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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类中心主义正是基于环境问题而对人类中心主义发难。以罗尔斯顿为代表的环境伦理学派主张自然拥有与人同等的价值和权利，这种价值表现为工具性价值、内在性价值和系统性价值的“三位一体”。传统伦理学和哲学因为价值的属人性质早已抛弃自然的价值问题，认为自然是一个自组织的循环系统。然而作为环境伦理学本体论之根的“荒野哲学”弥补了这一空白，该理论基于荒野早于人类而存在的事实，认为人类没有创造荒野，但荒野却创造了人类
，其本质在于回答自然的内在性价值究竟是什么。事实上，黑格尔早已认识到先有自然界，后有人类。罗尔斯顿认为人是自然的道德代理人（moral agent），并假设人能够尊重自然这一道德顾客（moral patient），于是自然的内在性价值就产生了。
生态本位理念是人类对自身环境系统进行反思的结果，是后工业时代、文明社会的产物，因为一个循环高效的生态系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前提。生态本位理念的基本内涵是：人类改造自然活动的范围受到环境的约束，环境与人口密度维持基本平衡，树立人均思想，使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人均物质资源占有量达到真正协调，最终使人们接受环境第一的生态伦理观。
然而，以资本家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总是阻挠我们为自然辩护的努力，而且劳动者总是在与资本家的抗争中败下阵来。因此，仅仅有劳动者这一道德顾客是不够的，资本家这一道德顾客何时能够真正参与环境治理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们认为，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政府对环境的监管都必须到位。生产者和消费者必须树立生态本位的思想，即任何组织和个人在参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中，必须把保护环境放在第一位，环境污染的成本必须内部化，遵循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而是人的活动对象
。“因为物质财富，使用价值世界只是由自然物质构成的，这些自然物质通过劳动改变了形态”
。罗尔斯顿自然内在性价值的前提假设也是“尊重自然的人”，只有自然的道德代理人存在，自然本身的内在性价值才能存在。显然，自然与人是无法割裂开的，二者统一于人的对象性劳动。逻辑如下：生态本位理念使政府可以对过度消费课以重税，使资源消耗过大的行业和产品价格提高，使环境污染的成本内在化并在消费环节得以体现，进而使节约能源资源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文明，最终所有人都成为自然的道德代理人。
自然资源主要以两种形态存在：一类是公共的自然资源或自在自然，比如清新的空气、天然的水、蓝天白云，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获得，不需要人类对象性劳动的加工。马克思认为：“如果一个使用价值不用劳动也能创造出来，它就不会有交换价值，但作为使用价值，它仍然具有它的自然的效用。”
另一类是用于加工私人产品的自然资源或人为自然，比如农产品、工业品等，需要生产者购买原材料进行加工制造，加入对象性劳动后就具有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用于交换则具有交换价值。
生态本位理念涵盖了上述两类自然，摒弃了以往只注重加工消费环节环境问题的错误。事实上，自在自然和人为自然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消费异化导致的环境问题最终会传导到公共自然资源领域，从而使自然环境遭到彻底的破坏。
基于自然资源的二分法，自在自然的最佳存在状态是原生态，保持现状维护其生态平衡、减少人类干预是最适当的，而人为自然则要依靠对象性劳动加以维护。当前，消费异化主要体现在人为自然领域，更多强调商品的交换价值，即人们运用金钱换取商品的使用价值以获得满足感。正如本·阿格尔所指出的：“人们在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
因此，解决消费异化问题必须从劳动中寻找答案。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价值来源于生产性劳动，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中生产是第一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戴维·佩珀明确指出：“异化消费使人们把消费作为生活的唯一目的和乐趣。我们应该把消费转变为创造性的劳动，在生产劳动中实现自身价值。”
环境的外在性和“公地悲剧”的存在，使生产者回归生态本位变得更加紧迫。生产者在环境问题上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意识，承担环境“道德代理人”的责任，不能因消费者偏好的多样化和可变性而放弃这一责任，实施对环境危害的行为。同时，从权责对等的法学角度看，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导致的污染必须由生产者自身解决，生产者不能把污染环境的代价让渡给整个社会，自己却“搭便车”。显然，在人为自然领域，生产者是环境责任的第一主体。
在政府的有效监管下，在环境成本内部化以后，生产者就必须抛弃“边污染边治理、先污染后治理、污染处理高投入低产出”的旧思路，提前布局污染处理设施，重新核算成本收益，实施对环境友好的行为。
要增强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首先要实现理念的变革。生态本位理念契合了生态产品生产的要求。自然主义对劳动和生态本位的回归，将使资本主义制度向生态社会主义制度转变，“劳动价值”“职业满足”和“共同决策”将成为新制度的符号，并把人类真正融入自然体系，形成“人类—自然—社会”整体系统。
增强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必须从自在自然、人为自然两个领域全面突破，这与生态本位的做法是一致的。生态本位要求生产者应具有生态道德责任意识，履行环境承诺和契约精神，真正实施对环境有利的生态行为，而企业主及其股东是私人产品生产的第一责任主体。然而，生态本位的实施主体仍是以产业工人为代表的劳动者，生态产品的实现主要依靠节能减排措施的推进，具有生态本位意识的劳动者对节能减排的行为方式、行为效果的认知，能够使更多的生态产品生产出来。
依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基于资本主义在生态领域基本矛盾的普遍存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逐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第一阶段以佩珀为代表，时间节点在进入21世纪之前，他希冀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走改良道路，让资本家和利益集团更加重视生态，把异化消费转变为创造性劳动，以提高工人的生态意识。第二阶段以克沃尔为代表，时间节点在进入21世纪之后，他力图通过公有制、社会革命实现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佩珀的代表作《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
，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全面改良的道路。在经济体制运行方面，他主张实行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混合型经济体制，改变以往生态中心主义者对经济“零增长”的思路，主张适度发展经济以解决仍然存在的贫穷问题；在政治运行方面，他主张民主自治和权力的分散，强调国家机构在民主实施中的指导性作用，主张通过群众参与来推翻资本家的压迫；在实施手段上，他主张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生态改良，发挥工会、技术组织等组织形式的作用；在国际事务中，他反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殖民主义。在改良的道路上，针对如何缓解劳动者对生态问题的抱怨，使其振作精神继续热爱生活，佩珀明确指出：“异化消费使人们把消费作为生活的唯一目的和兴趣。应该把消费转变为创造性的劳动，在生产劳动中实现人们自身的价值。”
