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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口与现代化之关系，学术界曾出现过人口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人类发展、人类革命等几个主要理论。意大利学者Peccei（1984）对现代化持悲观态度，认为人口剧增、物质革命等现代化变革势必会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使人类陷入危机。但是这一危机并非不可避免，摆脱危机的途径是发起人类革命，提高人类的素质、能力和责任感，明智运用各种资源，其中最关键的是人力资源。美国学者Inkeles（1985）首次提出“人的现代化”这一概念，将人当作国家现代化的基本因素，认为只有当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人，具有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国家才可真正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如果只有现代的制度、管理方式和技术，而没有能够执行和运用它们的人，现代化也只是空谈。联合国在199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开篇即指出：“人是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从本质上说，无论何种发展方式，发展本身归根结底就是释放人的能力，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潜力。国内学者刘铮（1992）也认为非常有必要提出人口现代化这一概念，包括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和人口素质的现代化，避免单纯追求物质建设而忽略人类自身发展，忽略作为社会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现代化。从会计来看，在将人纳入核算体系并予以报告方面存在较大空间，具体来说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人力资本会计的建构。在物质资本稀缺的年代，资本与劳动之间表面上貌似平等的关系并不能够掩饰两者之间实质上的不平等，因此财务资本的所有者和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之间订立的契约从根本上讲是不完备的（而且不完备的程度甚高）（杜兴强、李文，2000）。在我国人口总量呈现负增长的今天，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减，而与此同时，全体国民受教育程度提升，人口素质明显提高，人才红利逐步凸显。当人力资源的培植、开发、形成和利用成为一个企业生存、发展、获利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时，人力资本所有者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在讨价还价中双方的力量对比就会发生变化，两者之间的不平等也在逐渐改善。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人力资本所有者会逐步要求成为和股东、债权人一样的权益索取者，甚至要求享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人力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人力资本所有者能否拥有剩余索取权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像非人力资本所有者那样拥有企业。即会计的权益理论理应将人力资源这一因素包括在内，应该拓展为“资产＝财务负债＋人力负债＋财务资本权益＋人力资本权益”。
其二，面对我国“少子老龄化”的人口发展现状，养老、生育和就业管理中，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养老保险金、生育保险金、失业保险金等社保资金筹措和使用方面，存在着很多需要会计和财务发挥作用的地方。现阶段上述相关内容的探讨与研究较少，很难给出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案。理论上看，社会保障基金的所有者是广大参保者，而不是社会保障经办机构。以社会保障基金为会计主体，确认其资产、负债、收入、支出以及结余，有助于保护社会保障基金的独立产权，从而保护广大参保者的利益（宋志华、李凯，2008）。涵盖养老、生育和失业等业务的社会保障会计，根据我国具体实际，如何明确其会计要素、选择其核算基础、设置其会计账户、编制其会计报告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对共同富裕曾经做出明确而精准的阐释。他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这里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要避免对社会财富采取完全均分、整齐划一的分配方式，而要实现一种合理的、有差别的富裕；二是要避免社会财富分配差距过大，造成贫富不均的状况；三是既要分配物质财富也要兼顾精神财富，两者缺一不可。实现共同富裕不是采取简单再分配方式，而是在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在人人参与共建共享发展的过程中达到富裕社会（李实，2021）。此外，理解共同富裕要避免两个误解：一是对富裕的误解，比如认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富裕程度，实现共同富裕更多的是需要共享已有的富裕成果；二是对共享的误解，比如将共享理解为平均主义，将实现共同富裕理解为简单的财富再分配过程（李实，2021）。从会计来看，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会计要准确衡量收入分配情况。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政策合理与否的判断标准，是指在一个社会或经济体系中，不同层次、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有很多，常用的包括基尼系数、首尾差距、人均收入、贫富比等，而这些指标的计算基础，或多或少都依赖于每个经济实体的基础性会计数据。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会计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研究较少，但会计作为专用于经济核算的管理学科以及现代经济社会运行的基础，在经济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对收入分配理应具有某种影响机制（张成栋等，2022）。最近的研究就发现，会计核算职能提供的会计数据非常适合用于描绘收入分配情况，一方面历史数据翔实，成本低；另一方面从收入源头获取数据，真实度较高，可以在调节收入分配中发挥重要作用（张成栋等，2022）。
