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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认为：“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生命均是美好的，且两者的美好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因为它们来自同一渊源。”
施伟泽指出：“如果我们摆脱自己的偏见，抛弃我们对其他生命的疏远性，和我们周围的生命休戚与共，那么我们就是道德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他倡导生命伦理学，奉行生物平等主义。罗尔斯顿强调人是自然的道德代理人，在人能够尊重自然这一道德顾客的前提下，自然的内在性价值就应运而生了
。
1933年美国哲学家利奥波德首次提出“大地共同体”，该概念“只是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是它们的概括：大地”
。1949年利奥波德发表的《沙乡年鉴》标志着大地伦理学的诞生
。在人与自然的主导地位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认为，“控制自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
。
乔清举认为，儒家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究天人之际”是儒家哲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的内容，追求“天人合一”就是要实现人化自然和自然化人
。儒家的某些观点，如“仁，爱人以及物”
，“德至矣，及禽兽”
，都充分表明先贤们已经对自然界存在的生物赋予了与人同等重要的地位。《道德经》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淮南子》提出“天人同构、自我实现”的主张，建构了以“五行”“五方”“五帝”“五佐”“五星”等13个要素为内容的天地人一体化系统，推导出“从本我到社会的我、生态的我”的自我实现过程
。王夫之提出“万物一源”“延天祐人”“正己临物”的理念，力图达到“以人合天”的生态境界
。此外，柳宗元提出“万化冥合”的天人合一观，认为自然不仅是外在存在物，还能与人的内心产生共鸣，即“昏然而同归”于大生命体中
。《国语》中对于天人关系，强调“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
。
部分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中没有生态哲学的思想
。事实上，不同于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马克思批判和继承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观点，将主客体的关系理解为以实践为基础的对象性关系，是基于实践的对象化或对象性的统一
。马克思指出，人们正是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实施对对象的占有。
马克思探讨了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根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分析了生产异化的四种表现：一是劳动者与劳动本身的异化，二是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三是劳动者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四是人与人关系的异化
。这些论述直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马克思还指出：“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
这一论述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就有什么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反之亦然。而社会形态，在马克思看来又表现为三种：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三种形态也可表示为自然的共同体、经济的结合体、自由人联合体。显然，人与自然的关系较为和谐的是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即以自由人联合体为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
国外方面，1966年，Kenneth Boulding在论文《一门新的学科——生态经济学》中首次使用“生态经济学”
一词；之后，戴利等提出稳态经济的思想
；1988年国际生态经济学会创立；1989年《生态经济学》杂志创立，生态经济学正式启航。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的环境污染问题催生了上述研究及学会等。
国内方面，许涤新早在1980年就提出“要研究我国的生态经济问题，逐步建立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倡议；1984年我国生态经济学会成立，马世骏、马传栋、姜学民也提出“生态经济学”相关概念。许涤新出版《生态经济学》一书，标志着我国生态经济学的诞生
。王如松的《城市生态调控原则与方法》（1988年）、刘思华的《理论生态经济学若干问题研究》（1989年）、王松霈的《走向21世纪的生态经济管理》（1997年），标志着学科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刚刚起步，环境污染问题虽然并不严重，但学术界研究的前瞻性很强。进入21世纪，学者将生态经济的研究置于生态文明的框架之中，夏光指出，生态文明本质是一种环境伦理观
。张明国指出，生态文明的本质在于传承工业技术及其文明
。当前，环境保护的任务异常严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联合优化、生态文明的具体内涵是学术研究的焦点。
1934年北美黑风暴和20世纪30—60年代“八大公害事件”，表明世界生态环境开始恶化。1962年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描绘了受污染影响的病态社会，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Frosch和Gallopoulos在《可持续工业发展战略》中，提出了“产业生态学”概念
