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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表现，它本质地回答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可调和性。
多年以来，人们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解总是从生产物——商品的角度探讨商品的劳动价值创造过程和产权归属问题，因此更多重视人的因素。其结论是，工人生产的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仅获得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工资。事实上，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往往会带来环境污染，自然环境这一因素往往被忽略。资本家在生产社会化的同时，往往把环境污染的结果丢给整个社会，他们则愉快地把利润和剩余价值带走了。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莱斯、阿格尔、奥康纳、克沃尔、福斯特等人开始探讨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存在性和合理性，为资本主义的环境污染寻找解决方案。国内学者刘仁胜、孙道进、陈凌霄、张秀芬等从马克思中学和大学时代的论文和笔记、《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资料，探寻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演化轨迹，肯定了马克思基于人、自然、社会关系的生态思想的内涵，从系统性和实践性的角度，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伯克特指出，根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异化劳动和自然异化的分析，基本可以确定，“劳动者与自然生产条件的分离，是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中心问题”
。事实上，我们考虑环境污染时，可以把产品二分为传统产品和生态产品。传统产品是资本家不投入治污设备和成本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生态产品是资本家投入治污设备和成本时生产的产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利性决定了传统产品生产较多、生态产品生产较少。因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生态领域呈现出三种新的表现形式。
借鉴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消费异化”、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的极限”，克沃尔提出了需求极限的理念。克沃尔指出，应该从控制人类的需求开始，按照热力学原则控制生产过程，并在交换领域坚持以使用价值替代交换价值
。消费异化是指劳动者在资本家大肆宣传下，通过消费过程体验“快乐”，而这种“快乐”的用途是使劳动者忘记劳动过程的痛苦。这使得消费主体、对象、环境等向其自身的对立面转化。在消费异化面前，消费被人为地放大，整个社会具有了马克思所定义的“拜物教”性质
，人们的需要以物品来满足，人们的主体性受到物的支配。
然而，正如罗马俱乐部所指出的“经济增长受到人口爆炸、粮食生产、不可再生的资源、工业化及环境污染五个因素的影响，存在一个增长的极限”一样，收入增长和需求增长也是存在极限的。需求主要受到收入的影响，特别是可支配收入的制约，收入与消费之间存在一个合理的杠杆比，因此消费同样是存在极限的。从单纯的生理意义上讲，人们对吃、穿、住、用、行等物质资料的消费，存在一个最高临界值，不会趋于无穷大。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研究了人的需要的类型，给出了五种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其中，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属于物质层面的需求，通过物质资料的消费来满足和实现。然而，人们对物质资料的追求总是存在极限和平衡点的，之后人们就开始追求精神需要，包括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五种需要中，物质层面的需要只占据四成，说明人们更重视精神层面的需要。通过细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我们能够发现人们对物质资料需求的极限，正是在此意义上，市场容量总是有限的。
（1）从生产资料看，资本家有原始积累，而工人一无所有。于是，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使劳动力成为商品，使货币转化为资本，从而开始资本循环和周转，产生大规模的剩余价值。而且，随着科技发展和机器人的采用，资本有机构成逐步提高，机器作为“不会劳累的物种”，夜以继日地开工生产，是造成产能无限放大的直接原因。
（2）从生产成果看，剩余价值归资本家私人占有。工人依靠资本家发的工资生活，从事简单再生产的活动，几乎没有结余。而资本家通过扩大再生产，不断蚕食工人的劳动成果，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有10％的利润，它（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
可以看出，从最初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到最终对生产成果和剩余价值的占有，资本家一直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资本对劳动的奴役无处不在。正是资本家扩大再生产与工人简单再生产的力量悬殊，使得社会的整体生产能力被无限扩大。在剥削劳动者的同时，资本家还不愿意增加环保投入，因此其生产的产品多数是传统产品。
关于自然的道德和价值问题，环境伦理学派的代表罗尔斯顿认为，自然应该具有与人类同等的价值和权利，人应该成为自然的道德代理人，应该尊重自然这一道德顾客，正是在此意义上自然产生了内在性价值
。
然而，资本主义的企业、企业家受西方经济学、管理学思想影响较深，往往以经济人、社会人为人性前提，对自然人、生态人
的关注不够，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自然道德意识的企业和企业家较少。更多的企业只愿意承担税收、扶贫等社会责任，从思想意识方面忽略了自然的价值，缺少维护自然秩序的生态意识。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具有自由自觉意识
