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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中心主义长期都是哲学思想的主流，世间万物的属人性规定了人的优越性。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下，世间万物的存在都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因此自然被视为具有工具性也就不足为奇了。长期以来，人的欲望被不断满足、不断固化，最终形成一种理念——控制自然以满足人类无限的欲望。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的弟子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认为，“控制自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
。
科学技术在控制自然、满足人类欲望方面作用明显。人类用科学技术手段干预自然的做法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干预有合理性，但同时也会带来技术异化。第一，技术的合理利用。比如，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二，技术异化。在无尽的欲望面前，技术异化的结果用安德瑞·高兹的话说，就是“技术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为了满足人们的消费欲而强制使用的技术，比如高危核技术。一旦这类技术被用于医疗领域，就会出现“过度医学化”，塑造“完美健康的医学神话”。
消费异化的主要表现是人类过度消费且难以制止。资本主义文明在安德瑞·高兹看来，其核心引领是过度消费。这种文明一方面破坏了人们可持续消费的可能，另一方面又试图修缮对消费的破坏。在消费异化理念下，人们对产品的需求不再是“够用就好”，而是“越多越好”。因此，阿格尔把消费异化定义为“人们为补偿自己单调乏味的、非创新性的、报酬较低的劳动而热衷于消费商品的一种现象”
。即使人类的需要面临源自人类本身、人类社会和自然约束的困境，也无法阻止消费异化的发生。在消费异化的阴影下，1976年威廉·莱斯出版《满足的极限》一书，主张通过伦理和科技的双重进步限制人类的欲望。
生产异化带来消费异化的原因有三个：
胡塞尔指出，使欧洲人成为欧洲人的本性是理性，是生而固有的。经济理性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其核心要义有两点：一是最大化原则，即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二是自私带来他利，即符合人的本性的自私行为在带来自利的同时，必须带给他人更多的利益。经济理性驱使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服务于规模化的生产，服务于世界性的资源贸易和掠夺。生产者和消费者是“控制自然”的主要参与者，生产者向自然要效益，消费者向自然要效用，生产者便大干快上、加班加点以满足消费者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从马克思主义的量变质变规律来看
，消费与生产在质的方面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欲望，只是在满足需求的数量、时间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异化劳动（生产的异化）的四种表现就会演变为消费的异化，最终导致人与人、人与产品关系的扭曲。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指出生产异化有四种表现。第一，劳动者与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者最初奉行的“我劳动，我存在，我快乐，我实现自身价值”的理念被迫演变为“我劳动，我痛苦，我们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中对劳动与工人自身身体的异化有过详尽的描述。第二，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在物以稀为贵的市场交换法则下，劳动者劳动得越多、生产的产品越多，工资反而越少；相反，少生产有可能获得更多收入。第三，劳动者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劳动者向往自由自觉的生产劳动，能够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所在。然而，异化劳动把自由自觉的劳动贬低为手段，使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第四，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这集中表现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形成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这里有三层含义：一是资本主义对技术的应用最为彻底，以福特式大工业生产为代表，大量生产使得产品日益丰富。二是市场经济的交换法则使得社会全面异化。弗洛姆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现象普遍存在，表现在人与工作、人与消费品、人与国家、人与同胞、人与自己等的关系中
。三是消费异化的“商品拜物教”性质，使得消费异化成为各类异化的主要载体。人们通过商品消费表达对工作、对同胞、对国家、对社会的看法。
生产异化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劳动者的尊严丧失，二是新陈代谢断裂引发的生态灾难。劳动者的尊严丧失使得劳资矛盾无法调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鼻祖亚当·斯密以及20世纪代表性人物撒切尔夫人都无法解决生产异化的代价——道德滑坡问题。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沉思录》译者何怀宏指出：“伦理学在斯密心目中的地位，对于道德真理的探讨在斯密那里是贯穿始终的。”梁小民说：“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讲道德的经济，没有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
事实上，比道德缺失更直接的，是生产异化导致的生态灾难。生产异化是由人类无限欲望下消费需求的扭曲传导而来的，进而扭曲了人与自然相依而生的关系。20世纪50—80年代是环境恶化的第一次高峰：城市化、工业聚集、能源滥用等因素造成了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20世纪80年代至今是环境恶化的第二次高峰：温室效应、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核泄漏
。蕾切儿·卡森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描绘了一个受农药、杀虫剂、放射性污染影响的病态社会。环境恶化使得马斯洛描写的最低生理需求难以满足，环境恶化影响了人的呼吸，雾霾指数居高不下。外在环境的压抑和工作的竞争压力使得人类的自我调节能力受到严重损伤，产生一系列心理生理问题。
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仅仅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最大化，对劳动者漠不关心，对生态破坏置之不理。二是政府未能使生产者的环境污染成本内在化，生产异化的成本由全社会承担。生产者无法把污染的空气运走，更不愿意为环境问题全额买单。伽里特·哈丁阐述了“公地悲剧”假说，以农民使用奶牛在公共草场上放牧为例，在草场面积不变的情况下，每个利益最大化的农民必然增加奶牛数量，最终带来“畜满为患”、草场消失的悲剧。福斯特指出，马克思思想体系中蕴含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为生态灾难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自然界内部的新陈代谢断裂、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新陈代谢断裂使生态系统的自调节功能逐渐丧失。在人类与非人类生存的大地共同体中，地球就是公共草场，环境就是公共物品，生产者为了满足消费者欲望而进行的污染式生产最终又把污染毫无保留地还给了消费者。这里有两个“罪孽深重”的参与者：生产者和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