其二，企业内部分配的优化。在企业中，业绩评价（performance evaluation，EA）通常是作为收入分配的基础，即业绩评价是收入分配的前提。建立科学、准确的业绩评价机制，就能带来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果。而业绩评价恰恰是管理会计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按照企业管理的需要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比照特定的评价标准，采用特定的评价方法，对企业目标的实现情况进行判断的活动（王化成、刘俊勇，2004）。张蕊（2001）认为，在全面开放与精细管理背景下，为实现企业战略经营目标服务，应把业绩评价工作纳入战略管理的全过程；要实现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的有机结合，体现企业的长期发展能力；要重视创新业绩的评价，形成企业持续不断的核心竞争优势；要将知识与智力资本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体现无形资产在业绩方面的重要作用。
其三，会计等式的变革——对资本逻辑的超越。在细分企业权益基础上将企业权益归类为经营者权益、劳动者权益和所有者权益。从现行会计等式即“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来看，企业剩余所有权均归于出资人即股东，体现的是“资本中心论”，而中国式现代化则必须坚持“人民中心论”的现代化指导思想，这就要求对企业剩余索取权益进行有机划分。从企业内部来看，出资人向企业提供资本要素，管理者向企业提供了经营管理能力或者管理要素，而劳动者则向企业提供了脑力或体力劳动，这三个要素提供者在企业存续和发展过程中互相依托、互相帮衬，缺一不可，其必须根据为企业经营发展所做的贡献，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在会计核算中，企业应将净资产（权益）按照这三个主体，依次划分为所有者权益（并不是之前的所有者权益）、经营者权益（不同于实施经营者股权激励后的部分，该部分应当划转到所有者权益）、劳动者权益（包括经营创新和科技创新为企业带来长期绩效后应量化为劳动者长期享有的部分）。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全部成果的总括和结晶，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保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让两个文明齐头并进。一般认为，会计是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必定伴随着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而发达。会计虽然存在于各种组织中，包括营利组织或非营利组织，但我们的主要着眼点还是放在营利组织即企业上，将其对象设定于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等会计要素，设定于企业价值创造的过程和结果，也就是说，更偏重物质利益的获取与分配，更在乎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在两个文明的关系中，显然物质文明制约与决定着精神文明，但我们不能忽视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反作用。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会计促进物质文明发展是显而易见的，但如何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呢？周守华、刘国强（2014）提出，会计的发展对上层建筑也会有积极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从演化的角度来看，会计功能正在从财富计量、价值创造和引导社会资源流动和分配的经济发展功能，进一步演化为促进精神文明等社会进步功能（周守华、吴春雷，2015）。会计在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中可发挥的作用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其一，奠定公众文明基础。人际关系和谐的基础是信任，在维系人与人之间信任的所有工具中，会计是极少数能够应用于所有组织，且不受规模、区域等空间限制的工具；它能够提供“硬化”、事后可核查的信任证据；设置、运行会计机构的成本相对有限，但能够产生的收益远高于成本（刘峰，2015）。因此，有效的会计方法必然能够促进人类文明更有序发展。保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具有基本的透明度、积极的记录与计量、体现自己提供的公共产品及其资源的性质，都是确保会计在促进公众文明方面发挥作用的主要表现。
其二，促进交易公平。市场经济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公平，二是竞争。毫无疑问，前者是后者的基石，没有公平，竞争要么不存在，要么就会失去意义。《淮南子》“诠言训”有云：“天下非无信士也，临货分财必探筹而定分，以为有心者之于平，不若无心者也。”意思是说，世上之人并不是都不诚信，但在分配财物金钱的时候，必须要用到筹码来计数，这是由于大家都会认为有心之人不如无心筹码（会计）来得公平。这充分说明了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会计的重要作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会计要公平地协调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对不同利弊要作权衡判断，全面做好员工关系管理、投资者关系管理、供应链关系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社会责任管理，有针对性地公开各种不同用途的标准化会计信息（杨雄胜等，2014）。
其三，提升文明素养。会计在记录经济活动、审核经济信息，确保财务信息的准确性和经济活动的合规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周守华、吴春雷，2015）。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快速普及，财务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和信息化建设把更多经济主体连在一起，大数据技术在会计领域的运用提升了会计工作效率，同时也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增强了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强化了社会主体经济活动整体的合规性。因此，会计的改革和发展是提升整个社会文明素养的基础条件、重要动力，会计在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其四，促进企业依法经营。会计信息的披露是资本市场的基础性要求，通过披露的会计信息，利益相关者可以了解企业经营现状、评估企业经营前景，同时也可以监督企业行为，促进企业依法经营；会计主体依法对企业会计业务进行监督，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约束，确保企业各项经济活动合法，规范企业行为，优化企业治理结构，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会计制度的完善，能够增强企业依法经营的意识，使企业更加认识到依法经营是企业发展的基石，加强和规范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工作，确保企业合法合规，依法经营，健康发展（张浩，2013）。
