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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自1949年开始至今70余年的新中国会计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会计是伴随时代变革而不断发展的，且具有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轨迹。回顾历史方能展望未来，回望会计的前进和发展，看清脉络，才能跟得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时代脚步，才能在不断完善会计体系的过程中，为推进国民经济与企业管理的发展贡献会计的力量。
我国会计事业的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徐玉德、韩彬，2020）。
第一阶段：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时期（1949—1977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华夏大地开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百废待兴、经济秩序混乱不堪、企业簿记良莠不齐。对于会计来说，我们迫切需要梳理实际、制定规范，建立和推行全国统一的会计核算制度，逐步推进企业经营走上正轨。
1949年12月，财政部设立会计制度处，作为统一管理全国会计工作的领导机构，其中心任务就是制定统一的会计核算制度和统一的会计报告制度。
1951年2月，按照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从1950年算起“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我国开始根据自身国情，借鉴苏联经验，全面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并将企业财务计划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在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计划制约和决定着财政，财政制约和决定着财务，财务直接制约和决定着会计。当时企业会计制度的建设与企业财务、国家财政、国家经济计划的关系非常密切。
考虑到企业会计无论在学习借鉴苏联先进经验方面，在结合中国具体实践方面，还是在配合计划管理和财务管理方面，都不够深入，不能达到成为定型的水平（杨时展，1998），财政部会计制度处紧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瞄准服务于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从1953年开始陆续颁布了《国营工业企业基本业务标准账户计划》《国营工业企业基本业务统一会计报表》《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基本业务简单会计制度》等一系列企业会计制度，逐步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中统一管理的企业会计制度规范（徐玉德、韩彬，2020）。
受政治形势影响，1958年我国出现了以会计制度简化、下放财权为主要倾向的改革浪潮，形成“破字当头”、只破不立的混乱局面（项怀诚，1999）。当时多项会计制度被废止，许多会计制度的修改权、废止权被下放，出现了不少“无账会计”和“脑袋账”等混乱现象。“大跃进”之后，我国于1959下半年全面展开了会计整顿工作，1961年颁布《国营企业会计核算工作规程》，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治乱的作用，还为三十年后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奠定了基础（王世定、汪建熙，1996）。
1965年7月，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工作改革纲要（试行草案）》，明确提出“力争在两三年内，逐步搞出一套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会计制度和工作方法”“要做到算而有用、管而合理、改而不乱”，非常遗憾，一年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刚刚起步的会计改革戛然止步。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会计规范建设工作仍然取得了进展，1972年10月颁布了《基本建设会计制度》，1973年印发了《国营企业会计工作规则（试行草案）》《关于加强国营工业企业成本管理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文件，这些文件都为在挫折和困顿中艰难前行的会计改革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徐玉德、韩彬，2020）。
这一时期有关会计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基于会计自然属性，结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贯彻到会计工作之中（葛家澍，2007），学者们提出了许多至今仍具影响力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的论述主要有两个，一是邢宗江、黄寿辰发表在1951年创刊的《新会计》上的论文——《怎样建立新中国会计理论基础》，首次提出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要求建立区别于资本主义会计的社会主义会计理论基础，其认为要将会计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全面、完整、系统地学习和接受苏联先进的会计理论（陈信元、金楠，1999）。该论文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观点出发，把会计与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详述了社会主义会计和资本主义会计之间的本质区别，继而发起了会计属性问题的大讨论。二是陶德发表了《〈怎样建立新中国会计理论基础〉读后》，提出了与邢宗江、黄寿辰（1951）完全相反的理论观点，其认为会计在本质上应该属于应用技术，并不存在阶级性，该文章的发表将全国会计学者关于会计科学属性的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推到顶峰，并在彼时形成三大类基本观点：一是“应用技术论”，即会计随生产力发展而发展，仅是一项应用技术，不存在鲜明的阶级性；二是“会计工具论”，即会计是服务于不同社会经济环境的一种工具，是经济管理的工具，具有阶级属性，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三是“两重性论”，即在阶级社会里会计不但具有一定的技术性，而且还有阶级性（高等财经院校会计教材编写组，1963）。著名会计学家葛家澍（2007）先生认为，第一次关于会计属性的讨论，旨在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需要，并借鉴和推广苏联的会计理论与实务，为我国当时的会计制度和会计教学改革作了舆论准备。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及实现会计法治化时期（1978—1991年）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嘹亮号角。1980年《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是改革开放后财政部第一个修改的企业会计制度，其重要特征是“保留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保持制度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适应财务管理体制的变化”（财政部会计制度司，1980）。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做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改革。从会计管理来说，为确保会计核算的严肃准确、会计监督的合法有效，就必须做好顶层设计特别是立法工作。财政部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着手起草制订我国第一部会计法，从起草开始到正式颁布，历时4年多，其间历经20多次修改、5次全国范围大讨论（王世定、汪建熙，1996）。《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制定和颁布，开启了我国会计改革法治化进程，明确规定了会计的性质、会计管理的体制和基本要求，以及会计工作的法律责任，创造性地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管理模式（郭道扬，2008）。与此同时，财政部于1985年3月又正式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1985年7月1日起实施），并在此基础上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特别具有代表意义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首次采用国际通用的会计惯例，极大地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企业会计管理模式。