克沃尔指出，改良道路是当前资本主义国家面对生态危机的普遍选择，旨在维护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实际上只是做简单的修修补补。这种改良主要表现在经济运行体制、政治结构和民主、技术革新和完善三个层次上。克沃尔强调，资本这个“自然之癌”是不愿意受到任何约束和限制的
，因此改良主义注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只能延缓危机，增强资本主义应对生态危机的能力而已
。
克沃尔同时分析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认为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不符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关键的差异在于，社会主义的实现需要劳动者的解放和自由联合，而走向自由联合的道路需要公有制的支撑。但这些国家的公有制发生了异化，即从社会主义异化为“国家资本主义”，生产资料被国家及其政党占有，而不是被劳动者占有，因此不是真正的公有制。
因此，在剖析当前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基础上，克沃尔主张依靠真正的公有制来解决，并认为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能解决生态危机。原因在于，只有真正的全民所有才能消除资本的逐利本性、反生态本性，才能使劳动力和使用价值被真正解放出来。
福斯特是在考察马克思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发展历史的基础上重新阐释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的。他在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做了一个历史的考察后，提出了生态唯物主义思想，并挖掘出新陈代谢断裂思想。他认为目前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要归因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相关政治制度，并对如何应对生态危机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
在当前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为我们了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参考，而且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此思想并非完美无缺，下面着重分析一下它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希望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福斯特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不能归咎于资本家个人的自私贪婪，抑或消费者的异化消费，更不能归咎于科学技术、工业化、控制自然的传统观念，人们应该从生产方式中去寻找真正的答案。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上对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资本主义扩张的显性逻辑，而这种逻辑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要想扩张就必须把各类自然资源当成掠夺和获取利润的源泉之一。资本主义社会在不断增强资本对人的剥削的同时，一刻也没放松资本对自然的剥削。
福斯特认为，这种资本对自然的剥削造成了新陈代谢的断裂。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财富积累为最高目标的，资本主义的大土地所有制、远距离贸易破坏了人与土地间的客观联系，造成土壤需要的营养成分无法得到有效的补充，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土地匮乏，农业生产出现严重危机。这违背了生命规律，毁坏了自然条件，造成人和土地之间的新陈代谢出现不可修缮的断裂，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发展所形成的一个过程。福斯特还指出，新陈代谢的断裂本质上是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自然界本身的异化。当前，这种异化直接表现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福斯特不仅深刻批判资本主义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导致生态危机，而且强烈谴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生态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国家的卑劣行径。萨默斯的“让他们吃下污染”是资本主义奉行生态帝国主义的最佳写照。按照萨默斯的观点，世界银行应当鼓励将污染企业和有毒废料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个体生命的价值不值一提。福斯特指出，不管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幸福、地球生态的命运，还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命运，都不容许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进行公开的掠夺。而且，也没有什么比这种掠夺更能反映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征了。
福斯特指出，社会的政治利益集团总是忽视当代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不愿进行社会变革，所以必须对进行掠夺式开发的现存生产方式和观念进行无情的批判，必须摒弃阻挠通过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而建立更公正社会秩序的生产方式。但是，人类与地球建立一种可持续关系并非遥不可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社会关系。我们应该选择另一种方案，那就是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目的不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可以看出，福斯特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对外扩张方式两个视角，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他指出，当前全球的生态危机问题不能归因于人类固有的本性、现代性、工业主义或经济发展本身，人们总是生活在整个社会之中，单个人的行为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本身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他深刻地揭示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奉行扩张逻辑的必然结果。与以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福斯特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揭露更深刻、更尖锐、更彻底。