。1995年Graedel和Allenby出版了《产业生态学》一书，1997年耶鲁大学和MIT （麻省理工学院）创办了《产业生态学杂志》。得到公认的是，2000年国际产业生态学学会成立，标志着产业生态化研究启航。Woerqi分析了德国环境产业的生产、投资、营业额、厂商的集中与竞争程度。仲上键一提出发展环境产业的动力是实施彻底的环境管制。Srivastava提出环境供应链管理的概念
。Tao等、 Hua等
分别基于单目标、双目标，在EOQ（经济订货批量）中加入绿色成本进行产量决策。实践中，丹麦Kalunborg生态产业园模式受到世界推崇。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的研究已经进入中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范畴，以行业和企业为研究对象。
国内学者马世骏和王如松研究复合生态系统
，刘则渊等提出“产业生态化”
。王如松和杨建新、黄志斌、厉无畏界定了产业生态化的概念、特点等，尹琦、肖正扬提出“生态产业链”概念，袁增伟、沈满洪、邓伟根、石磊等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循环经济、节能环保等领域，研究已日趋成熟。
国外学者Tansley于1934年提出“生态系统”一词。Hannaon、Costanza把投入产出模型引入生态系统研究。Wackernagel和Rees用生态足迹进行自然资产评估。Costanza等将生物圈分为16种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为17个指标，进行生态价值定量测算
。1989年Daly提出ISEW（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以弥补GNP （国民生产总值）核算的缺陷。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提出了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问题，后来发展出“森林碳汇”的方式。这些研究主要表现为生态资源的价值核算、生态系统功能等，属于宏观范畴。
国内学者赵林飞、石建平、伍琴、李云燕等探讨了产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特征和内涵。杨桂华从双向责任角度、彭莉从4Ps营销理论，分析了生态旅游产品的营销设计。杨志峰将生态服务纳入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黎元生探索了生态产业化经营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可以看出，生态产业化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国内的相关研究多属于中观和微观范畴。
徐静等指出，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具有协同性，二者目标一致
。张云、赵一强认为，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共同构成生态产业的形成路径
。陈长研究了生态产业化对经济的贡献程度、产业生态化正外部性效应下的生态产业链条形成和壮大过程
。陈洪波给出了“两化”融合的成功案例——赤水模式
。李星林、罗胤晨、文传浩提出从产业存量、增量、流量、变量“四量”角度推动产业生态化发展，从行动举措、发展主体、推进模式等角度推进生态产业化，实现“两化”可持续发展
。
在内涵方面，早期文献多是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生态经济体系”概念以后，诸多学者尝试对生态经济体系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陈洪波给出了生态经济体系较为全面的定义，即一个遵循生态学规律和经济规律，在不影响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前提下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经济体系
。文传浩、李春艳将生态经济体系拓展为现代化生态经济体系，即将适应高速增长的传统生态经济体系转换为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生态经济体系
。
在结构方面，陶表红、焦庚英指出，生态经济体系分为生态经济产业体系和区域生态经济体系，前者包括生态工业经济体系、生态农业经济体系、第三产业生态化经济体系，后者包括山地生态经济体系、湖泊生态经济体系、森林生态经济体系、草原生态经济体系、沙漠生态经济体系、湿地生态经济体系等
。许新桥把生态经济体系划分为生态经济产业体系、生态经济支撑评价体系两个部分。前者包括基础生态经济体系、现代生物产业体系、生态工业体系、现代化第三产业经济体系，后者包括现代科技支撑体系、绿色GDP核算评价体系等
。
可以看出，面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西方社会所推崇的靠优化技术手段来解决问题的方式，已经不能有效化解矛盾，我们必须采用新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把经济与环境看作二元对立统一关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坚持发展真理，依靠动态过程创新性地化解矛盾。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强调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是封闭地解决矛盾，而是在发展中、实践中动态地协调，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
因此，我们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中窥视其真理性价值，并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把握规律、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本着客观原则，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生态领域的最新成果，循序渐进地走出一条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高质量保护相协调的美丽中国建设之路，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