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研究背景

1998年3月，国务院批准将“城市合作银行”变更为“城市商业银行”，这一变更也促使城市商业银行的性质由合作制向股份制转变。城商行资产规模增速十余年来均超过了银行业平均水平，发展势头极为强劲。其中，不乏北京银行、上海银行以及江苏银行等资产破万亿元的佼佼者。据笔者统计，2006—2020年全国城商行总资产增速整体上是稳步上升，尤其全国城商行总资产增速在2010年达到了峰值37％，这反映了城商行在银行业中的市场份额也越来越高，其影响力也随之不断增大。

然而，全国性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持续扩张，数字金融的突飞猛进，一定程度挤压了城商行的发展空间。可见，“走出去”是城商行实现平稳、健康发展的现实需求。为此，一批城商行相继视跨区经营为快速实现扩张、拓展成长空间的战略选择。尤其是2006年，银监会颁布法规《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明确了新设异地分行的具体审核条件及其准入门槛，自此一大批城商行纷纷“圈地设点”。据笔者统计，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全国范围内共计107家城商行相继实现了省（直辖市或自治区）外跨区经营。

跨区经营作为城商行“走出去”的重要战略选择，经历了“严格限制®分而治之®全面收紧®有限放开”的政策演变过程。自从2006年城商行拉开跨区经营的序幕，到随后的快速扩张，再到2011年银监会放缓了城商行跨区扩张的审批进程，以及2013年重启异地设立分行的相关工作，这一转变充分反映了监管当局的审慎态度，也说明了城商行作为中国银行体系的“第三梯队”，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城商行跨区经营后，亟需依托中小型企业的贷款业务来增强市场竞争力，而中小型企业贷款受制于“所有权歧视”和“规模歧视”，难以获取来自国有大型银行的信贷资源，导致其融资渠道高度依赖城商行。特别地，城商行提供的优惠信贷与潜在客户实际偿债能力严重失衡时，极易催生一批僵尸企业（Xu，2016；李平等，2021；邵帅等，2021）。以方明月等（2018）为代表的学者发现，僵尸企业中的中小型企业占比不断上升，甚至超过70％。可见，大量僵尸企业的长期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源于城商行与中小型企业之间的金融共生关系。

事实上，城商行与中小型企业之间的金融共生关系可能会促使城商行持续向中小型僵尸企业“输血”；而城商行跨区经营所引发的区域金融扩张会加剧银行业竞争而倒逼僵尸企业退出市场（陈雄兵和邓伟，2022；徐璐和叶光亮，2022）。因此，城商行跨区经营是否能够打破其与中小型企业之间的金融共生关系，进而影响僵尸企业生存风险和“去杠杆”，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与此同时，盈利能力和风险承担是城商行跨区经营不可忽视的两大关键因素（王奕婷和罗双成，2022；张瑶等，2022；张正平和刘云华，2022）。跨区经营究竟对二者产生何种影响？显然，这是值得探究的实证问题。

特别地，2020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从成渝经济区到成渝城市群，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这不仅仅是提法的变化，而且内涵更加丰富，站位更高，范围更大，特色更鲜明，定位更精准。其中“成渝地区”标定了战略方位，“双城”指明了战略特点，“经济圈建设”确定了战略性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国家战略，不是只做大成都、重庆两个中心城市，也不是成都、重庆两个中心城市的简单相加，而是要通过“双核”支撑带动整个区域协同发展，其战略承载力、政策含金量前所未有。显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城商行跨区经营创造了宽松的政策环境。

基于对上述背景的认识，本研究遵循制度背景差异→城商行跨区经营模式、特征及动因差异→由此产生的经济后果的逻辑主线，系统考察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城商行跨区经营的微观效应。这为大力推动城商行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积极引导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也为积极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可行的发展方向与经验启示。 OZVUVOHXkemOTnrVWwrGjZBT5U2wH/hQK72GnZuf71ttSpALvbUo72aak/Xzgx8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