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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城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分类之一。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023 年 10 月公布的《2022 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全国共有超大城市 10 个，分别为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东莞、武汉、杭州。
目前，在知网学术平台，以“超大城市”为关键字共检索到 1 506 篇文献，其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城市工程建设、城市社会治理、城市问题破解、城市高质量发展；以“超大城市”和“韧性”为关键字共检索到 79篇文献，其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城市韧性体系、城市韧性治理、城市韧性空间、城市经济韧性、城市安全韧性。现有关于超大城市的研究成果可以从研究地区和研究内容两个维度展开分析。
第一，超大城市研究地区。当前研究关注区域以上海市、北京市、深圳市以及广州市居多。其中孙建平等（2021）以上海关键基础设施安全运行为例，讨论了超大城市韧性建设。李晓壮、李升（2021）在社区融合概念的基础上构建分析框架，探讨了北上广深超大城市的流动人口社区融合指标测度。鄂振辉（2021）以北京市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基层管理机制研究超大城市基层治理。广州城市治理榜课题组（2021）发布《韧性城市建设之广州实践报告》，从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环境韧性、文化韧性、公共韧性五个维度出发，以数据和案例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广州韧性城市建设实践。
第二，超大城市研究内容。超大城市的研究集中在人口、经济、社会治理、公共危机、社区、城市安全、城市生态等方面。其中对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尤其热门，包括区域人口承载力研究、流动人口治理问题研究、人口老龄化研究、人口与产业发展研究等。在治理实践方面，这些研究则涉及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数字化治理、城市规划等主题。王桂新（2020）认为要完好治理超大城市，既要服从超大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目标与任务，又要根据超大城市的特殊性，从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出发，明确治理的主要对象和内容。其治理包括整个超大城市的人、物、资金、信息等对象，也包括所有生产、生活现象及时间与空间、静态与动态的发展过程。在超大城市韧性经济方面，赵春燕等人（2021）研究了经济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认为应该提升经济集聚的水平，促进经济多样化集聚从而增强城市应对外来风险的能力。张秀艳等人（2021）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关联识别方法和演化特征进行了研究，认为较为发达的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对增强某个区域的经济韧性和实现竞合导向的系统共生演化是非常有利的，因此应该用数字来引领经济的转型和升级。
超大城市发展困境，也称“城市病”，主要包括人口膨胀、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城市贫困、治理问题等。段小梅（2001）认为，“城市病”是一种“综合征”，它的实质是以城市人口为主要标志的城市负荷量超过了以城市基础为主要标志的城市负载能力，使城市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超载状态”。丁健（2003）认为，“城市病”是指伴随着城市发展或城市化进程，在城市内部产生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主要包括城市环境质量的恶化、住宅和交通的拥挤、城市贫民区的出现和犯罪率上升等问题。