其五，完善廉洁政府机制。著名会计学家杨时展（1996）曾指出，“天下未乱计先乱，天下欲治计乃治”。从历史上看，不管哪个政权，会计审计管理有效，就会政治清明、官守廉洁，国家必定昌隆；会计审计管理低效或无效，就会贪污不治、贿赂公行，国家必定衰败。会计审计工作也只有在领导者决心不重蹈前朝覆辙，决心励精图治之时，才能够步入正轨。从某种意义上说，会计审计是反映政治文明建设成败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周守华、吴春雷，2015）。会计审计在健全廉政机制方面可以发挥许多积极作用，例如通过加强审计监督，强化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就是行之有效的做法。
其六，促进公平正义。会计，借助其专有的记录方法，对每一个组织的财产变化进行记录，并报告给相关利益方，以最低成本实现对财产及其保管、使用情况的报告与说明，最大限度地维系组织内成员间的公平感，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刘峰，2015），进而为弘扬正义发挥基础性作用。显而易见的是，会计活动可以通过监督各类组织的财务与会计行为，保障这些行为的合法合规性，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周守华等（2018）在重新审视会计本质后提出，会计是社会经济资源实现有效率配置的基础。其基于这一判断认为，以往的会计立足于“企业所有者是物质资本的投入者”的企业理论，确定企业资源与财富增值的产权归属，忽视企业所生存的外部环境及与外部环境发生的各种利益关系，仅仅局限于计量财务资本的投入与增值，忽略了对生态环境资源的消耗与补偿的反映，具有很大的缺陷。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我们必须进行以下五个方面的会计变革：
其一，环境成本与会计后果。Lawrence和Cerf（1995）把环境会计的研究分为管理和成本会计的角度以及财务会计和报告的角度。二者的区别在于成本管理视角侧重于内部信息的使用和环境成本的控制；而对外环境财务报告则偏重对股东或公众的信息披露。我们应当重点关注前者即成本管理视角的环境会计。环境成本管理在发展初期并没有发挥其真正的作用，大部分数据被管理层留用，而不是披露给股东（周守华、陶春华，2012）。环境成本管理的目的在于提高企业的利润，而不是改善环境，不过仍然也能起到预防环境成本和损失的作用（Mylonakis ＆ Tahinakis，2006）。环境成本管理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环境管理工具，能用于追溯和跟踪环境成本和自然（物理）环境的流动。
其二，环境资源的确认与计量。按照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1984）《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第五号公告：企业财务报表的确认与计量》之规定，会计确认（含资产确认）必须满足四个标准：一是可定义性，二是可计量性，三是相关性，四是可靠性。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2018）《财务报告概念框架》第五章“确认与终止确认”提出的会计确认标准，基本上与前者相同，即在满足要素定义的前提下，具备相关性和如实反映特征。生态环境资源除了形式上满足相关性标准以外，在资产定义性、可计量性、可靠性（如实反映）等方面均难以满足上述标准。同时，生态环境资源大多具有消耗时补偿（有的甚至是消耗后、环境污染已发生时再补偿修复）的特征；因此，生态环境资源大多不具备以权责发生制事先确认为企业资产、再逐步消耗转化为成本费用的资产使用与价值转化的过程实质。从可计量性方面来看，由于相当部分生态环境资源缺乏交易制度安排，没有真实的或虚拟的交易价格可以参考，其价值计量也难以解决。从生态环境资源管理现状来看，由企业生态环境资源消耗与补偿标准引起的生态环境资源计量，更多地受到环境保护技术和环境保护政策的影响与制约。因此，未来生态环境资源的确认与计量，一方面依赖于各方对生态环境资源的资产属性的制度创新，比如从制度设计上能够明确确定企业的生态环境资源存量（如碳排放权的额度分配与交易制度设计），从而可靠地入账；另一方面依赖于如何拓展会计确认与计量理论（比如突破单纯的价值计量，采用多种计量模式），以满足生态环境资源的确认与计量要求（周守华等，2018）。
其三，“双碳”会计问题。碳达峰是指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然后经历平台期进入持续下降的过程，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标志着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实现脱钩；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总量，然后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随着我国积极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以及企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全国碳市场建设及在重点排放行业企业大范围推广碳排放、碳排放权交易的核算和报告，需要配套会计核算制度。但从当前的碳会计发展来看，在理论建构和实务规范上，还存在一些基础性瓶颈亟待突破（涂建明等，2019），诸如法定碳排放权配额的初始确认、初始计量和后续耗用，公允价值变动等问题，都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其四，环境资源审计。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作为一项重要改革任务和政治任务，国家审计机关就启动实施了资源环境专项（资金）审计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同向发力、融会贯通（审计署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司青年理论学习小组，2022）。我国会计未来发展方向，应强化以研究型审计为资源环境审计质量持续提高的内生动力、以提高数据使用效率和综合利用水平为技术导向。
其五，生态预算。20世纪70年代，公共经济学打破原有学科边界，融入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思想，寻找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结合点，将政府干预环境外部效应内化推向财政管理的轨道（Daly et al．，1989），催生了生态预算。生态预算起初是单一货币化的资源预算，之后发展到融入单一非货币化的资源预算，再发展到生态环境资源综合管理的生态预算（徐莉萍、李姣妤，2012）。从我国实践来看，通过实地研究建立生态预算理论与方法，将生态预算从大财政预算中分离出来，形成从属或平行于财政预算的中央、各级地方政府生态预算，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
