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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发达经济体国内资本要素市场发育成熟，资本能够在不同区域充分流动，区域资本要素市场空间整合水平较高，因此，国外学者如Robiyanto 2018年的研究，官泽（Miyazawa）等人2019年的研究，霍沃斯（Howarth）和Quaglia2020年的研究，他们在研究中比较偏爱资本自由流动假定，对一国内部资本流动水平测度的研究比较少。但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文化差异较大，而且资本要素市场发育不成熟，资本跨区域流动受到诸多限制，故有必要对资本在区域间流动状况和整合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对中国区域资本流动和市场整合水平进行测度的方法可分为直接法和间接法两大类。直接法通常利用不同区域的资本品价格或资金价格差异（虽然利率可以代表资金价格，但我国存贷款基准利率由央行统一确定，其在不同区域均相同，因此学者普遍使用资本边际产出代替利率水平
）来反映资本要素市场空间整合水平，常见方法有两种：一是通过区域间同一资本品价格的差异来衡量资本要素市场整合水平，即价格法；二是用区域间资本边际产出差异来反映资本要素市场整合水平，即资本边际产出法。间接法一般是通过测度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性来间接衡量资本要素市场空间整合水平，常见方法也有两种：一是费尔德斯坦（Feldstein）和堀岡（Horioka）在1980年提出的通过分析某一区域投资与储蓄间的相关性来反映区域资本流动性，即F-H法；二是基于资金流与货物流反向流动的逻辑，用区域间货物与服务净流动规模来反映区域资本流动性，即货物流法。
价格法以一价定律为基础，通过分析区域间资本品相对价格的敛散性来衡量资本要素市场空间整合情况，并通过相对价格敛散性的变化来反映资本要素市场空间整合的走势。该方法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近些年来，很多研究中国区域资本要素市场空间整合的文献都采用该方法来测度资本要素市场整合水平。赵奇伟和熊性美在2009年基于中国1995—2006年的分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采用多种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区域资本要素市场整合水平进行了分析，发现资本要素市场整合水平呈现出稳定的收敛趋势，市场整合程度有所提高。赵儒煜和孙宁志于2019年指出，虽然中国区域资本要素市场分割问题依然存在，但其程度呈现出逐年弱化的趋势。周经和黄凯在2020年基于相对价格法的研究发现，2005—2016年中国资本要素市场分割程度有所缓解。黄赜琳和姚婷婷在2020年认为，1998—2016年，中国区域资本要素市场一体化进程发展较快，市场分割程度有较大改善。2019年王张铭等基于2003—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却发现，区域资本要素市场分割程度呈现出恶化趋势。龚新蜀和韩俊杰在2019年的研究也发现，由于资本要素市场发育缓慢，企业在国内的跨区域融资、并购受到较多限制，中国区域资本要素市场整合水平没有明显提高。吕冰洋等在2021年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使用价格法分行业测度了中国资本要素市场分割水平。研究发现，1998—2013年各行业资本要素市场分割水平均有大幅下降，降幅为49％～63％，其中高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下降幅度尤为明显。
价格是市场机制的核心，是反映市场整合水平较为理想的指标；同时，价格法也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数据可得性也较强，因此，很多学者都偏好使用该方法。但学者在用该方法测度资本要素市场空间整合水平时，仅采用有限几类固定资产投资品的价格指数进行测算，故很难从整体上反映出中国区域资本要素市场空间整合的全貌。
资本边际产出法通过区域间资本边际产出（资本边际报酬）差异来反映资本要素市场空间整合水平。如果区域间资本边际产出差异缩小，表明资本要素市场空间整合水平有所提高；反之则反。
实践中，资本边际产出通常使用下式计算得到：MPK ＝E k × （ Y/K ），其中，MPK为资本边际产出， E k 为资本产出弹性（资本份额）， Y 为GDP， K 为资本存量。资本存量通常使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因此，准确估算资本产出弹性是得到资本边际产出的关键。文献中有两种常用估算资本产出弹性的方法：一是用产出对资本、劳动等投入要素进行回归（所有变量均取对数），得到资本投入的估计系数即资本产出弹性如张超等人2016年的研究，孙博文等人2018年的研究，王晓芳等人2019年研究；二是根据郭熙保和罗知2010年的研究，卢盛荣和易明子2012年的研究；杨晓等人2012年的研究；白重恩和张琼2014年的研究，曹廷求和张翠燕2021年的研究，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条件下，使用如下关系式计算得到：资本份额＝1-劳动报酬/地区生产总值。
