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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司法与犯罪学的联系尤为紧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犯罪学理论从预防、减少犯罪的角度创造了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20世纪40年代，坦南鲍尔在他的《犯罪与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标签理论”，认为犯罪是一种被法律贴标签的行为
。而事实上每个人都很有可能会有初级越轨行为，但只有被标签化的人才更有可能会成为“越轨者”。在加里·斯坦利·贝克尔等学者的拥护下，20世纪60年代，该理论逐渐成熟并进入未成年人犯罪研究领域，用于解释未成年人的越轨行为并进行未成年人保护。芝加哥学派霍华德·贝克尔也运用“标签理论”进行著名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他认为并不是青年亚群体制造了独特文化形式，而是主导意识形态所代表的主流文化促成了青年亚文化作为“越轨文化”而存在，在这种基于偏见和敌意的霸权观念主导下，很多青年被贴上了标签
。在“贴标签”意识的引导和强化下，很多越轨者被迫走上再次越轨的道路，并很有可能向习惯性越轨发展。
去标签模式或称不干预模式，强调通过分流形式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一是简化司法程序。减少未成年人进入司法程序，尽量让其留在原来的社区和家庭之中改过自新，在此基础上减少自身标签化的趋势，从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等方面完成自己去标签化的第一阶段。二是加强隐私保护。为了避免未成年人在刑事司法过程中被烙印和被贴标签，从司法的调查、起诉到审判、执行过程均应尽量减少对未成年人的贴标签行为。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记录和档案，更应该着重予以保护，以减少对未成年人未来生活的不良影响。三是多专业式介入。在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中，相较于专业的法官、警察而言，社会工作者、家人和心理学专家等更能从未成年人内心上给予帮助，积极营造无标签的社会化环境，帮助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四是前科消灭制度。未成年人犯罪后，在刑罚已执行完毕等条件下，犯罪记录应被严格保存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予以抹除，避免未成年人遭受任何形式的歧视性对待，促进未成年犯罪人员实现再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