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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是本书研究的基础，为研究提供特定视野和概念框架。本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指引，系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和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振兴的理论和实践，旨在构建促进商洛市全面乡村振兴的理论路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获得生存和发展的首要前提是获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食物，“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
，是个体生存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人们只有在保障了“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便有了“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的总结概括。人们为了生活首先要确保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基础物质，“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列宁也指出，“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
，只有解决了粮食问题，“我们才能在这个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富丽堂皇的社会主义大厦来”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都强调了农业生产对于人们的生存生活与社会建设所起的基础性作用。
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农业的经济地位明显下降。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农业经济地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农业失去了基础性地位。例如恩格斯所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现在它更是这样了”
。事实也确实如此，随着工业规模日益扩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农村及农业要为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赖以生存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还要充分发挥农业的生态涵养作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城乡关系产生、变化的整个过程。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
这意味着，工业化城市的产生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工业化城市迅速崛起也必然产生城乡差异。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
，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结果是，“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
。由此可见，私有制下的生产力发展决定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引起城乡分离，城市的出现导致阶级的产生，故而，城乡的分离、对立是“私有制”下“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反之，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破除城乡对立的社会条件和制度根源；二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人的发展程度由社会生产力决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势必会使城乡对立发展到城乡融合，“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
，个人需要超越畸形、片面的发展，走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样，真正的进步才能实现。人不再被区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所有的人口以及工业和农业等一切生产部门都将按照自身发展的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均衡地分布。因此，“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
列宁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实践了社会主义国家全体成员全面发展的思想，进而形成了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系列思想。列宁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经济建设举足轻重，同时还要重视农村政治建设，“农民有可能用读写本领来改进自己的经营和改善自己国家的状况”
。这些思想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实践化，也重申了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中国传统社会基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从旱作梯田、稻鱼共生的耕作实践，到庭院民宅、古村深巷的乡村景观；从“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理念，到耕读为本、邻里守望的村规民约，几千年的传承发展形成了丰厚的乡土文化。优秀的文化不仅孕育出农民的精神家园，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情感归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农耕理念、社会乡村治理文化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
第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天人合一”等观念为我国乡村振兴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和自然处于一种有机的关系之中，自然对人的活动进行规范并为人的存在提供了价值归属，而人的存在和发展依赖自然并以自然的存在为前提。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条件的变化已经使我们不必也不能以牺牲环境的方式发展经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谐发展才是社会生产进步的现实条件。因此，“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保持山水生态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构筑多元共生的生态系统，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乡村振兴提供了良性运转的文化基础。乡村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内容无比深厚，因为它凝结着农民几千年来辛勤劳动所创造的智慧
。中国乡村数千年的村落文化累积孕育，形成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包含伦理道德、价值追求、处世态度、行为规范等。这些内容不仅是乡村文化价值理念的体现，更是几千年来乡村社会得以良性运转与和谐发展的文化基础。从理论渊源层面来看，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发展、完善并积累起来，是人们对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提炼。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不但能反映人们对社会认知的模式，而且能通过人们具体的为人处世得到巩固和改善。从实践层面来看，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以乡规民约、公序良俗的形式规范人们的行为，还以家风民风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人们的思想和感情，成为支撑农村延续发展的基石。
新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深入挖掘农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吸取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用以构建适应乡村振兴需求的文化基础。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以“两个结合”为方法论，要求我们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活化，使之成为乡村振兴的灵魂内核。首先，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我们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现代价值，将其融入乡村产业发展，使之成为具有本土特色的乡村产业，将乡村的文化软实力创造性转化为经济硬实力，充分激发出乡村文化的潜力。其次，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乡村本土人才。乡村的青少年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要在这个群体中播种、传承、发展以乡村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我们还要下大力气加强乡村家风建设，形成家庭和学校联合的培养模式，通过家校联合来培养“懂农爱农”的新时代新青年。再次，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乡村绿色生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天人合一”，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二者是共生共存的关系。在乡村振兴中必须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建立绿色发展的乡村生态。乡村振兴不能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升村民环保意识，按照乡村的自然资源禀赋有选择性地进行开发利用，打造乡村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同时，还要加大对乡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在乡村规划以及景观设计等举措中，注重利用乡村传统文化遗产，形成天人合一、生态宜居的和谐发展格局。最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夯实组织保障。传统村落靠以家族血缘为核心的农耕文化作为纽带来维系，其蕴含着“仁义礼智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是中华文化的“根”。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保障作用就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抓手，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同时，加强党对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的领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优秀乡村文化并运用其丰富内涵浸润组织建设。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内生动力。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激活农村发展活力和激发农民发展能力，探索乡村内生动力才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农村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是连通过去和未来的桥梁，是连接乡村与村民的纽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成为家国情怀，为乡村振兴建设提供原动力。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优秀乡村文化能够提振农村精气神，增强农民凝聚力，孕育社会好风尚。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文明新气象。”
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现代农民的内心世界、价值判断、文化选择等受到双重冲击，优秀道德规范、公序良俗失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被排挤倾轧甚至抛弃，使优秀乡村文化被边缘化，乡村秩序被打破，乡村文化失去了生机，导致一些村庄“形虽在，神已散”。因此，“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
，可以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文化支撑和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