在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时，福斯特注重阶级斗争对社会变革的积极作用，认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在策略上要采取将环境运动与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社会正义运动相结合的方式，其思想具有明显的阶级性。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全球的生态危机，如果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依靠工人阶级进行生态革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决定了他们进行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决性。他指出：“以阶级为基础的运动，仅它自身就具有推翻主导的社会关系的能力。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仅阶级运动就可以形成一股历史的力量，这股力量能够重新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和把一种生产方式改造成另一种生产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仍然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福斯特认为，当前资本主义一味满足的只是统治阶级的需要，并不是整个国家的需要，与民主、自由、公正更是毫无关系。
福斯特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最重要的部分是国家与资本的合作关系。如果要开展生态转化运动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摧毁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的合作关系，由一种崭新的民主化的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相结合的形式来替代它。这就要求人们不仅要摈弃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及其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而且还要进行生态革命。这场生态革命必须创造出平等的、民主的、可持续的、普遍自由的、真正伟大的变革，这场革命必须从劳动人民和处于全球资本主义社会最底层的群众的斗争中汲取力量。而要想形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环境保护运动，就必须建立广泛的劳工-环保联盟，从而通过生态革命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里，最大规模和最严重的破坏环境的行为及其根源被直接加以铲除。由此可见，福斯特在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时，非常重视阶级斗争，他努力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解决和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详细阐述阶级斗争在走向生态社会主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从而赋予其学说以阶级性。
福斯特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在生态问题上还存在着不道德行为。“居所急剧失落，也就是对地球某一区域依附感的失落，与当今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内含的生态帝国主义倾向的迅速全球化密切相关，只有通过一种从属的简化论主张才能使其成为可能。这种主张排斥了所有包括道德在内的价值观。”
他还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成为真正的共同体，人们将被迫把地球上的土地、河流等自然资源以及自身的劳动力都作为单纯的商品，并加以开发利用。很显然，这是一种更高的不道德。这种更高的不道德带来了财富崇拜，却对其造成的贫穷和环境破坏置若罔闻。
福斯特指出，如果人类不直面这种更高的不道德，就不可能在地球保护方面取得任何持续性进展。他指出，必须建立新的生态道德，即人类必须重新学习在地球上居住。人类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它的普遍成员和公民。任何一种破坏环境并使几代人在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上更为贫困的制度，就是一种更高的不道德。“人类不拥有地球，我们只是使用地球。我们必须为未来几代人保护好地球，维护它的完整。我认为，这是关系到所有可持续问题的基本道德原则。”
福斯特进一步指出，要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在生态问题上的不道德行为，第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道德革命”，这场革命“不仅针对单个的消费者、政治家和首席执行官们不负责任的行为和决策，而且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深层不道德”。要通过这样一场道德革命，改变我们目前的不道德行为。第二，要建立一种新的生态道德的社会。福斯特等认为：“建立在合理的生态原则基础上的人道的、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制度将把它与自己与地球的可持续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福斯特看来，这种生态道德社会，必须是一个“普遍自由”的社会，这种自由不能排斥其他生物体的充分发展，而且它还必须是一个生态与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社会。这将是一个具有更完全、更普遍的自由的社会，因为它根植于公共道德并且与地球及其生活环境和谐一致
。显然，福斯特所提出的道德革命是一场全方位的社会革命，最终要实现的是人与自然真正和谐的生态可持续性发展的新型社会。
至此可以看出，福斯特的生态道德观就是强调适度，反对永无止境地追求更多。福斯特的生态道德观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真正的和谐统一，它是可持续的，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福斯特从新的角度，经过几年的思考，得出自己关于马克思与生态学关系的最终结论：生态思想是马克思思想的主要内容。福斯特的这种观点遭到奥康纳阵营的反对。客观地讲，福斯特把生态思想作为马克思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具有偏颇性的。
首先，这种思想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思想在当代的适用性。福斯特从生态危机这一独特的视角来分析和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端，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已经使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思想丧失效用，今天世界危机的形式已转移到生态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他把当代社会的生态问题看得高于一切，并认为生态思想是马克思的主要思想，这是错误的。众所周知，虽然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诸多新情况，但经济危机依然存在而且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因当前生态问题的严重性而否认经济危机在现实中的存在。因为从根本上说，生态危机实际上只是经济危机的孕育物而已。