赵剑芳（2007）指出，从“城市病”形成的结构性原因来看，“城市病”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因结构性问题形成的城市病，可称为“典型城市病”；另一类是因非结构性问题形成的城市病，可称为“非典型城市病”。具体来说，“典型城市病”指的是在还历史欠账时出现了体制变动从而使城市化问题爆发性地增加，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张鸿雁等（2023）认为，“非典型城市病”指的是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发展而产生出来的一些与人本身有关的城市病态问题，如抑郁症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乞丐问题、买房焦虑症、城市夜生活综合征、交通拥堵恐惧症、手机综合征、鼠标抖动症、宠物综合征、网恋问题、宅男宅女问题等。由于在城市社会结构变迁中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与经济价值体系被打破后，新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与经济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特别是在制度型保障体系未能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城市中的每一个个体、每一类群体及每一个阶层都处在不同程度的社会压力体系之中，不同程度上存在对未来生活的“社会压力型”恐慌，诸如对现实的“厌倦”、生活“急躁”情绪和“无名的担心”等多样化的行为和心理状态，并以多样化、多类型、个人化和偶发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宁越敏（2012）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城市研究学界相应称之为积极型城市化和消极型城市化。消极型城市化会导致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俗称“城市病”，主要指住房供应短缺、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以及失业、贫困、犯罪等社会问题。
韧性城市是指能够凭自身的能力抵御灾害、减轻灾害损失并合理地调配资源以从灾害中快速恢复过来的城市。从长远来讲，城市能够从过往的灾害事故中学习，提升对灾害的适应能力。韧性城市具有五大特征：一是稳健性——指城市能够抵抗灾害，减轻由灾害导致的城市在经济、社会、人员、物质等多方面的损失。二是可恢复性——指灾后快速恢复的能力。三是冗余性——指城市面对应紧情况具有的维持一定的功能水平从而保证城市正常运行的备用模块。四是智慧性——指能够在有限的资源下，优化决策，最大化资源效益。五是适应性——指城市能增强对灾害的适应能力。
城市的韧性能力主要包括这三种能力：抵抗能力、自我恢复能力和创新学习能力。第一，抵抗能力。这是城市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自身发展的应有之义，是实现韧性城市建设的目的和核心。（Foster， 2007； Wilbanks，2008；Dabson et al.，2012）认为，城市韧性是城市在不改变其功能和结构的情况下可以承受的最大破坏程度。抵抗能力包含城市基础设施的基本防御能力、风险监测和发现能力、自动调节能力。第二，自我恢复能力。这是有效控制风险损失的能力，是城市韧性能力的重要内容，是在各种冲击下快速恢复的基础。Wilbanks （2008）认为：这种能力是城市可以在一定时间后恢复到遭受破坏前状态的能力；恢复到原始状态的速度越快，韧性越强。这是城市韧性的重要指标。韧性城市恢复力评价分为三个方面，即强度（S1：strength）、刚度（ S2：stiffness）和稳定性（ S3：stability）。孙建平（2023）认为，自我恢复能力在机制层面指建立一套权责明晰且行之有效的响应机制，能够在危机来临时迅速启动，在决策层面要有科学的方案，在行动层面要确保信息通道高效透明，各类要素资源具有一定的冗余和“平灾”的能力。第三，创新学习能力。曾鹏（2022）认为，有机融合的三个创新机制（适应性主动循环机制、全要素韧性耦合机制、全过程动态响应机制）将成为城市韧性建设与治理的重要支撑。
1.不同学科研究