郭熙保和罗知2010年利用省级数据，估算了1990—2006年中国24个省份的资本边际报酬，结果发现，发达地区的资本边际报酬较高，落后地区的资本边际报酬较低；同时部分贫困省份的资本边际报酬不断提高，而沿海地区的资本边际报酬没有明显增长，很多沿海省份出现了停滞甚至下降趋势，区域间资本边际报酬差异在缩小。卢盛荣和易明子在2012年的研究显示，1993—2008年所有省份资本边际报酬均在下降，但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下降得更快，资本边际报酬在空间上的差异逐渐缩小。杨晓等在2012年指出，1993—1996年各省份资本边际产出波动较为剧烈，1997年以后省份间资本边际产出差异开始逐渐缩小。张超等2016年通过计算不同省份的资本边际产出方差系数发现，1978—1988年中国区域资本要素市场整合水平趋于提高，但在随后的10年内呈现出逐渐分割走势，进入21世纪后，资本要素市场空间整合水平又重新进入稳步提高的趋势。
存贷款基准利率由我国央行统一确定，导致其在不同地区均相同，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不同地区资本边际产出差异来衡量资本要素市场空间整合水平是较好的选择。但不同地区面临的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市场风险、政策环境、税收负担等影响资本边际产出的因素存在差异，即使资本要素市场是完全整合的，地区间的资本边际产出也不会完全相同。因此，使用地区间资本边际产出差异来衡量资本要素市场空间整合水平可能存在低估的情况。
费尔德斯坦（Feldstein）和堀冈（Horioka）1980年对资本流动性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通过分析投资与储蓄之间的相关关系来研究资本的流动性。如果投资与储蓄的相关性越强，资本流动程度就越弱，反之则反。F-H法最初主要用于资本跨国流动问题的研究［如Obsibata1986年的研究，阿迪斯（Artis）和巴优米（Bayoumi）1989年的研究，柴田（Shibata）和新谷（Shintani）1998年的研究，詹森（Jensen）1998年的研究］，近年来该方法也逐渐用于一国内部不同地区资本流动性的研究。胡永平等在2004年使用ARDL-ECM模型，在检验东、中、西部地区投资—储蓄协整关系的基础上，计算了储蓄留存率（F-H系数），从投资—储蓄关系的视角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资本流动状况。博伊罗·德布雷（Boyreau-Debray）和魏（Wei）在2004年利用F-H方法检验了中国省际资本流动性，发现中国省际资本流动水平较低，且存在下降趋势。贺胜兵在2008年使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对资本在中国地区间的流动能力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份的F-H系数出现了明显的异质性，省份间资本流动性存在较大差异。徐冬林和陈永伟在2009年使用似无关动态协整模型，检验了中国各地区的投资—储蓄相关关系，认为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性总体较弱。王博和文艺在2012年使用面板单位根和面板协整方法，对中国各省份的投资—储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结果发现，各省份的投资与储蓄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性较弱。王振兴在2018年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总体资本流动性提升缓慢，分地区看，东部地区资本流动性显著增强，但中西部地区资本流动性有所减弱。曹彤等人2020年基于F-H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协同发展的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资本跨地区流动水平较低，但存在较大的提升潜力。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区域资本流动性并不弱。李（Li）在2010年的研究指出，在剥离了外资和政府资金后，中国省际资本流动越来越像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州际流动。陈（Chan）等人在2013年从总投资和总储蓄中分离出私人投资和私人储蓄，通过分析私人投资率—私人储蓄率的相关关系，以反映私人层面的省际资本流动状况。研究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后，省际私人资本流动性有了显著提高。
