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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商行发轫于城市信用社，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其“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和服务城市居民”的市场定位，反映了城商行同本地企业高度的关联性。自2006年以来，城商行开始实施跨区经营战略，城商行与中小型企业之间搭建了金融共生关系（Liu等，2019；郭晔等，2020）。换言之，城商行需要依托中小型企业的贷款业务来增强市场竞争力，而中小型企业贷款受制于“所有权歧视”和“规模歧视”，难以获取来自国有大型银行的信贷资源，导致其融资渠道高度依赖城商行。特别地，城商行提供的优惠信贷与潜在客户实际偿债能力严重失衡时，极易催生一批僵尸企业（Xu，2016；李平等，2021；邵帅等，2021）。与此同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导致当地政府通常会持有城商行较高的股份，这为当地政府干预城商行信贷配置而向僵尸企业持续“输血”提供了契机，造成大量僵尸企业长期存在而难以及时出清（马思超等，2022；申嫦娥等，2021）。可见，大量中小型僵尸企业的长期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源于城商行与中小型企业之间的金融共生关系。然而，鲜有文献从僵尸企业角度，考察城商行跨区经营的经济后果。
通过梳理城商行跨区经营的制度背景与现状，不难发现，城商行跨区经营政策经历了“严格限制®分而治之®全面收紧®有限放开”的演变过程，这无疑为城商行跨区经营营造了宽松的政策环境。特别地，2020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基于上述背景的认识，本书将系统考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城商行跨区经营的微观效应。为此，我们确立文章的研究主题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城商行跨区经营及优化对策研究。
纵观本书研究内容，本书遵循制度背景差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城商行跨区经营的动因差异→由此产生的经济后果的逻辑主线展开研究。具体而言，本书立足于城商行跨区经营的制度背景，首先归纳和分析城商行跨区经营的现状。然后，进一步分析讨论城商行跨区经营的模式、特征、潜在问题以及动因差异，并从理论上阐述城商行跨区经营影响僵尸企业的内在机制，据此构建理论框架。最后，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系统考察了城商行跨区经营的微观效应，主要包括城商行跨区经营对僵尸企业生存风险、僵尸企业去杠杆以及自身风险承担、盈利能力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利用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阶段法等计量方法进行内生性问题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并得到可靠结论，据此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本研究通过对规模经济理论、范围经济理论、增长极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的系统分析，明确了城商行跨区经营微观效应的作用机理，为后文实证研究夯实了理论基础。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涉及以下研究方法。
（1）定性分析与文献回顾法。广泛搜集有关城商行跨区经营的国内外文献，系统归纳前期高质量研究成果，总结相应的研究方法，全面了解城商行跨区经营领域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结合城商行跨区经营的制度背景，定性分析城商行跨区经营的发展历程、模式、特征以及潜在问题，据此构建城市商业银行跨区经营的分析框架。
（2）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方法能够解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而实证研究方法侧重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为此，本书将二者结合，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旨在得到可靠结论。具体而言，本书借助规范研究法来明确具体的研究问题，理论分析城商行跨区经营微观效应的作用机理，并提出政策建议。而实证研究部分重点是利用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以及城商行跨区经营的相关数据展开定量分析。本书进行实证分析时，借助主流文献的研究思路（左晓慧和杨成志，2022；刘孟儒和沈若萌，2022；张琳等，2022），利用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阶段法等计量方法进行内生性问题处理和稳健性检验，旨在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3）比较分析法。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城商行的股权集中于当地政府与国有企业手中，这就为当地政府干预城商行的信贷配置决策提供了契机（王博和康琦，2022；陆艺升等，2022）。可见，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产权性质对城商行跨区经营微观效应的异质性影响。因此，本书立足于城商行的制度背景，将产权性质纳入分析框架，比较分析了这两类城商行跨区经营经济后果的差异。
（4）跨学科交叉研究法。除上述方法外，本书还综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行为金融学、心里学、计量经济学以及公司财务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与已有研究成果，并将其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用来解释城商行跨区经营微观效应的作用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