目前，学术界主要从城市规划、社会学、生态学、经济学、管理学和灾害学对城市韧性进行了研究。第一，城市规划的目的主要是增强城市应对自然危机的能力。比如，城市在面对飓风、洪水等自然灾害时，城市基础设施系统能够有效抵御灾害冲击，避免发生内涝、断电、断水、交通瘫痪等情况，确保城市能够抵御灾害并具备快速恢复的能力。第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认为，城市应对风险不仅要依靠正式的体系，也需要社区、家庭或个体层面的配合，它以城市全体人民在应对风险、不确定性和危机时的整体上的空间利益再分配为最终目标。第三，生态学领域的研究主要认为，在城市系统的维数和属性研究上，不应局限于单个城市系统本身的地理学边界或行政区划边界。比如，城市边界内的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生态系统同时也是其所在流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认为，城市经济韧性是指城市在遭受外部冲击后表现出的经济反弹能力以及面对极端灾害时的防范、响应和恢复能力。在具体内容上要提升城市经济创新能力，增强城市微观主体活力，发展城市龙头型经济，扩大城市投资，扩大消费，扩大开放等。第五，从管理学视角来看，由于城市内部具有复杂系统，要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就要有效治理，对韧性城市建设进行城市“一网统管”。第六，从灾害学角度研究城市韧性，要重点关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韧性，要保证城市生命线畅通。
2.不同维度研究
（1）城市经济韧性
经济韧性是韧性理念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①经济韧性指标体系构建。从国外研究来看，目前有 2 个认可度比较高的经济韧性指标体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指标体系（CRF／ CRI）和纽约州立大学区域研究所的指标体系（RCI）。 CRF体系基于经济系统的 7 个关键属性构建了经济韧性的评价指标，从政府、企业、个人和知识网络等方面进行了评价；RCI体系可分为 3 个评价维度共 12 个评价指标，这 3 个评价维度分别是经济能力、社会人口和社区连通力。RCI体系对经济韧性水平的评价主要从收入公平程度、产业结构多样化程度、生活成本可负担程度和营商环境 4 个方面展开，并根据经济韧性水平划分了极高、高、中等、低、极低 5 个层次。从国内研究来看，奕玮和丁关良（2020）从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差距、产业高级度及经济脆弱性 5 个维度构建了指标体系并评价了全国 264 个地级市的经济韧性水平。齐昕（2019）提出区域经济韧性是动态变化的，且包含了 3 种能力——抵御冲击能力、自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并基于这 3 种能力选择了相关的评价指标，由此形成了区域经济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曾冰（2020）将经济韧性划分为抵抗力、恢复力和进化力 3个一级维度和经济发展稳健性、经济脆弱性、经济稳定性、内部流通性、结构合理性、创新力和转型升级能力 7 个二级维度，构建了区域经济韧性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②城市经济韧性研究成果。赵春燕等人（2021）研究了经济集聚对城市韧性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集聚能有效提升超大城市经济韧性。叶林堂等人（2021）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发现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发挥作用。李南枢等人（2021）从复合空间视角研究认为，韧性城市高效生产需要推动经济转型升级。③数字经济增强城市经济韧性驱动力。魏峰等（2023）、陈丛波等（2021）以及张亚丽和项本武（2023）认为，数字经济通过增强创新活跃度提升创新能力进而间接影响城市经济韧性。
（2）城市生态韧性
城市是个复杂的多元系统，城市生态韧性与社会、经济、文化等要素共同构成城市韧性。①城市生态韧性测度研究。在定量研究上，张岩等人（2012）使用PCA－DEA模型从投入产出的角度进行城市韧性评价。张明斗和冯晓青（2018）用层次分析法对城市韧性进行测算，发现城市韧性水平波动上升，地区差异明显。②在韧性评价指标的选取上，曾冰（2020）在抵抗力、恢复力和进化力的基础上，从 7 个层面构建指标体系来系统描述系统应对灾害风险的能力。李亚和翟国方（2017）也从经济、环境、社区、组织及基础设施等多个维度测度了中国地级市的城市灾害韧性，并对空间分异情况进行分析。③在生态系统视角，学者多从生态安全、生态环境质量、生态脆弱性等角度进行生态韧性评估，主要反映生态系统受到内外扰动后维持生态安全稳定并自我恢复的能力（王云霞、陆兆华，2011；廖柳文等，2015；杨海娟等，2012）。
（3）城市社会韧性