习近平主席分别于2013年9月和10月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它是高举和平发展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的经济合作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典范。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建设领域，产业合作是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亮出的最重要的合作牌（于洪鉴等，2016），而产业合作离不开会计这一商业语言。我们应重点关注四个方面：一是充分了解各国会计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程度，政治体系影响会计准则的基调，会计准则还受到法律环境、立法机构的影响。因此，只有充分了解东道国的会计环境，企业才能审慎制订“走出去”的战略计划，最大限度规避会计准则差异带来的风险；二是要更好地了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在财务管理中做到心中有数，在避免重复征税的同时，有效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和税收风险；三要重视保税区企业会计财务管理问题，保税区企业通过引进特殊商品和服务，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提高企业的利润率，可以轻松获得就业申请许可证和财政补贴，并充分利用多边贸易协议温和的进口关税等优惠政策，通过更低的关税通关，节约进口成本，也可以充分利用免税原则，减少或者减免对境外出口商品的报关手续和关税，保税区企业可以有效地控制税收外溢，运用税收鼓励政策，有效地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四要加大满足共建“一带一路”需求的会计人才培养力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方式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而高质量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代表形式，就是紧紧抓住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带来的契机，实现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以“大智移云物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对会计的影响巨大，涉及范围异常广泛。我们致力于通过智能体系与传统会计基础理论的对比分析，以揭示存在的差异或会计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是智能财务为受托责任的履行提供可靠的信息追溯，如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会计的深度融合，使信息的高效协同共享成为可能，并使得会计信息向事前预测、事后控制转变，强化会计信息的及时性与有用性，也为多元指标呈现提供了技术基础；二是非财务决策依据更具有时效性及真实性，从而实现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更全面、更立体、更准确；三是智能财务可以缩短会计分期间隔，实现定时传递与实时传递相结合，客观反映企业经营活动规律；四是会计计量专注于业务发生过程中的资金运动和业务流向，是当前会计计量的新规则逻辑目标，业财融合使会计回归业务，融于业务，依照业务信息流、资金信息流的计量逻辑对会计的计量作进一步改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统筹发展与安全将贯穿党和国家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外交等多个领域，对于公共机构和企业来说，应急管理可能是一个重要方面。应急管理是针对特重大事故灾害的危险问题提出的，它是指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在突发事件的事前预防、事发应对、事中处置和善后恢复过程中，通过建立必要的应对机制，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应用科学、技术、规划与管理等手段，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有关活动。危险包括人的危险、物的危险和责任危险三大类。首先，人的危险可分为生命危险和健康危险；物的危险指威胁财产安全的火灾、雷电、台风、洪水等危险；责任危险是产生于法律上的损害赔偿责任，一般又称为第三者责任险。其中，危险由意外事故、意外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及蕴藏意外事故发生可能性的危险状态构成。事故应急管理的内容，包括预防、准备、响应和恢复四个阶段。尽管在实际情况中各个阶段往往是重叠的，但它们中的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单独的目标，并且成为下个阶段内容的一部分。对于会计来说，应当由以下两个部分组成：
其一，应急管理会计。世界各国应急管理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倡导政府机构、私人部门和社会组织共同发挥作用（张海波、童星，2015）。上述主体紧急动员、调拨、分发、使用包括有形资产在内的各种资源，其是需要确认和计量的，资金和物质的交接、分配与使用，除了严格记录和监督之外，其使用效益也必须计算。这就涉及会计核算和监督的问题。
其二，突发公共事件审计。国家审计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具有独立性、经济性、过程性、时效性、穿透性、贯通性和建设性特征，是应急治理体系中监督和反馈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助力克服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资金物资供求不匹配、管控不力等问题，促进补齐应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短板。开展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专项资金和物资审计是国家审计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式，要从系统构建突发公共事件相关审计模式、健全完善应急审计管理体系、创新方式方法提高工作质效等方面进行探索。
（本章撰稿人：高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