其次，福斯特的思想否认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福斯特认为，人与自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但任何社会的主要矛盾都是由该社会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制度仍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福斯特盲目提高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矛盾的地位，很显然，这是不恰当的。
最后，这种思想脱离了马克思所处时代生态学发展的现实。任何思想都是立足于时代的，马克思生活于19世纪，在他那个时代，生态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未完全建立。马克思的思想中包括丰富的生态思想，但当时的生态思想往往是寓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之中的。当时生态学只是作为概念被德国动物学家E·海克尔提出。“生态思想是马克思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一认识，放在时代背景下来看无疑也是不妥当的。
首先，在实现生态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方面，福斯特仍然坚持认为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中阶级斗争的思想具有重要性，认为工人阶级在当代的环境运动中仍占据主导地位，是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并认为应建立广泛的劳工-环保联盟。然而事实证明，生态运动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两种运动的参与者对自己在整个社会进步主义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许多绿党及生态运动参与者排斥社会主义的任何形式的渗透。20世纪90年代后，西欧“红”“绿”两大政治力量开始结成联盟，并取得胜利，这意味着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有了重大突破。但从全球范围看，目前要想让工人阶级担当起这个重任是很困难的。
其次，在实现生态社会主义革命的路径问题上，福斯特指出：从经济上应该使自然和生产社会化，从政治上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和权力结构。但从当今的现实来看，这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福斯特看来，要建成生态社会主义，不仅要摒弃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还必须改变国家与资本的合作关系，由一种崭新的民主化的政治权力与民众权利之间的合作关系来替代
。福斯特坚持认为，打破国家与资本主义的伙伴关系，是生态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但从现实来看，国家与资本经常是结合在一起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着国家与资本的关系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尝试将国家批判思想和新的思想相结合。但要想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结构，毋庸置疑，目前是很困难的。
由此来看，福斯特对生态社会的种种构想尽管拓宽了人们的思路，但这种构想至今仍停留在理论上，很难付诸实践。显然，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设计和路径的选择上，仍不可避免地带有乌托邦色彩。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消费异化的客观原因。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交换，交换价值占有重要地位，而交换中的一般等价物就是货币，因此金钱至上、货币万能的观念在市场经济中易于被“发扬光大”。然而，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带来消费异化，消费异化还与社会制度有重大联系。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在消费异化方面走得更远。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消费领域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因为企业的生产行为不受政府宏观调节，完全是生产者的自我选择行为，而生产者的选择本身对应于消费者的无限欲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实施生态本位理念的制度优势。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生产是在政府宏观调控下、以公众整体利益为核心的生产，政策法规、行政命令、公众监督等使得社会主义生产者与公众利益更趋一致。生产者的环境责任意识更强、政府的外在约束和监管更为严厉、有效，环境污染的外在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被内在化，并被用来衡量生产者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
福斯特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集大成者，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一书中，创新性地提出了“马克思的生态学”概念，开启了马克思生态思想研究的全新局面
。他认为，马克思关于城乡之间、人类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断裂的概念，启发了当今的生态学思想，第一次确立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精华——新陈代谢断裂理论；随后在分析人—自然—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已经接近于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国内学者夏劲、秦士栋认为，解读马克思和福斯特对“物质变换裂缝”概念的建构，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
福斯特认为，中国正在开创性地建设一种崭新的生态文明，且中国摒弃了西方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的政权模式
。从2007年生态文明建设被正式提出，到2012年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在生态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一种节约能源和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崭新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正逐步形成。从政府主动调低经济增长目标、设置耕地红线、实施节能减排、履行环境保护的国际承诺等一系列措施来看，中国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西方式生态现代主义不可比拟的诸多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