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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的基础理论，本质上是考察跨区经营决策如何驱动城商行获取经济效益、降低经营成本，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本章结合研究主题，重点阐述规模经济理论、范围经济理论、“增长极”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旨在夯实后文实证分析的理论基础。
规模经济理论主要应用于刻画规模与成本变动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企业处于生产扩张初始阶段，扩大生产规模有助于提升经济效益，即规模经济；但当生产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时，继续扩张规模反而会造成经济效益下降，即规模不经济。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强调，大规模生产的优势在工业企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进一步，马歇尔揭示了规模经济报酬的变化规律，即随着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规模报酬将会经历规模经济、规模报酬不变以及规模不经济三个阶段。
具体到商业银行层面，其规模经济是指在经营范围不变的前提下，业务增长、分支机构增多以及员工增加所引起的单位融资成本降低、收益增加的现象。从本质上看，商业银行规模经济反映了经营规模与成本收益之间的变动关系。从内容上看，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涉及外在经济和内在经济两个方面（Viswanatha，2016；He和Liu，2019；陈一洪，2021；顾海峰和卞雨晨，2022）。其中，外在经济是指银行业规模扩大后，单个银行由此享受的优质服务，进而出现规模递增的现象；而内在经济是指单个银行因自身规模扩张而引发收益增加的现象。与之类似，规模不经济包括外在不经济和内在不经济两个部分。所谓外在不经济是指银行业规模扩大后，引起单个银行成本增加且收益减少的现象，而内在不经济是指单个银行因自身规模扩大而引起收益减少的现象。
城商行作为地域特色鲜明的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理论有助于引导城商行依托自身规模扩张，实现经营效率提升，进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Singh和Soni，2016；朱丹和潘攀，2022；明雷等，2022；丁鑫等，2022）。城商行规模扩张产生的规模经济源于两个部分：一部分源自城商行的产品与服务具有较高同质性，较高的同质性意味着城商行每增加一单位产品或服务均可有效降低单位产品或服务的成本，实现收入增加；另一部分与城商行的业务经营模式密切相关，城商行的业务是以存贷为主，其收入高度依赖存贷款利差，即存贷款规模越大，收益越高。
综上，由规模经济理论可知，跨区经营是城商行追求规模扩张的现实需求和必由之路。城商行作为银行业的“第三梯队”，其资产规模相对偏小，处于规模经济的递增阶段。因此，城商行依托跨区经营决策来实现规模扩张是必然的。
Panzar和Willing于1977年率先提出“范围经济”的概念，范围经济是指经营范围扩张所引起的成本节约，但不是源于经营规模扩张。范围经济理论是基于产品生产链、产品多元性视角解释多元化战略的效应，其主要是用于研究经济组织生产、经营范围与经济效益关系。范围经济也称联合生产经销经济，是指依托单一经营单位内的生产或经销过程来生产或销售多种产品而产生的经济。本质上，范围经济产生的原因在于共同的设备或类似的处理流程削减了成本（Khanna和Ramesha，2016；Danlu等，2017；陈锐和李金叶，2022）。可见，范围经济源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充分利用自身的剩余或闲置资源，将其视为其他产品的要素投入，旨在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高效、循环使用管理技术，包括构建营销、分配以及服务系统，充分挖掘管理能力，使外部性内在化等。
基于上述理论梳理，本书将城商行范围经济界定为业务扩张或者经营产品多样化所引起的城商行交易成本降低、效益增加的现象（Ram，2016；Wu等，2017；陈敏和高传君，2022；周晔和王亚梅，2022；明雷等，2022）。通常而言，业务扩张或经营品种增加后，城商行交易成本下降助推边际效益增加，则表明实现了范围经济。换言之，范围经济本质上是有效利用剩余资源，削减成本，增加收益（Jia，2016；李守伟等，2022）。
综上，结合范围经济理论可知，城商行跨区经营后，总行能够依托异地分支机构，将其产品或服务及时推广到新开辟的市场中，这有助于快速扩展经营范围，旨在最大化提升管理效应与协同效应。从这个层面上看，跨区经营对城商行而言，是一种理性的战略性选择。
“增长极”理论认为，平衡发展仅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普遍性经济增长的实现通常是由某个或某些率先发展的经济示范中心产生溢出效应，并将高集聚度的资源、技术有序扩散到周边地区，旨在赋能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Kong和Chen，2016；李力和黄新飞，2022）。随后，“增长极”理论也被引入区域经济理论中。
通过梳理“增长极”理论可以得出，经济发展在时间、空间上并不是均衡分布的。特别地，“增长极”理论强调，有限的竞争性稀缺资源需要合理配置到特定的“增长极”区域。值得注意的是，“增长极”区域的选择并没有统一的硬性标准，可以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也可以是经济发达的国际化中心地区。
城商行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其市场定位为“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市居民”，这充分反映了城商行金融服务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也反映了城商行同本地企业高度的关联性。因此，城商行作为当地经济增长的“增长极”，需要合理布局地方，积极贯彻执行职能使命（Shah等，2022）。