国内学者王思斌（2016）将社会韧性理解为社会的结构性、各部分之间的连接性，它包括了社会关系、社会文化和心理结构等具有经验性和稳定性的特质。从社会连接性的意义看，社会韧性包含了正式和非正式的两类关系结构层次——前者指正式的组织运行体系，如不同的组织、部门行动主体之间的合作网络，后者指非正式的社会纽带关系，如生活共同体中的相互信任、扶持及社会凝聚力。①社会韧性提升策略。任远（2021）认为，提高社会韧性的重要机制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既包括制度化、规范化运作的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的正式支持系统，也包括基于邻里互助、伙伴性关系在内的非正式制度的支持，以及社区共同体的共同意识和相互信任。赵方杜（2018）认为社会韧性的建构，需要在对社会系统进行脆弱性分析的基础上，注重社会包容性、社会连接性和社会能动力的建设，从而逐渐完善风险治理的社会机制。②社区韧性提升策略。戴年念（2023）等人发现当前老旧小区的韧性改造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均存在较大阻碍，提出试点推广“公私伙伴关系”（PPP）与老旧小区韧性提升改造相结合的模式来应对面临的困境。对于试点推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深入实践并不断总结问题、解决问题。张力伟等（2022）研究发现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解决“人”的问题，所以提升社区韧性需要以“人”为切入点，聚焦于对社区中脆弱性群体的关怀，实施情感治理，通过专业性的社会组织嵌入解决社区工作的专业性问题实施精细化管理，并以此构建基层治理的协同行动网络。③基层网格化应急治理。徐淑华（2021）通过对居民视角的网格化应急治理能力的认同感调查，提出应建设政、企、社、民多元主体应急网格化共同体，从而提升基层网格化治理能力。吴结兵等（2022）以省级应急示范社区为例，从行动者的视角分析了应急管理举措和成效。个体韧性的形成受到自我效能与希望、安全与镇定、联结性三类元素的推动。应将这三类因素与具体的应急管理策略关联起来，比如增强社区文化价值认同、及时识别风险情境特征、构建社群网络，从而通过落实应急管理策略提升社区个体的韧性，推动个体积极参与应急工作。
（4）城市基础设施韧性
①基础设施评估。欧阳等（2012）在基础设施机能反应过程曲线模型的基础上，围绕灾害防御、灾害吸收、系统恢复的韧性阶段过程，构建了城市基础设施韧性评估框架。②科技创新赋能城市建设。施益军（2022）在对杭州市韧性城市建设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加强灾害风险基础大数据平台建设，支撑韧性城市建设。徐雪松（2023）提出融合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调度系统，据此增强城市应对突发重大事件的全周期韧性能力。和佳慧等（2022）首次将耦合协调度模型引入城市韧性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中，分析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韧性与科技创新的发展水平。③应对风险的能力。邵亦文等（2015）认为城市基础设施韧性指的是城市构筑物的脆弱性减弱，城市的生命线工程保持畅通，城市社区拥有良好的应急能力。陈宣先（2018）认为城市基础设施韧性也称技术韧性，主要指城市基础设施应对灾难的恢复能力，如，建筑物、构筑物的庇护能力，交通运输系统、供排水系统、能源系统等基础设施的保障能力。
3.韧性社区研究
韧性理论为研究如何提高城市灾害防御能力与灾后恢复能力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近年来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的研究热点。其中，社区作为城市的子系统，是最具有城市内部空间实践意义的典型区域，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开始结合韧性理论，研究韧性社区建设相关问题。
（1）韧性社区的作用与建设路径
伊伦尼－萨邦（Ireni－Saban） （2013）认为社区的公共管理能力与以社区为基础的城市韧性直接相关，而社区公共管理能力具体可以分为社会倡导力、社区能动力和社会包容性的塑造力。
（2）韧性社区的评价指标与方法
卡特（Cutter）等（2010）提出社区基线韧性评价指标体系（BRIC），将社区韧性分为社会韧性、工程韧性和经济韧性等 6 个方面，通过因子分析方法，确定了 49 个指标，计算得出不同社区的韧性水平。辛普森（Simpson） （2006）则认为韧性指标应该包括灾害风险、社会资本、社区资产、基础设施质量、社会服务和人口质量等，并用预备量（preparedness）与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比值作为韧性值。尽管表达方式各不相同，主要的评估标准还是集中在经济、社会、制度和工程等方面。
