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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陈瑜（2005）的理解，国际化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其含义为“将（某事物）置于国际共管之下”。也就是说，只要某一事物从范围上突破了国家界限，就可称为“国际化”了。“会计国际化”是一个泛义词，它的原意是指会计实务从一国的范围跨越国界而走向国际。纯粹的国际化观点认为，作为一种国际资本流动所必需的商业语言，会计是没有国界的，应当去除国家特色以消除语言壁垒，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要通过努力，减少直至消灭差异；一般理解的会计国际化是指由于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客观上要求各国在制定会计政策和开展会计管理中，逐步采用国际通行的会计惯例特别是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以达到国际会计行为的相互沟通、协调、规范和统一。
大体来看，在过去7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我国会计的国际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其主要特征就是照搬苏联的做法。此时会计国际化主要是学习苏联，这与多年来实行的会计核算制度必须适应计划经济体制需要密切相关。这一时期会计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我国没有独立的会计政策，资产计价、收益确定基本上取决于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决定财务制度，财务制度不仅决定会计确认和计量，还广泛地涉及经营成果的确定和财务报告的编制等（冯淑萍，2003）。会计仅仅是国家财政体制的基层一环，必须按照财务制度的规定进行账务处理。比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支出的资本化或费用化等，都是由财务制度规定的。这一阶段的会计国际化，使得我们在短期内就迅速建立起一整套会计核算体系，特别是在满足国民经济统一要求、核定各种家底资产、恢复国民经济、迅速组织经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基础性的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直接采取“拿来主义”，不加甄别照搬照套的做法，只能是应急之计。因为苏联的会计管理和方法体系是十月革命之后在本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30多年基础上经验积累的结果，与我国在具体国情、经济发展、管理体制、人员素质等方面，却存在着巨大差异。随着195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施行，我们很快发现了这一问题。为了建立适应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会计制度，更好地服务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财政部于1953年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陆续颁布了《国营工业企业基本业务标准账户计划》《国营工业企业基本业务标准会计报表格式和说明》《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基本业务简单会计制度》等企业会计核算规范，初步建构起服务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中统一管理的企业会计制度体系。
第二阶段是在我国跨入21世纪之后，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其主要特征就是与国际会计准则靠拢。根据曲晓辉（2001）的观点，会计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必然要求。她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与跨国公司的发展互为作用，为会计国际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具体来看包括三个方面的支持：其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跨国公司大量出现，并呈现迅猛发展势头，其最基本特征表现在，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拥有对企业资产的控制权和企业经营的决策权，所以不管是本国还是外国，都要求将其会计行为特别是财务报告纳入监管范围，这就必然带来不同国家之间会计差异的协同问题；其二，股份公司跨国上市、发行证券等国际筹资活动越来越多，助推资本市场国际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就必然使得证券监管面临更多的问题，特别是财务会计报告问题，正是基于这种形势，国际证监会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IOSCO）从1993年开始关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准则建设工作，并于1995年协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签订了关于制定和推行核心准则的协议，承诺将一套合理完整的会计准则作为企业跨国发行证券和股票上市原则整体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用来规范跨国发行证券和股票上市公司的财务揭示，客观上也推动了会计国际化进程；其三，截至1999年年底，纳入国际证券交易所联盟（FIBV）和欧亚证券交易所联盟（FEAS）统计的62个国家和地区的85个证券交易所中，已有67个证券交易所允许在本国或本地区发行证券的外国公司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编报财务会计报表，其中包括世界上绝大多数著名的证券交易所，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在2001年披露，截至当年纳入其网站统计的132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06个国家的会计职业组织是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的成员，这些都充分说明，国际会计标准得到了来自国际资本市场的强有力的支持，获得日益广泛认可，加快了会计国际化脚步。
从我国实际来看，早在1985年，财政部就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在实质上迈出了此阶段国际化的第一步；20世纪90年代初设立上海和深圳两个股票交易所，正式开启国内资本市场，1992年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等13个行业会计制度，都深受国际会计准则的影响（曲晓辉，2001）。中国在缩小本国会计规范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然而，我们很快也发现了不少问题。例如，由于国际会计准则本身具有较大的选择性，即弹性较大，具体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和估计，导致其可信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质疑，也会给企业留下相当的利润操纵空间（曲晓辉，2001；冯淑萍，2003）；再如，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与其他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别，我们更为关注能够真实可靠地反映企业过去交易和事项所形成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信息，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相对于相关性显得更为重要（冯淑萍，2003）；资本市场发展速度非常快，会计国际化虽说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时至今日我们发现，大量上市公司频繁和大额的资产重组、资产置换、交互持股等，留下诸如盈余管理、信息造假等重大隐患。毫无疑问，这些现象都会引发许多新的特殊的会计问题。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连绵延续从未中断。我国的会计史也源远流长，且不论原始社会“刻记记数”“结绳记事”以反映农耕和渔猎活动，早在西周时期就设置了专门负责会计工作的司会官职，与专门负责财物保管的小宰明确分工。封建制度时期，中国也创造出了灿烂的会计文明。郭道扬先生等（2022）从封建制度背景下的财计一体视角，提出其治理的立足点在于：①以“量入为出”财政原则作为国计理财之纲和“官厅会计”核算与管理的根本原则。②建立中央财政经济集权体制下的财计组织部门。一方面，从赋役征派出发，将这个组织系统从中央下伸到地方，即以郡、县两级为中层，把这个行政组织一直扩展至乡、里、保、甲，最终落实到农户，以实现对钱粮的征纳与力役的征派；另一方面，各级行政和财计组织部门，除自下而上核算与呈报财政收入之外，还同时逐级核算与呈报财政支出，通过逐步编制、逐级审核、逐级报送，最终在中央财计部门汇总统编，形成进呈皇帝的奏销报告。③建立财计法律制度，并予以监督执行，保障国家财政经济处于有序状态。④“官厅会计”部门统一应用中式簿记或中式会计方法以及由这些方法组合而成的方法体系。
