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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来去哈瓦那，和我的朋友

走出机舱，过了边境检查，扑面而来的热带国家固有的潮热气息，夹杂着雪茄味、咖啡味、蔗糖味，还有各国游客周身散发出的香水和汗臭味。熟悉的气味让人真实地感受到——我又回到了哈瓦那！

那是我第五次到哈瓦那拍摄了。14年来，我按着自己的想法和计划拍摄古巴社会，研究文化和族群，以影像和文字进行反思和总结。不同的是那次旅程并非我独往，而是与摄影家李少白同行。

认识古巴要先从哈瓦那国际机场开始。机场的跑道非常繁忙，载着来自世界各地形形色色游客的班机无论在旱季还是雨季都像着了魔似的挤进哈瓦那。在机场出境和入境大厅里，鼻子往往是最忙碌的，它不停地被来自世界各国的不同人种的气味所挑逗，千奇百怪的香水味足以让人类暂时失去嗅觉。几乎所有外国游客都来自欧洲，以西班牙、德国和法国为主，还有来自北美的少数游客，而亚洲游客几乎看不到，也许是旅途遥远的缘故。

哈瓦那边境检查已经不再像过去以手工登录旅客入境数据，而改用联想计算机登载。官员只检查那张票面价值20美元邮票大小的入境票（类似签证）和护照，并不像所有国家边境检查那样在护照上盖章签字。据说这样做是不想让游客去美国时不便，没有出入古巴的边境章，便看不出去没去过古巴。负责检查的移民官表情木讷，给人的感觉是爱来不来。不像中国边境检查官员那样面带微笑地在国门迎客，但是也不会像北美某国入境检查那样装腔作势，让游客感觉像欠了他们钱一样。

5月到10月进入哈瓦那迎接你的不是性感美女和鲜花，而是顷刻而至的大雨，几乎天天都会有几场无法预测的暴雨，雨下得很急迫，停得也很突然，像是一个急性子坏脾气的人，一会儿开心，一会儿发怒。出机场时湿热的土腥味沁入心肺，机场周边都是大片褐色土地，没有种植任何作物。停车场里大多是棕色和褐色的古巴旅行社导游和司机，以及聚集等待行李的西方游客。五颜六色的老爷车整齐停放在一列，被游客围着拍摄，看到老爷车总是有种想立刻飙车的感觉。一列接待游客的巴士全是中国产高档宇通客车，其余的是政府用吉利牌轿车以及日本车和韩国车。当一辆辆旅游巴士载着游客离开时，一群群游客又来到停车场，周而复始，好像赶不完的集。

老爷车没有空调，开车的窗子吹进混着泥土的原始气息，似乎也能闻到牛粪味，某种野草的味道。乘车从哈瓦那国际机场去哈瓦那城的40分钟路程，看到的是古巴的原生态，虽然不是高速公路，但是路况比较好，至少不是坑坑洼洼的路面。路的两边都是褐色土壤的农田或者长满野草的荒地，快进城时会看到一些铁皮搭建的建筑，应该无人居住，再往里则是一层或二层的民居，墙皮剥落，没有维护得很好的样子。沿着滨海大道进入哈瓦那城，再经普拉多大街进入老城区，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三匹壮硕的白色大马脊背挂着铃铛，拉着装饰古典高雅的马车一路踩着碎步有节奏地在布满酒店、酒吧和餐吧的普拉多大街慢跑，车夫的装束让人感觉好像是中世纪的皇家车夫，高高在上地吆喝着。

很多人对哈瓦那的刻板印象是色彩鲜艳的老爷车行驶在陈旧却典雅的巴洛克风格建筑之间，湛蓝大海边成排的椰子树下翘臀性感的少女，街心花园坐在石凳上头戴礼帽、身着瓜亚贝拉衬衣、悠然叼着雪茄的绅士。在网络上随手可以找到蓄着大胡子的卡斯特罗和背着徕卡相机手持步枪的切·格瓦拉的海报、照片和油画，这也成为古巴的标志。人们想象在这个色彩浓郁的国度，大街小巷充满雪茄和朗姆酒的味道，还有恰恰舞的曲调随时随地从窗户里飘出，扭着腰肢、甩着翘臀的性感女人忘情舞蹈的身姿隐约透过门缝流露给路过的游客。伴随着Rico Vacilon的曲调，游客涌入哈瓦那去感受全城的激情和不羁。