（3）灾害的防御和救灾
国内现有的城市安全研究对城市及其社区自身的韧性考量较少。周利敏（2016）指出，社区韧性包括抵御和重组两个方面的能力，更强的抵御能力与重组能力是韧性社区的重要标志。韧性社区评估内容主要有人类资本、社会公平、人口数量、地方依附认同、社区参与创新等。郭小东（2016）等将社区可恢复能力与社区灾害的易损性比值作为韧性衡量标准，构建社区韧性评价模型。陈玉梅（2017）在总结国外韧性城市的经验之后，主张城市或者社区的韧性评估应该尽可能减少不同城市或社区之间的横向对比，转而以时间为纵轴考虑韧性的变化情况。
全生命周期管理理论于 20 世纪 60 年代被美国最早提出并应用于军工领域的成本管理中。国外学者雷蒙德·弗农提出产品全生命周期理论，以创始、成熟与标准化三个节点来划分产品生命周期。到 20 世纪 70－80 年代全生命周期理论用于交通、能源、企业管理等各个领域，对管理对象进行全过程、全要素、全方位的闭环管理。城市治理中的“全周期管理”是指将城市社会看成一个有机体，采取全局措施进行城市治理。全周期管理是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趋势，也是新时代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内涵。目前，国内将全周期管理理论运用到城市治理中的研究并不多。
1 .“全周期管理”内涵
（1）不同维度下的全周期管理
“全周期管理”概念起源于企业产品管理领域，强调企业产品的整个“生命过程”和运行规律。学者们将其创造性地“移植”到社会治理领域。王凡荣（2020）认为全周期管理从历史、理论和现实三个维度，能够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城市发展。①从历史维度看，城市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是不同要素的有机整体。城市的有机体是认识全周期管理理论的前提，全周期管理是国家治理理念的继承和延续。②从理论维度看，“全周期管理”作为城市治理的新论断，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从辩证法、唯物史观和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新论断的衍生逻辑，可以找到“全周期管理”的理论根源。城市的发展遵循矛盾运动的规律，矛盾的不平衡决定了城市社会治理的方向和内容。③从现实维度看，“全周期管理”理论实质上是对城市的基本特征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把握，找出不同层面的短板，从而增强城市韧性。
（2）不同特点下的全周期管理
全周期管理最早运用于企业和工商业，主要涉及产品信息流通、及时获取问题。后来，政府、社会、企业将全周期管理要义引入各自运作体系和治理实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规模的扩大，城市问题和矛盾不断涌现，各类城市病凸显，同时也伴随着治理风险和难度的加大，亟须用系统、协同和整体性治理措施予以回应。全周期管理理论高度契合生产社会化、社会信息化、社会关联化、风险多元化的时代发展要求，它通过对主体、内容、程式、层级等要素的整体统筹和全域协调，强化城市治理和风险驾驭，关联解决各类城市治理难题并高效化解危机。黄建（2020）认为，全周期管理理论用于城市治理，其特点有：①全流程管控。城市的发展内部有其巨大的系统，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风险识别、评估到应对，有一个前期、中期、后期的闭环管理系统。②城市内部要实现区域间的协同合作。由于城市在不同层次、空间、领域中资源要素不同，只有跨界整合和流动，才能实现治理合力。尤其是在超大城市中，只有做到人员的合作、部门的协同、地域的联动才能实现资源互补，化解社会风险。
（3）不同领域中的全周期管理
全周期管理强调精准化管理，针对城市治理中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中的难点问题、热点问题和风险点问题进行分类处理，精准施策。
2.危机管理与危机生命周期研究
危机管理理论最早由美国危机管理大师罗伯特·希斯（2001）提出，他将危机管理的过程总结为经典的“4R”危机管理理论。危机管理的纵向过程可包括减少（ reduction）、预备（ readiness）、反应（ response）、恢复（recovery）四个阶段。其中减少阶段是管理的核心。通过降低风险，将危机发生的概率和发生后可能带来的冲击减到最小。危机生命周期理论由史蒂芬·芬克提出，其将危机传播的过程总结成了征兆期（ prodromal）、发作期（breakout）、延续期（chronic）、痊愈期（resolution），即“F”模型。危机生命周期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①危机处理的时间越早越好，最好能在危机发生前就处理掉。②危机不同生命阶段有不同特征，能辨别危机所处阶段，才能有效处理危机。上述两个理论，均将危机视作一个过程，而危机管理是一种过程管理。此外，两者都认为在危机实际发生以前的隐患消除工作比危机爆发后的应对更为重要。
