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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农牧民主体性问题，必须放在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追求和目标要义下。相对于脱贫攻坚战役，乡村振兴任务更艰巨，时间更长，涉及面更广，目标更宏伟，系统更复杂，需要持续不懈的巨大努力。党中央、国务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目标在于同步城镇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城市和乡村共迈现代化新征程；其内涵要义包括农民的觉醒和全面发展。农民的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必然要义，是实现城乡联动，缩小城乡差距，填平城乡鸿沟，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农民的现代化既是现代化强国的内涵要义之一，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必然要求，更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
。
在完成这个时代任务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关键和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农民能否发挥主体作用，决定了乡村内外的资源能否高效合理地配置和使用，乡村的资源潜力能否被合理挖掘，决定了能否把乡村的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对于民族地区的乡村来说，确立农牧民主体地位更是乡村能否构建起向现代化新征程迈进的长效运行机制的关键，通过确立农牧民主体地位，推动之前“要我做”的外力推进更迭演进为“我要做”的内生动能。这两者在效能上是存在巨大差异的，农牧民被推着走和农牧民“主动向前”的根本区别在于广大农牧民的创造性、能动性、积极性是否在现实中被激发、被调动，改善生活、获得更多收入的愿望是否被激活。农牧民只有在乡村振兴中积极参与、有效参与、提高收入，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才能增强。实现农牧民主体地位的关键是在各项制度的改革中、各项事务的推进中把农牧民利益放在首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总目标中，农民现代化是核心、是基础。只有农民的现代化，才能为农业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农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农村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等提供相匹配的实施者、运行者。换句话说，乡村战略目标确立，必须遵循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根本原则，以农民现代化牵引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在民族地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遵循坚持农牧民主体地位的根本原则，凸显农牧民主体地位，以切实提升农牧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指引，以充分满足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为根本方向，全面确立起符合农牧民需要、体现农牧民利益的目标、举措和行动体系，从而保证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人民中心立场得以实现。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场体系庞大的变革，要求跳出“乡土中国”的视角，从“城乡中国”的视角来进行战略谋划和布局。统筹考量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治理，涵盖产业、人才、政策，在城乡统筹和城市化进程中同步实现乡村的现代化。因此，乡村振兴需要政府提供高屋建瓴的战略规划，提供坚实可靠的政策支持，进行系统有效的战略布局。这就涉及战略实施中如何判断主次矛盾，如何把握重难点，如何进行轻重缓急的排序，如何选择战略推进路径等问题。种种问题的解决，必须坚持的价值导向是始终以农牧民为主体。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其进行了总体布局和展现。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20字总要求。这个总要求鲜明地体现了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根本立场。放在民族地区视域下，就是要坚持农牧民主体地位。民族地区发展产业，是为农牧民获得全面进步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树立文明乡风，反映了农牧民精神面貌的进步；建设生态宜居的环境，能够提升农牧民居住的幸福感；有效治理，能够为民族地区乡村发展提供持续的内生力。当然，最终还是要实现农牧民生活富裕。总之，乡村振兴战略20字总要求，凸显了农民主体性，其现实实践也依赖于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
评价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不应简单停留于乡村面貌的改善，应着眼于农牧民内生能力是否被激发，农牧民是否在自我努力下，实现了区域发展、自我进步。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
，“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
。这两段话说明，人们需要的满足程度和自我发展水平与社会的发展程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为我们评价社会发展提供了尺度和方向，即必须从人民群众需要的满足程度和自我发展水平出发，来衡量社会发展的状态和水平。具体到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的评价，就不能单纯看乡村面貌是否得到改变，而要从农牧民观念、意识是否得到了改变，乡村事务的参与度是否得到了提升，权益是否得到了保障，美好生活需要是否得到了满足，发展能力是否得到了提升等方面进行评价。这才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评价的内核和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