哈瓦那的确闹中取静。天还没亮，旧城四处便能听到扫街的笤帚在石板地面上的摩擦声，接着是不断传来的问早声和忙着送孩子上学的三轮车叮叮声。加勒比海的阳光带着强烈的紫外线开始洒向旧城建筑和街道时，游客们便在城里漫步穿梭了。早餐馆、面包店、咖啡馆早早开门迎客。太阳在头顶直射，烤得人心里发慌，游客们不约而同地躲进旧城路边餐厅和酒吧，边用餐边听小乐队弹唱，带起这座城市的节奏。从看似陈旧却显得沉稳的巴洛克风格的建筑里出入的居民、沿街叫卖的小贩、穿行街道拉客的三轮车、背着相机拍摄的游客，构成了哈瓦那生动的画面。黄昏时分，哈瓦那老城窄窄的街道旁餐酒吧里已坐满食客，餐吧外游客们在橘色的街灯下，面对街面一边喝着啤酒，一边欣赏着走过的形形色色的人。哈瓦那的年轻人此时上街了，他们随着餐吧里的音乐即兴起舞，穿着性感的美女结伴漫步，情侣们在街头忘我地拥抱热吻。在脚步迈进哈瓦那旧城的那一刻，每个人的梦都变成现实，他们会仔细品味这座古老的城市中每一处细节，从而体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巴文化的魅力。

海明威曾经住在哈瓦那，他深深地被这座城市打动，在这里他写出了《老人与海》。他常去的五分钱酒吧（La Bodeguita Del Medio）和小佛罗里达餐酒馆（El Floridita）依然保留着他喜欢的座位，如今那里物是人非，游人如织，仿佛每个人都想来沾沾他的灵感。

旅客打卡哈瓦那，猎奇游览只是为了满足感官的念想，他们无意花费时间聆听与观察；而旅行者则亟欲认识古巴人，听他们诉说自己的故事。我在《哈瓦那，我的朋友》一书中，讲述了40位古巴人的故事，这是在结识的上百位各个职业和阶层的古巴人中挑选出的典型人物。我以这样的方式探索哈瓦那生活有趣的一面，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认识一座城市、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同时，古巴对我而言也是一场梦，它的声响、气味和氛围，让我不断地从此时的哈瓦那穿越回到彼时的古城西安——我的故乡。

在平日，旧城的巷子里时而听到走街串巷的小贩叫卖的吆喝声，放学后孩子们欢快的嬉闹声和妈妈们扯着嗓门催促孩子回家吃饭的叫喊声。周末黄昏时分，当邻居窗户里传出各种舞曲、拉丁歌手快节奏的说唱时，古巴人开始大显音乐和舞蹈天赋，他们在街上、家里、酒吧和舞厅尽情地扭动腰臀，自豪地说自己的血液里天生流淌着音乐和舞蹈。在五分钱餐吧旁的小店，我随意买了几张拉丁音乐CD让年轻的女店主试放，站在一旁上了年纪的女店员便拉起我的手开始娴熟地美妙地扭臀跳了起来，看着我的扭动她们咯咯地笑弯了腰。

每次住在哈瓦那旧城的民宿，我总会产生一股在这里置产的冲动，希望能够住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感受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在物质匮乏的生活环境中，闲逛、随心所欲地跟街坊聊天。在清晨还未苏醒的城市里一间残破陈旧的建筑中思索和写作，坐在黄昏被金色染遍的哈瓦那湾的一处海堤墩上远望，感受大西洋的深沉和力道。在远离了时间就是金钱的环境后，我渐渐地变得慵懒和佛性，对于人生的看法也在转变。我时常会想，我们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拼搏奋进的工作态度，与古巴人慢节奏的生活和按部就班的工作态度，哪个更适合生活？如果想要欣赏人生，而非过度消费人生，古巴人的状态也许是一种选择，因为物质并未决定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在物质匮乏的环境中依然快乐。这其实也是我拍摄和用文字表达对古巴看法的初衷。

在哈瓦那拍摄的确很考验摄影师的观察力和耐性，满城都是景，满城都是色彩。对少白兄而言，哈瓦那像一座突然为他敞开大门的金库，瞬间涌入眼睛的各种素材让他不顾一切地行走在哈瓦那的大街小巷，他无比兴奋，不停地挖掘，收获所有美好。少白兄将摄影融入生命，为了摄影他几乎忘我，生活的全部内容只有摄影，或者就是为了摄影。