3.社区综合应急系统研究
从实践来看，国际城市管理协会（ ICMA）的Don Gels （1994）首次提出了“抗灾社区”的概念，这是一种综合的、基于社区的、自主驱动的防灾方法。E.L.Quarantelli （1997）提出了社区灾害的十项评价标准，他指出个体志愿者参与突发事件的应对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应急管理活动的顺利开展，因为这种临时性参与分散了应急管理者的精力，导致应急效率低下。Douglas A.等人（2008）指出社区防灾的关键部分是由救灾的实物、信息和人力资源等因素组成的本地资源库，政府、居民和社会组织三方如何维护和使用好这个资源库则是社区应急管理的核心，并围绕这一核心在美国的运转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F. H. Norris等人（2008）提出了一套社区复原力理论，他们将社区复原力定义为一种灾害发生后的动态复原能力——由经济发展、社会资本、信息传递、交通状况四个主要方面的因素结合而成；为了建设社区复原力，社区应当做好风险防范，避免资源配置不平等，同时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系统等。国内社区综合应急系统研究情况如下：①在社区应急管理体系的设计上，很多学者都试图通过逻辑演绎的方式，推出一套科学性和实用性兼具的应急管理体系。关贤军等人（2008）从组织论出发，认为应设立专门机构，安排专人负责，加强教育培训等方式结合，明确分工、落实责任、群众参与，如此方能构建起完备的社区应急管理框架。李菲菲和高恩新（2016）认为应构建安全管理体系，运用韧性灾害管理、韧性社区建设等达到城市内部与外部环境的平衡。薛澜（2008）通过深刻反思现行应急管理机制“事前、事中、事后”的刚性治理难以应对现代风险的多样性及复杂性状况，提出应加强风险治理。郑杭生、洪大用（2004）认为我国在转型期面临多重风险共生及社会脆弱性等安全隐患，并提出了风险治理的对策和建议。李羚、黄毅（2009）提出要构建灾后重建中基层党组织应急管理机制。构建灾后应急机制，不仅是对政党制度的继承，也是对党组织活动方式的发展，其思路新颖，但是研究比较流于表面。郭雪松等人（2011）指出，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危机事件日益呈现出跨区域特性，我国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的现实使得跨区域危机治理存在“碎片化”问题，由此提出了网格化管理的技术思路。②社区应急管理能否实现多元主体参与是牵涉社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最终成效的核心问题。余树华、周林生（2016）研究了政府应急管理与社区应急管理的关系问题，将其归纳为协议关联与指令关联两种模式，指出社区自治程度不高、头重脚轻的权力配置使得社区在应急管理中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主观能动性。陈文玲、原珂（2016）认为社区居民的应急认知能力较弱与应急参与性较低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社区共同体意识。③在社区应急治理的方式上，齐恩乐（2014）提出了智慧型社区应急管理模式，指出社区要在智慧型城市建设过程中打造智慧型社区，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信息智能终端等技术创新应急管理的组织体系、信息支撑体系、运行机制和软硬环境，提升社区公共安全管理水平。
第一，从总体来看，我国社区建设未能摆脱传统“工程学”规划思路，尤其是防灾减灾、公共安全方面等与社区韧性有关的建设，未涉及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民众参与等方面，缺乏战略性的、可持续的规划：一方面缺乏必要的风险评估体系，缺少完善的、统一的风险监测；另一方面缺乏公共危机应对机制和其他常态管理机制间的相互协调，不能将灾害视为挑战、不能将灾害转化为社区发展的机遇。
第二，从目前来看，现有的研究没有形成系统化，没有一个协调机构来整合各个社区和单位的资源，不能从宏观上把握市、区、街道等的整体情况，应对危机只限于微观层面的社区，而单个社区的力量已不足以应对传播速度极速化和危机影响联动化的社区公共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