚持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要适应科技信息化发展大势，以信息化推进应急管理现代化，提高监测预警能力、监管执法能力、辅助指挥决策能力、救援实战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人口、功能和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运行系统日益复杂，安全风险不断增大。但是，一些城市安全基础薄弱，安全管理水平与现代化城市发展要求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比较突出。近年来，一些城市甚至大型城市相继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因此，城市安全是保障城市发展的重要前提。城市安全要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原则，坚持立足成效、依法治理，坚持系统建设、过程管控，坚持统筹推动、综合施策。到 2035 年，城市安全发展体系更加完善，安全文明程度显著提升，建成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安全发展城市。持续推进形成系统性、现代化的城市安全保障体系，加快建成以中心城区为基础，带动周边、辐射县乡、惠及民生的安全发展型城市，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实稳固的安全保障。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这是我国由大向强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挑战。城市的现代文明，不仅要有鲜亮富丽的文化地标、整洁清新的优美环境，更要有底蕴深厚的安全文化和人民幸福安康的社会生态。城市安全发展的标志是全民安全意识与安全行为的高度统一，是政府安全规划与社会安全建设的有效引导，是城市安全运行与安全治理的科学协调。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广泛应用，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大量涌现，流动人口多、高层建筑密集、经济产业集聚等特征越来越明显，城市运行系统日益复杂，城市安全新旧风险交织叠加。一些城市发生房屋坍塌、爆炸、洪涝、台风等重特大事故或自然灾害，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然而，目前城市安全整体监管体制未形成、法规标准体系不健全、社会共治处于初级阶段等诸多问题与挑战，亟须制定并落实城市安全发展战略，提升城市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
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生。无论是佛教的“爱物厚生”还是道家的“道法自然”，抑或是儒家的“天人合一”，都体现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发展理念。
从 1972 年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到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 世纪议程》，再到 2009 年全球瞩目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都在向全世界宣告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全球发展。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发布了第六次评估报告的综合报告《气候变化 2023》（AR6 Synthesis Report：Climate Change 2023）（简称《报告》）详细阐述了源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不断上升的全球变暖所导致的毁灭性后果。全球气温已上升 1.1℃，世界各个区域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气候系统变化——从海平面上升、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到海冰迅速融化。气温的持续上升会进一步加剧这些变化。气候对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影响远超预期，风险将随着气候变暖加剧迅速升级。气候适应措施可以有效增强气候韧性，但推行解决方案急需更多资金支持。根据 2022 年 6 月正式印发的中国《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至少已有 170 个国家将适应措施纳入气候政策。
面对如此严峻的生态危机形势，我国党和政府充分意识到了改善生态环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早在 1998 年 3 月 15 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建设和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伟大事业”；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战略、新要求，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领域改革向纵深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日臻完善，生态环境执法力度不断加大，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对山水林田湖草沙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城市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作为人类文明创造的一种特殊组织机构，离不开生态环境的温床。古今中外，人类四大文明古国——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中国，分别对应着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即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正是良好的生态环境才孕育出文明社会。然而，随着人类的发展，城市的出现又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影响。但是，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我们进入了一个机器时代，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世界。工业革命一方面为我们带来了无与伦比的财富和便利，另一方面也破坏了生态平衡。地球现在面临着许多挑战，诸如水、土壤和大气受到污染，森林锐减，气候变暖，臭氧层遭到破坏，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室外。从 1750 年到 1900 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约 19 倍，从约 30 亿吨增加到约 600 亿吨。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欧洲和北美洲等工业化国家。而全球平均气温也随之上升了约0.8 摄氏度。正如在福尔摩斯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城市的能源消耗情况。在《血字的研究》中，福尔摩斯和华生乘坐火车前往萨里郡调查案件时，华生描述道：“我们穿过了一片片黑色、肮脏、沉闷、充满煤烟气味的郊区。”又如，在《四签名》中，福尔摩斯和华生乘坐汽车前往伦敦港时，华生描述道：“我们沿着泰晤士河的南岸一路向东驶去，经过了一座座烟囱，它们不断地向空气中喷出浓浓的黑烟，使得整个天空都变得灰暗。”再如休·米勒对 1862 年的曼彻斯特所做的形容：“没有别的东西似乎可以像厄威尔河那样最能够代表这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大城市了……这条可怜的河流在几英里以外的上游还依然保留着美丽的面貌，两岸绿树成荫，河边上灌木丛生，但是当它流经工厂和染坊这些地方时就完全丧失了原本的风光……简直不能称为一条河，而是一条充满污水的明沟。”