十年动乱时期，我国的会计制度受到破坏、会计改革几乎处于停顿，国家经济秩序处于混乱状态。这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会计的法治化、规范化建设能够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性作用。改革开放伊始，最首要的认识就是，在国家经济和企业管理中，如果仍然把会计置于可有可无的从属地位，那么这与经济管理对会计工作的要求和会计在经济管理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将极不相符，“会计工具论”这一观点对会计内涵的认定与会计应有的“地位”不相符，有必要重新讨论会计的含义（项怀诚，1999）。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会计理论界掀起了关于会计属性的第二次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以财政部科研所的杨纪琬、中国人民大学的阎达五和上海财经大学的娄尔行等为代表的会计学者，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管理实践出发，提出了“会计管理活动论”的鲜明论断；以厦门大学的余绪缨和葛家澍、江西财经学院的裘宗舜等学者为代表的会计学者，在西方现代会计理论基础上，结合我国企业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提出了“会计信息系统论”的著名论点。此后，会计学界的这两种主流观点的代表学者之间开展了长达十余年的争论，讨论之激烈、影响之大、范围之广，在我国企业会计理论发展历程中实属罕见（项怀诚，1999）。这次关于会计科学属性的第二次争鸣，极大地深化了会计界对会计本质属性的认知，丰富了企业会计的内涵（徐玉德、韩彬，2020）。陈信元和金楠（1999）认为，在会计理论百家争鸣中作为中国特色会计理论创见提出的会计管理活动论，不只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或概念，而是在实质上试图突破会计实践工作传统的、狭义的范围，即记账、算账、报账的所谓“会计循环”理论，发展成为现代的、广义的，包括反映、监督、决策、控制的体系，提出了以核算、评价和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的会计理论，并深刻影响着企业会计实务。作为这一时期中国特色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的重要理论观点，管理活动论被明确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草案）》对会计性质的相关规定中，并作为指导思想贯穿《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各条的具体内容（杨纪琬，1988），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会计法治化建设和会计管理工作改革实践起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第三阶段：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统一会计制度时期（1992—2005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鲜明指出将此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对包括会计管理在内的国家经济发展与管理的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这一形势下，企业会计开始加速由计划经济会计向市场经济会计进行重大转型（徐玉德、韩彬，2020）。局限于国内市场的会计核算体系无法保证对外开放所要求的国外资本引入和对外技术合作交流（丁坚铭，1992），财政部从1989年开始组织论证，起草和发布了以《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为主体的一系列企业会计管理规范，1999年全国人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进行第二次修订，进一步明确了责任主体及法律责任，强化了会计监督和会计造假治理。
1992年颁布的《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自1993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各类型企业中施行；与此同时，财政部还基于不同行业特征制定了13个全国性的分行业会计制度及相关财务制度。杨纪琬（1996）先生高度评价此举，其认为以“两则两制”为代表的企业会计制度迈出了会计改革最为关键的一步，革故鼎新地采用了国际通用的会计恒等式、核算方法和报表体系，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初期的发展形势，凸显了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1999年全国人大第二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责任主体及法律责任，为强化会计监督和会计造假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2000年国务院发布了《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制度》，其最突出特点是“打破行业、所有制和组织形式的界限，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会计核算制度”。至此我国初步形成了以《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为基层、《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为中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为顶层的三个层级的会计规范，形成了以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为核心的会计准则体系与全国统一企业会计制度并存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会计制度体系（徐玉德、韩彬，2020）。
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构和运行，以及企业改革发展实际，会计学术发展也呈现繁荣局面。由于企业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已不再只是单纯满足国家计划调控的要求，而成为服务企业经营管理和资本市场投资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相对滞后的会计制度与快速发展的经济实践之间的矛盾成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重点；较大力度的对外开放极大地拓展了研究视野，使得会计理论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基础上主动借鉴国际会计经验成为可能，特别是1990年沪深证券交易所成立后，会计如何助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就成为这一时期会计理论研究的热点；特别是围绕“两则两制”深入开展的会计理论研究既源于会计改革实践，又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和推动了会计改革实践。
第四阶段：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会计国际化时期（2006年至今）