F-H法基于投资与储蓄关系的视角能较好衡量区域资本流动水平，但并不能测算资本跨区流动的绝对规模。2011年据胡凯的研究，资本流动绝对规模对于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资本驱动成因及隐藏在资本流动背后的地区投资环境和制度成因更为直观。此外，该方法测度得到的只是某段时期的资本流动水平，只能反映一段时期内资本流动性的总体情况，而不能获取每个时点上的资本流动水平，从而密切追踪其走势。这就决定了该方法只适用于截面数据分析，无法满足面板数据分析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方法的应用范围。
货物流法建立在资金流与货物流反向流动的逻辑基础上，通过货物与服务流动来推算区域间的资金流动，进而间接衡量资本要素市场空间整合水平。按照支出法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某个地区货物与服务净流出由国内区外居民和国外居民对该地区货物和服务的净消费支出构成。故区外居民对本地区货物和服务的净消费支出，可以用该地区货物与服务净流出总额减去国外居民对该地区货物和服务的净消费支出后得到。如果该数值为正，说明本地区的货物和服务为净流出，意味着资金为净流入；如果该数值为负，说明本地区的货物和服务为净流入，意味着资金为净流出。郭金龙和王宏伟2003年基于中国1992—2000年数据的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资金流量较大，超过了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流动规模，表明东部地区资本要素市场整合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王小鲁和樊纲在2004年对中国省际资本流动规模的测算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间的资本流动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格局，资本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这构成社会资本流动的基本趋势。胡凯和吴清2012年基于中国1997—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显示，资本在省际的流动规模呈现出不断扩张趋势，表明中国区域资本要素市场整合水平有所提高。赖（Lai）等人在2013年的研究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除了1994—1997年中国区域资本流动性出现暂时恶化外，其他时期的区域资本流动性均有所改善。蔡翼飞等人2017年的研究表明，1999年以前省际资本流动规模较小，此后便开始迅速扩张，区域资本要素市场整合水平有提高的趋势。王喜和赵增耀在2014年的研究却发现，省际资本流动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扩张趋势，区域资本要素市场整合趋势不明显。
虽然货物流法的思想简单明了，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即基于地区间货物与服务流动来测算地区间资本流动的方法只能反映与货物和服务流动相联系的资金流动，而无法体现与货物和服务流动无关的金融投资所引起的资本流动。此外，该方法基于资金净流动来测度资本流动的做法可能会大大低估资本流动规模，因为即使资金净流动规模较小，也存在着资金流入和流出规模都较大的可能性。
除了上述几种常见方法外，还存在其他一些测度区域资本要素市场空间整合水平的方法。如任晓红等人2011年、王2016年、刘究志2017年提出，基于中国各省资本存量占全国资本存量比重变动的视角，测度省际资本流动的资本存量变动法；赵慧卿2012年、王宋涛等人2017年通过分析省际资本生产率的差异程度来测度资本要素市场空间整合水平的资本生产率差异法；2017年高传伦基于政府对资本市场的规制、所有制类型对资本流动的影响、货币供给能力、资本形成能力、银行市场化水平、股票市场发育程度影响资本市场自由度的六个方面，测算中国资本要素市场空间整合水平的主成分分析法；2020年洪勇通过计算投资和储蓄之间绝对和相对差额来衡量资本要素市场空间整合水平的投资—储蓄差额法；还有学者如马草原等人于2023年将价格法和资本边际产出法相结合，通过计算不同地区资本相对报酬的方差来衡量区域资本要素市场整合水平。
从上述介绍的各种方法可以看出，各测度方法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缺陷，并且不同学者在测度我国区域资本要素市场空间整合水平时所得结论也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采用不同方法对中国区域资本要素市场空间整合水平展开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