城市和城市地区的快速扩张对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机遇。联合国估计，到 2050 年，全球人口的 68％将生活在城市地区。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称 99％的世界人口呼吸的空气超过安全限度，其中城市地区的比例明显更高。联合国估计全球范围内 80％的废水未经处理便流入河流和海洋，其中城市径流的占比很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可能会给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带来压力，加剧社会不平等，并导致环境不公正。
2019 年发布的《气候变化绿皮书》指出：1980—2018 年的近 40 年间，全球自然灾害事件发生次数从 249 次猛增到 848 次；与气象因素相关的天气灾害、水文灾害和气候灾害发生次数分别由 135 次、59 次和 28 次猛增到 359 次、382 次和 57 次。按照 2050 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 2℃ ～3.5℃的预测进行推断，城市现有的基础设施将面临极大压力。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显示，全球 76％的城市对气候变化风险高度敏感，包括阿姆斯特丹、东京、纽约等城市在内的一些重要国际大都市都有可能在持续的海平面上升之中被直接抹去。80％的港口贸易将受极端气候影响：每年需增加的道路运营和养护成本将高达 80 亿美元。经济和社会民生中的不确定性影响着社会中的各个主体，对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活动都会带来严峻的挑战。因此，韧性将是一个更重要的特质，一个高韧性的社会将帮助我们应对、管理、利用不确定性，实现稳健发展。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重要成果。我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在 2025年将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到 65％。在中国城镇化率提高的同时，城市化的格局和形态也在发生深刻变化，都市化（即大城市化）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形式。高速发展且规模庞大的城市，需要消耗工业原料、产生大量工业废料。2020 年 9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挑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使命与担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持续优化经济结构，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
《2021 年可持续发展融资报告》显示，全球经济经历了 1990 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最脆弱的社会群体受到的影响最大。估计全球损失了 1.14 亿个工作岗位，约 1.2 亿人陷入了极端贫困。世卫组织总干事向第 76 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的报告指出：“仍有可能出现另一种变异株，导致新一轮疾病和死亡，出现另一种更致命的病原体的威胁也依然存在。”
第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如果将全球经济的观察区间拉长到 60 年的时间长度，我们就会发现，整个世界经济正处于低潮之中。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看，2023 年中国经济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 2024 年中国经济仍需面对诸多挑战：全球经济将延续疲软态势，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全球货币过快收紧导致的高利率对经济活动的拖累加速显现，前期支撑主要经济体复苏的投资动力、超额储蓄带来的消费动力都面临后劲乏力问题，2024 年世界经济增长总体仍将延续疲软态势；经济发展中的重点领域风险仍须关注。中小银行存在“量多质弱”的特点，盈利能力和风险抵补能力普遍较弱。截至 2023 年，中国中小银行机构数量占比约为九成，但资产占比不足三成，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远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2023 年、2024 年是城投债到期高峰年，在债券到期规模扩大、再融资难度加大、地方财政支持减弱等背景下，弱资质区域的尾部城投债违约风险仍需关注；微观主体对当下经济的信心不足，宏观数据与微观主体之间仍然存在“温差”。在失业率走高、房地产出现绝对规模的萎缩、部分信托资产爆雷、股票市场投资价值严重流失等多种因素叠加之下，家庭的现有财富严重缩水，他们没有充足的信心去消费，转而增加储蓄以防范风险。就业等直接关系个人获得感的指标依然有改善空间。出于对未来需求不确定性的担忧，企业家没有足够的信心扩厂招员、加大研发投入，劳动力市场存在“求职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结构性问题，青年人群就业情况依然严峻。
第二，贫富差距拉大。世界银行最新的《贫困与共享繁荣报告》指出，2020 年暴发的新冠疫情造成了 1990 年以来全球减贫事业的最大挫折，疫情给贫困群体造成的伤害最大：收入最低的 40％的人口承受的收入损失平均为 4％，是最富裕的 20％的人口的两倍。结果就是全球不平等状况出现了数十年来的首次加剧。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2022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自 2020 年起，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大幅增加。2021 年较上年增加约 4 600 万人，自 2019 年以来累计增加了 1.5 亿人。贫富差距拉大对非洲和亚洲特定地区，以及低收入者、女性、儿童等本已处于弱势的群体造成了更为严重的伤害。
第三，科技创新变革。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空前密集、活跃。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六大趋势：科技创新受政治裹挟现象更加严重，大国竞争加快技术变迁和跃升，场景驱动加快科技应用和迭代升级，科技支撑经济社会转型的压力进一步增大，科技范式和科研组织方式进一步变革，技术、科学成为引领新科技革命的急先锋。这具体表现在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以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脑科学、再生医学等为代表的生命科学领域孕育新的变革，融合机器人、数字化、新材料的先进制造技术正在加速推进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