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基本原则

纵观全球，不难发现，19世纪中后期实证主义犯罪学所倡导的“少年无辜”论，仅系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星火之光，但其一定程度上触发了部分国家对“未成年人区别化对待”必要性的反思。国际社会真正系统化构建起未成年人权利保护原则，应属1989年第44届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该公约是直到现在仍被各国奉为圭臬的开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工作指引，其所确立的普世公认的儿童权利保护原则，如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儿童最大限度生命权和发展权原则等，已成为各国酝酿其本土司法政策的基础。当代法治语境下的中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其基本原则实质即根源于此。然而，是否如苏力先生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所说“本土存在即合理”？进入新时代，在借鉴国际原则思考中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政策制定，并据此解决未成年人保护问题时，又是否应当着重考量中国法治资源特性对司法政策适应性提出的新要求呢？我们认为，这是制定中国未成年人保护司法政策时，应当反复考量、反复检视的问题。有关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各项国际原则在进入中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这一特定视域时，首先应解决合理转化适用问题。我们后续针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热点问题展开的探讨，也始终未曾脱离现行法治环境的特点和现实司法实践的需求，并力图用最宜践行、成本最低的政策建言来解决问题，以免令国际原则的探讨落入清谈制度价值的歧路。当然，司法实践本身具有自我调适功能。因此，在未成年人保护司法政策制定过程中贯彻对国际原则的遵循，一种有效的改革路径便是：一方面依托既有“非主体区别化”基本法律制度框架进行自我调适，另一方面则以一系列针对未成年人特殊群体的司法政策作为基本法律制度框架的黏合剂。后者的黏合作用在当下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尚未实现体系化的现实情境下，将首先以补漏方式实现对既有法律制度的细节修补，直到司法实践的自我调适和分类完善的具体政策足以共同支撑其构建起整体协同的、体系化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我们所做的这种补漏式研究尝试，正是从法律制度之网中寻求具体司法政策显效的缝隙。故此，我们着重选取了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实践中所反映出的、承载着最多社会关切的问题作为研究重点。

当然，即便司法实践与司法政策能一定程度上实现矛盾式发展，但从宏观层面上厘清国际原则的中国化问题仍有必要。在将中国现行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法律体系规定的原则要求（方框内容）与公约确立的国际原则（椭圆框内容）进行梳理后，我们发现这种借鉴存在一些对应关系（见图2.1）。在图2.1中，“〇”标记代表该原则用于指引对未成年罪犯的司法行为，“☆”标记代表该原则同时用于指引未成年人民事司法或未成年被害人司法保护。

具体来看，在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六项基本原则中，第1项“特殊、优先保护原则”、第5项“听取意见原则”均系未成年人民事司法中，对非当事人身份未成年人进行保护的基本原则；除第5项原则外，其余五项原则均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被作为基本遵循。在前述五项刑事司法原则中，除第6项“保护与教育相结合原则”指向未成年人犯罪群体外，其他几项原则均同时指引着刑事案件中对未成年加害人和未成年被害人的双向保护。而从连线所体现的该六项中国司法原则与四项基本国际原则的对应关系来看，“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借鉴最为广泛的基本原则，其在六项中国司法原则中均有体现。因此，“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被全面运用于对犯罪或罪错行为中未成年加害人、未成年被害人的双向保护以及民事司法领域中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这一原则被国内法借鉴时也得到了全面体现，其普适性可能基于如下理由：“尽管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主要规定在公约第三条，但它被要求用于指导与儿童权利和福利有关的一切领域的重大决定，因而在公约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

此外，单就基本原则本身而言，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均致力于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涉及未成年人民事司法原则或未成年被害人司法保护的原则较少。这一特点在我们所研究的中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政策的侧重上亦有体现。 iPsc3xvh2AP6RBmv7rf/rMsR7M25h/Kl0fHJqlme8DBF7eajUdKoTHHQwkVkA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