近现代以来，受到工商业引入与发展的影响，为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会计向何处去的问题，本质上是保存传统与反传统的矛盾和冲突（赵友良，1996）。这一时期涌现出了除潘序伦、徐永祚两位赫赫有名的会计学者外，以顾准、张心澄、谢霖、谢允庄等为代表的一批会计精英。他们在中西两种记账方法的优劣、以现金收付为基础、关于横写与直写、关于账簿分割、关于四柱结算法、关于簿记改革的最终目标等方面开展学术讨论，碰撞会计思想，会计学术界呈现一派繁荣景象。特别是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的潘序伦先生，是发展我国会计事业和培养我国会计人才的先驱，他亲手创建了集事务所、学校、出版社“三位一体”的事业，明确主张“没有信用，也就没有会计”，在中国的会计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一名杰出的会计学者，安绍芸先生担任财政部首任会计制度处处长，1950年，会计制度处改称会计制度司（现称会计司）。1951年4月，安绍芸先生又成为第一任司长，主持设计一系列全国统一的会计制度。其后著名会计学家、被称为“中国社会主义会计制度奠基人”的杨纪琬先生在会计司前后工作四十年。他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历时近五年。1979年，安绍芸先生建议恢复注册会计师制度，得到财政部批准，并筹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担任第一任会长。1991年，安绍芸先生被中外名人研究中心编入《中国当代名人录》，1990年编入《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和《中国当代经济科学学者辞典》。由于他对新中国会计制度和会计理论建设所做出的卓越贡献，1991年荣获国务院为发展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而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3年任财政部会计准则中方专家咨询组组长。被称为“新中国会计界公认的一代名师”，为中国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建设，会计理论、会计教育和注册会计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而杰出的贡献。此外，彼时还涌现了娄尔行、阎达五、葛家澍、余绪缨、郭复初等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会计、财务名家，为新中国会计事业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事业道路上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当今会计发展来看，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制度与法律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现实管理机制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必须走自己的路。正如冯淑萍（2003）曾指出的，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注重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否则不但问题无法解决，还有可能导致会计信息出现混乱或者失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的健康运行，由此带来的改革成本和风险将是巨大的。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包括会计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极大的包容力和巨大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国家的会计都有一个传统沿袭问题，中国会计文化是中国文化对会计影响、渗透的结果，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会计特征必然会打上传统文化的烙印（王开田，2006）。美国会计学家F．D．乔伊（Choi）和G．G．米勒（Mueller）（1992）曾明确指出，中国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绝对的规模使得她不大可能被外界所支配，会计也不例外。纵观中华文化影响会计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化的会计具有四个鲜明特征：一是突出会计参与经营管理的职能；二是强调会计理财思想和会计法制观念；三是不断追求完善的会计信息系统，努力提高核算技术；四是制度建设具有突出的集体主义倾向（王开田，2006）。
我们应当认识到，会计国际化与会计国家化并不是互相矛盾、互相制约的两个极端，单纯强调哪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会落入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窠臼。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实事求是地从实际出发，扎根中国大地，借鉴和吸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创造的、属于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先进会计理念和会计方法，做到以我为主、兼收并蓄。
第一，在坚持以我为主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其一，中华文化突出礼治的社会秩序和先天下后自我的价值取向，于会计更多表现为缺乏稳健思维、偏好乐观估计。由国家机构统管会计工作，会计法规具有普遍的认同性和权威性，从业人员缺乏会计职业判断能力。其二，政治经济体制对会计影响深远，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决定了会计一方面要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服务于宏观国民经济，另一方面又为企业创造价值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支持；现行体制也导致会计人员身份的双重性（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国家作为宏观管理者）。其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决定了会计必须遵循国家政治意志和宏观目标，全面、准确、充分地体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其四，作为大陆法系的国家，在我国包括会计管理活动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经济管理活动均处于国家详尽而又完善的法律管制之下，会计行为受到明确的法律条文规范，其强制性很强。
第二，在兼收并蓄方面，要把握好以下几点：其一，扩大对外开放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如果采取自我封闭的做法，脱离了全球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想取得自身较高水准的发展是非常困难的，而且现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也必然会加速会计国际化进程。其二，会计国际协调的动力是经济利益，会计国际化实质上就是各国利益的协调，通过会计的国际协调这一过程，各国间的会计差异逐步消除或减少，国际资本市场的效率得以提高，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提升国家和地区的形象、降低资金成本（冯淑萍，2003）。其三，国家化是一个动态过程，绝不能照搬照套，期望一蹴而就，并且在不同的环境下应该有不同的会计处理，而在相同的环境下则可以采用国际会计准则，此外在不同的国家环境下，会计的国际协调也应当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