。事实上，人类的解放正是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发展出来的，能够自由自觉地拥抱自然才是一个行为符合本质的人。
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着二重危机：一是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匹配和不可调和；二是生态危机，表现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条件的不匹配和不可调和
。在马克思有关对象性劳动的内涵中，劳动对象既包括可以加工的原材料、动植物，也包括原生态、没有加工的自然资源，如矿藏、森林等。这里劳动对象类似于奥康纳的生产条件，资本主义竭泽而渔的掠夺式生产，带来了生态危机，生态保护不力的企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量存在。
在自然经济时代，自给自足、封闭保守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简单再生产，只能解决人的温饱问题。人类成为自然的奴役，面对自然灾害无计可施，自然成为人类的依靠和物质资料来源。在商品经济时代，人类中心主义者在工具理性的影响下，认为自然只具有工具价值，人、自然、科技等诸多要素都要服务于资本的扩张。
自然作为人的无机身体，在人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中，其重要性被掩盖了。马克思指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而资本家只看重劳动的价值，遗忘和抛弃了自然的作用，造成人与自然的割裂。事实上，劳动的前提和客观条件便是自然，自然先于人类而存在，自然环境对劳动有制约作用。
从经济学中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划分来看，生态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一旦生产出来所有参与主体都能享用。同时生态具有典型的外部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因此，良好的生态环境带来的是正外部性，是全社会的民生福祉。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私有制占主导，国家层面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明显不足。
同时，恶劣的生态环境只会带来负外部性，让整个社会买单，后患无穷。伦敦和洛杉矶一度成为空气污染的中心，伦敦曾约有1.3万人因此丧生，污染问题花了20多年时间才有所缓解，而洛杉矶足足花了50多年。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当地的企业和企业家利用了生态这一公共产品的外部性，为追逐利润最大化而丧失生态责任，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生态灾难。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是资本家的代言人，往往由利益集团通过所谓的“民主”方式选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运营模式类似于大企业，受利益至上观念影响深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表现为弱政府与大市场的结合，弱政府造成基础设施、生态等公共产品投入不足；在国际上表现为垄断资本借助贸易、金融等领域掠夺发展中国家。代工模式、世界工厂模式、产业转移模式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严重的工业污染，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非本国的污染置之不理，部分国家不愿签署相关的气候协定，对节能减排态度消极。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生态领域的责任意识不足。
在马克思看来，雇佣者——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榨取有两种方式：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随着工会组织的建立和劳资矛盾的白热化，榨取绝对剩余价值这种显性的剥削手段逐步被榨取相对剩余价值的隐性剥削手段取代。尤其是通过科技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工人数量进而提高人工效率的做法，使相对剩余价值日益累积。
然而，劳动效率的提高并没有体现在产品的生态化方面。马克思以鱼和水的关系来论证自然被破坏的程度。“河鱼的‘本质’是河水。但是，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它已经成为不适合鱼生存的环境。”
马克思指出，资本家精致化的生活背后，是工人们“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
。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地剖析了工人劳动的四种异化类型：劳动过程同劳动者异化、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异化、人的类本质异化、人同人相异化
。福斯特指出，马克思的四种异化论从根本上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异化。最终被雇佣者与自然割裂，甚至难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肮脏的阴沟、日益腐败的自然界围绕着劳动工人，成为工人生活的必要因素
。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工人在制造传统产品的过程中，总是既摧毁自然又摧毁自身的肌体。工人劳动得越多，对自身和自然的摧残越多，工人似乎在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人，也禁锢了自己。因此，工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渴望生产生态产品，渴望生产过程的清洁化、环保化，最理想的状况是零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