2006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从注重增长速度转向全面、协调、可持续；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更是强调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之上，指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结合新时代理论与实践需要，财政部2006年颁布并于2007年实施了全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包括一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准则应用指南及相关准则解释，正是考虑到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履行加入WTO的有关承诺、推动高水准会计国际协调的需要。2010年财政部又颁布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是为了回应“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着力提升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倡议，并规定了持续全面趋同的主要项目和时间安排。2014年以来，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变化情况，财政部有原则地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订和增补，进一步紧跟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丰富了《企业会计准则》内容，充实了中国特色企业会计制度体系。面对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财政部于2009年发布《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我国会计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确立了“标准先行”的会计信息化建设顶层设计思路，并在此后逐步构建起以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XBRL）通用分类标准、会计软件数据接口标准和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为主要内容的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徐玉德、韩彬，2020）。如果说之前的会计改革重点集中于财务会计的话，2014年财政部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则开启了我国管理会计改革先河，之后随即又印发管理会计基本指引及应用指引，加大力度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体系，着力构筑基于预测、决策、规划、控制与考核等环节的管理会计，为使会计充分参与企业管理，助力企业价值创造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在这一时期，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企业会计理论秉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原则，紧扣时代发展主题，服务现代国家治理，积极助力准则国际趋同，取得了长足发展和重要成果（徐玉德、韩彬，2020）。一是理论界在会计准则理论方面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围绕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高水平的会计国际化协调和制度建设展开了深入研究，关注在安然事件、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发生后，基于全球金融稳定、安全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的考虑带来的必然结果（冯淑萍、应唯，2005）。二是在会计信息化研究方面，学者们对信息化新挑战做出有力回应，成为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有机部分；在后金融危机背景下围绕企业会计准则国际协调与趋同研究、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构建、管理会计体系建设，探索在数字化时代提高会计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开展立足本土的中国特色企业管理会计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这些成果为会计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会计交流与合作、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化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作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以来会计管理和会计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四个结论：
第一，国家政治和经济的需要是会计管理和会计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虽然不同时期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着眼点具有差异性，但会计作为微观管理的一项内容或一种工具，只有紧盯党和政府工作重点，并为此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会计才能在历史舞台上凸显自己的角色，内容才能不断丰满、方法才能持续优化、实践和理论才能不断得到提高。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在于恢复经济秩序，重建因战争而停滞和受损的国民经济，会计积极参与其中，重整核算规范、确保经济秩序、分配短缺物质，在这一过程中很快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企业会计核算体系；改革开放之初，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会计则迅速开展了以法制建设和会计规范建设为主的一系列基础性工作，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下简称《会计法》），出台了包括“两则两制”和行业会计制度在内的一系列会计核算规划，为积极建立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并参与包括成本核算、经济效益核算、加强会计监督、参与企业管理等工作，奠定了现代企业会计基本体系，明确了会计目标及职能，形成了成熟的会计方法等；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我国加入WTO，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确定为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国内企业在国际顶尖资本市场上市成为现实，吸引国际资本规模迭创新高，会计国际化脚步明显加快，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势头迅猛，最新会计方法被引入国内企业，国内学者的国际视野也大幅扩展。