尽管城商行在规模、管理服务水平等方面落后于大型国有银行，但是城商行也可以依托“增长极”，发挥经济辐射效应，实现由地区经济中心的个体集聚到区域经济整体的共同发展（Kobayashi和Bremer，2022；袁晓晖和王博，2022）。这不仅有助于驱动资金有序、高效地流动于本地经济圈层，也可以加速先进经营理念与技术及时地共享到不同地区，扩大区域内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也为进一步拓展金融服务夯实基础。
由此可见，城商行需要坚守市场定位，更需要向本地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充分发挥自身在本地经济圈层内的“极化”和“扩散”功能，有序、稳步推进城商行跨区发展。
基于资源配置效率视角，科斯界定了交易的科学内涵。科斯认为，交易是指各种要素、服务以及商品等的市场交换。正如科斯所言，交易的各个环节均会产生成本，即市场交易或市场交换是有成本的。由此可见，所谓交易成本是指市场参与主体因获取信息而必须偿付的费用、谈判以及其他同契约相关的成本。具体而言，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信息搜集过程中形成的费用、谈判与缔约环节所产生的相关成本、执行环节中契约履行监督所产生的成本以及违约行为所诱发的成本。
城商行作为地方性中小型商业银行，其资金规模相对较小、业务范围相对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商行在管理、技术以及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实力偏弱。尤其是，各个城商行的单一交易行为极易造成交易成本不经济问题（Chen和Bo，2016；Issahaku等，2017）。与此相反，如果各个城商行通过整合的方式开展各项交易活动，将有助于优化市场参与主体和市场的划定范畴，而且资本、劳动、技术以及管理理念等资源的整合会促使外部交易内化为内部交易，从而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新格局，最终达到“降本增效”的目标（Mariyappan等，2021；Zhang和Chen，2022）。
城商行跨区经营后，其交易成本层面上的比较优势突出体现在并购重组的跨区经营模式，其原因在于削减了中间环节可能产生的各种交易成本（Xiang等，2017；Li等，2017）。然而，实践中异地设立分支机构依然是城商行最受欢迎的跨区经营模式。究其原因：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有利于延续本行文化，员工分配简单可行，异地分行同总行之间的差异小，便于管理；跨区经营的区位选择灵活，可以抢占发达城市，也可以布局周边地区稳步推进（Wang等，2021；Fersi和Boujelbène，2021）。值得注意的是，异地设立分支机构对城商行资产规模、风险防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且承受的监管力度更大。尤其是，设立异地分支机构会削弱集团化、一体化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优势，甚至造成总行对异地分支机构的管理外部化，诱使交易成本飙升。
综上，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可知，城商行实施跨区经营战略是基于成本和收益综合考虑的结果。
委托代理理论是由伯利和米恩斯二人共同提出的。该理论倡导分离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具体来说，委托代理理论认为，所有者保留对利润的剩余索取权，而将经营管理权让渡。沿袭这一逻辑，1976年麦克林进一步界定了委托代理关系，并明确指出委托代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换言之，委托代理关系是指，单一或多个行为主体委托或雇用其他行为主体来提供相应的服务，并赋予代理人适当的决策权，而委托人依据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向代理人支付相应的薪酬。
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现实中委托人和代理人各自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甚至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是实现效用最大化，但二者的效用函数有所偏差（Cuong等，2021；Ondiba等，2021）。尤其是代理人在日常公司治理过程中拥有信息优势，导致委托人难以有效监督其全部行为。因此，私人利益驱使下代理人有动机利用信息优势进行机会主义行为，如掩盖或者延迟披露对自身不利的信息等行为（邵帅等，2021；孙文浩等，2021）。
现代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由此衍生了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这也奠定了委托代理理论在现代公司治理中的重要地位（Shi等，2021；李平等，2021；邵帅等，2021）。具体在城商行层面上，其委托代理关系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城商行的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关系；二是城商行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关系；三是总行管理层与分支机构直接管理层之间代理关系。
显然，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会刺激经理人利用信息优势而实施非理性投资行为（李旭超等，2021；Thomas和Gupta，2021）。特别地，总行管理层可能会借助其掌握的经营信息而不顾股东利益，盲目从事激进的规模扩张。城商行跨区扩张后，异地分支机构的管理层能够控制更多的可支配资源，而且经营风险通常具有较长的潜伏期。因此，为扩大自身势力，管理层倾向于从事机会主义行为，这样就会加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