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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案件审判机构的“专设”，集中体现于各地所实践的少年案件审判团队、少年法庭、少年法院专门化设置
，或者虽未专设审判机构但在法院内设部门设立专司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的综合部门
。审判机构“专设”必然催生各大审判门类的相对集中和融合。一方面，机构专设给专人专司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带来了审判质效提升、便于系统总结经验等正面效应；另一方面，在专设审判机构中尝试各门类审判工作的协调运转，也势必给审判实践带来多维度挑战。在这种挑战中，值得重点探讨的问题包括民事、刑事等审判门类的“统分运转”、审判人员“综合能力”基础上的“专业偏好”考量、未成年人司法“刑事本位”和“福利本位”协调等。
与境外司法类似，中国未成年人案件审判机构独立与未成年人司法的“福利本位”思维，同样借鉴了21世纪初兴起并逐渐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占据主流的“恢复性司法”理论及其配套程序。联合国相关机构对恢复性司法及其程序的专门界定大致为“采用恢复性程序寻求并实现恢复性结果的任何方案”和包括“调解、调和、会商和共同确定责任”等
。这一系列方案的目标均旨在再造未成年人重返社会的能力，体现的也是“福利本位”的未成年人司法思维。以英格兰和威尔士少年司法制度为例，其在恢复性司法方面适用少年警示和少年更生令以帮助未成年人更好地实现重塑
。考虑到成年人司法践行的是强调刑事责任
的“刑事本位”思维，我们认为，未成年人案件审判所具有的重塑性司法职能，天然地决定了该职能显然不再适宜由惯常的针对普通成年人的审判机构来施行。也正是基于这种“恢复性”“福利化”的共识，应当重点考量这种兼有“再造”和“续造”功能的司法如何通过适宜的专设机构、专司审判以及司法职能延伸拓展来得以实现。相关内容将在“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延伸工作机制的完善”这一章中进行重点论述。或许，对于以审判为主责主业的人民法院而言，利用人民法庭这种末梢组织天然具有的“渗透优势”践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的延伸职能，是一种有益的政策性尝试。
首先，延伸工作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机构专设”与“职能延伸”的相促制衡问题。这其中，至关重要的便是由什么机构来专职承担“首问”延伸职能，这将关系到机构专设方式。机构专设必然意味着审判门类、审判人员的集中与融合。如果要保证专设机构专司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则必须首先解决涉及未成年人案件总量、员额配置、审判人员案类偏好等一系列因素的协调与相互支撑。目前的实证研究显示，人民法庭办理案件数量与人员配置呈现出一些不同于法院内设审判庭的特质，人民法庭空置化现象较为普遍。我们认为，由人民法庭相对集中地承担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的延伸职能是一种有益探索。为此，应当考虑，在常规行政区划框架和现有人民法庭配置现状下，如果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按地域管辖，恐怕会令“人民法庭荷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延伸工作”这一前瞻理念最终受制于地域管辖不均、人员配比失调的现实困境。故而，我们倾向于基于人民法庭补位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这一定位而差序化展开延伸工作，以探索专设机构、专司审判与职能延伸相促的工作模式。这些内容将在“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延伸工作机制的完善”这一章进行专门论述。
其次，“审判多元”与机构专设还可能存在如何实现相促以及挑战制衡因素的问题。如前所述，现实困境导致专设机构、专司审判尚不具备可操作性，故目前我国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大致存在与家事案件审判单一相融或与刑事案件审判单一相融的模式。前者侧重民事诉讼中涉及未成年人因素的保护性司法考量，后者则包括审判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与审判侵犯未成年人权益刑事案件。这种全刑事审判或全民事审判的单一融合模式，可能无法解决刑事案件中涉民事因素处理的弱化问题，或者无法解决民事诉讼直接适用有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的一系列延伸性社会政策的问题。例如，有研究者提出，恢复性司法在解决“刑事污点对未成年人的消极影响”的同时，却“难以避免替代性的承担责任现象、惩罚的非刑罚性可能不利于未成年人改过自新”等问题
。鉴于此，我们认为，在践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中的罪错分级处遇、犯罪记录封存等一系列立足保护罪错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政策时，应更多地考虑将民事司法政策、行政替代性惩罚措施纳入未成年人保护的整体政策制定及施行范围，以一定程度消解因采取区别于成年人的刑罚性措施所致负效应，促进罪错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可以推而广之的是，在由前述所提人民法庭承担延伸职能的前提下试行刑事、民事、行政“三合一”审判模式，或能成为未来尝试通过“系统化”思维审判，“一揽子”处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延伸司法服务的理想路径，也方能真正实现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福利本位”，并最终实现民事、刑事、行政相关司法政策互为支撑、辅助适用，形成多元审判合力。前述内容，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完善”这一章和“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的构建与完善”这一章所涉司法政策制定方向选择上，均被作为价值选择基准予以充分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