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城商行跨区经营可能存在的问题

自2006年银监会首次批准上海银行跨区设立异地分支机构后，陆续颁布了《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等一系列相关政策，适当放松了城商行跨区经营的政策性约束，加速了城商行跨区扩张进程，对驱动城商行转型升级、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如火如荼的跨区经营浪潮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3.5.1 跨区经营可能引致金融资源失衡

金融作为经济的血液，金融发展格局与经济发展基本协同。通常而言，金融服务量、金融机构数量以及金融人力资本是衡量金融资源的三类核心指标。众所周知，这三类金融资源均集中分布于东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相对稀缺，西部地区最为匮乏。

然而，现实中城商行倾向于在发达地区实施跨区扩张，这种战略选择进一步加剧了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均衡问题。表3.5的统计结果表明，城商行跨区经营偏好于东部沿海等地的一线城市，主要涉及北京、上海、深圳、南京、杭州以及天津等发达城市。由此可见，城商行选择跨区的目标城市遵循向经济发达城市聚集的规律。这在一定程度上会让金融资源分布更加不均衡，“马太效应”明显，加大了金融发展“东强西弱”的差距。

3.5.2 跨区经营可能造成比较优势丧失

“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是城商行的市场定位。为了拓展成长空间，城商行依托跨区经营，实现快速扩张，将其发展目标定位于服务大型企业。与此同时，跨区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城商行本土化的角色定位，甚至可能使其丧失原有的区位优势。

现实中，已有部分城商行在跨区经营后出现“水土不服”等问题，甚至丧失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隐形担保等支持。尤其是同目标区域内大型商业银行竞争时，其常常处于被动地位。此外，跨区经营扩大了总行的管理半径，增加了风险防控难度，由此引发的风险案件也时有爆发。

3.5.3 跨区经营缺乏配套的细化监管政策

城商行跨区经营监管政策陷入“管就死，放就乱”的怪圈。各地区城商行涉及面广，个体差异大。大型城商行的资产规模高达万亿元，而小型城商行的资产规模甚至不足百亿元。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城商行的监管政策亟须细化，不能“一刀切”。

然而，现行的城商行监管政策可以说是粗线条的，没有设置出细致的分类监管标准、差异化准入门槛。并且，监管政策缺乏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部分城商行因担心政策有变而采取“既成事实”的策略，先行“跑马圈地”，从而导致一些城商行跨区经营具有一定的盲目性。

由此可见，城商行跨区经营涉及自身的经营管理，更涉及宏观层面的金融资源流动与配置、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等环节，是理论界与实务界都高度重视的经济现象。因此，基于上述现实背景的认识，建立健全优化跨区经营配套的监管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rin6DbnECt7vBKvm05ohl+ff7GKBEaGBgjZskxvB7p6I26ZnBZeycIkEdRWuACc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