第二，会计只有适应并融入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满足其需求，才能凸显自身价值。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过程越按照社会的规模进行，就越容易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而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变得越发必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会计比农业和手工业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公有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会计发展的四个阶段中，一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及其后长达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会计最初在清理家底、搭建核算平台以提供准确相关信息、短缺物质的分配等过程中，都发挥了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其后服务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并不具有严格意义的主体身份，但会计仍然在财政资金管理、成本核算与控制、财物调拨和安排等活动中，充当着精细化管理的好管家，为国民经济的稳健运行添砖加瓦；二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经济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会计则快速融入经济体制改革和稳步对外开放中，根据形势需要及时修订完善企业会计核算制度，特别是建设中外合资与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助力两步“利改税”的落实以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积极推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制定和实施为主要内容的会计法制化建设，为改革开放奠定坚实的核算与监督基础；三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基于企业是市场经济主体这一设定，会计在制度上首先把目光投放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上，其次迎合国内资本市场的建立，推出一整套股份制企业会计与审计管理规范，为塑造企业这一真正意义的市场主体发挥了基础性作用，特别是开启了发端于“两制两则”和行业会计制度的“会计改革风暴”，为其后一段时期会计规范改革打下坚实基础，在新中国会计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四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伴随着全球化浪潮，我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部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会计在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与解释、更大规模引进外资和走出国门进入高水平资本市场融资、引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会计准则协调、应对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提升会计数智化水平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身份相称的会计形象得到充分诠释。
第三，虽有波折，但我国会计发展历程始终围绕着国际化与国家化的轨道前进。新中国会计发展始终与国际化和国家化相伴前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借鉴苏联模式、21世纪大量借鉴以英美模式为代表的国际会计规范，都是我国会计国际化的深刻实践；而结合自身国情发展的增减记账法、定额成本经济核算、支撑国民经济的资金计划等，则是我国会计国家化、本土化的具体实践。
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我国会计发生了深刻变革，其最主要特征就是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建立与发展、加入WTO后快速实现对外开放所导致的会计国际化（陈信元，2018）。会计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必然要求（曲晓辉，2001），客观地说，会计准则在实现与国际报告准则趋同后，能够提供更具可比性的会计信息，为中国企业在海外融资带来便捷，极大推动国内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也为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发挥了积极作用（王积慧等，2019）。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会计在根本上是环境的产物。我们应当承认，现代商业制度发端于西方，与之相适应的现代会计理论和方法也发端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美国会计学家迈克尔·查特菲尔德指出，通过考察人类思想与生活环境两者关系演进过程可以看出，会计的发展是反应性的，也就是说，会计主要是顺应一定时期的商业需要而发展的，并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我国会计学家郭道扬也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则是促进会计发展变化的第一历史环境，或者说是首要的历史前提条件。两位会计学者都在向我们阐明同一个道理：会计首先是经济环境的产物，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背景直接制约乃至决定了这个时期会计的主要特征和基本走向。对当今我国会计国际化与国家化的认识亦应如此，即由于各国文化、历史、经济、政治、法律等背景的不同，势必造成会计的差异化（李小丹，2003）。
第四，我国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总体呈现齐头并进态势。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和服务于实践，这个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用于阐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会计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也是适用且恰当的。
最典型的阐释有三次，即会计理论界的两次大讨论，以及21世纪初开始全面采用以西方通行的经验研究或实证研究范式，对资本市场财务与会计问题开展的探讨与考察。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第一次大讨论本质上讨论的是会计是否应当具有意识形态色彩，这与当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即带有浓重的时代印记。来自不同政治阵营、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学者，基于自身理解提出观点，是学者们思想认识的自然延续。这也向我们传达了一个基本观念，即会计确实是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统一体。其二，20世纪80至90年代的第二次大讨论，其根本上是一次对会计自我认识的反思，这与会计理论界在面对改革开放浪潮时，如何把会计从计划经济的藩篱中解放出来，投身于火热的经济体制改革、扬弃式吸收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心理状况息息相关。从今天来看，大讨论的结果最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管理活动论，二是信息系统论，前者可能更倾向于会计在参与经营决策、强化企业内部管理中的作用，后者可能更倾向于把会计当作按照执业规范制造并提供信息的一项工作。前者更强调会计的主动性，后者更偏重会计的被动性。其三，21世纪初，受全球化和国际化思潮影响，许多会计学者开始强调理论研究应向西方看齐，即在研究内容上要聚焦于资本市场财务与会计问题，特别是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和盈余管理动机与后果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国际通行的实证研究范式。与国外以需求为导向的研究不同，我国的研究大多以供给为导向。新兴的资本市场客观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情况，证券投资者对会计信息也不够重视，学术研究者追求高层次学术成果的发表，可能是实证研究的主要推动力（马莎莎，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