我称他少白兄，是因为他精力过人，有着年轻的状态和年轻的心。几斤重的相机整日挎在肩上，缠在腕上，不离手执着地拍摄，为的是不放过生活中的每个精彩。在炎热的天气下不做任何防护措施，带着两台相机走遍哈瓦那旧城和中部古城特立尼达，每天在街上拍摄10个小时不停歇。出门从来不带钱，也不怕走失，他一句外语都不懂，也不记民宿的名字和电话，但每次他都能在我们约好的时间准时到达会合地点。其实我每次出门心情十分忐忑，偶尔在街上找个咖啡厅休息时我会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他此刻会不会中暑倒在路边被人围观，或者在医院急救？为了避免意外，我后来就跟他在一个区域内活动，他有时跟着我就埋怨我不是蹲守街角，就是大步流星往前走，打乱了他的节奏。每当此时，我都会牢记他在鸡鸣三省说过的一句名言：“拍摄必须自私。”一个画面如果别人跟你拍一样的，那就废了！我拍的一些场景他错过了，他一边赞赏一边显得有些失落，调侃我自私。

我与少白在位于鸡鸣三省的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拍摄，那里西与云南白车，北与四川岔河隔赤水河相望。当地人是苗人，村子外有条川盐古道，就在观音岩的悬崖峭壁上蜿蜒而上。我跟少白兄站在村子外的小山之巅，一览三省巍峨壮观之山水，感慨祖国河山之美丽的同时，也一个劲地感到腿发软。

苗人姑娘准备陪着我们小河拍摄，可是据她描述，石梯叫做天梯，沿悬崖凿出，非常陡峭。当我们坐在苗人村长家吃着一大盆散养鸡的鸡肉时，她在告诉我们如何下河拍摄。“你们带着相机，一定要手抓稳，石阶常年不见阳光，上面长满绿苔，非常湿滑。”我用筷子夹的那条鸡腿突然滑掉在盆里。我在想那万丈深渊，我就这么一下滑落下去，随着一声响，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就被湍急的河水冲走。脊背冒出冷汗，头有点晕。

“我吃好了，你们慢慢用。”我说着离开大桌子，在门口小板凳上坐下。少白兄胃口真好，一刻不停地往嘴里放食物，快速咀嚼着。来鸡鸣三省村的路上，我们聊得开心，摄影、他的人生经历、艺术、哲学，当然，少不了女人。虽然初次见面时我把李少白误认成杭州一位出版黑白摄影集的“邵大浪先生”，可是他除了更正我，也没说我无知或者肤浅。我隐隐地感觉到这位著名摄影师在看似严厉的镜片后面的眼光中有很多精彩人生故事。我希望能够了解他，也包括为什么他能成为著名摄影家。

在贵州毕节市的酒店初次见到他是晚饭前，我们跟着陈凯辉先生站在停车场聊天，恭候名摄影家李少白先生。他提前去了贵州另一地方拍摄，然后马不停蹄、披星戴月地赶过来。听着陈老师讲述，我猜想这位摄影家应该如众星拱月般被安排着，有专门助理扛器材、有人搬行李、有人开车门等等，十足明星架势。因为他，我们晚餐迟了，大家都在等他。

“这位是晓冬，香港摄影师。”陈凯辉先生为少白兄介绍。李少白先生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与我握手。

“久仰李老师大名，看过你在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关于黑白摄影的书。”我趁机跟名人聊天。

“你记错了吧，我没出过黑白摄影的书，在什么浙江摄影出版社。”他脖子朝后微挺，话语坚决，“你再想想。”我们走进餐厅时他以这句话结束了我与名人的对话。

趁着吃饭的功夫，我赶忙用手机百度搜寻，打入“李少白，摄影家”几个字，哎哟，“著名摄影家、专拍故宫的摄影家、摄影诗人”等等一大堆与黑白摄影无关的信息。我又打入“《黑白摄影》，浙江摄影出版社”，嘿嘿，有了，不是李少白，而是邵大浪。这本书我买来看了，所以对书的内容有印象，却忘记了作者。我能记住的摄影家很少，要不是陈凯辉先生邀请我参加这样的活动，恐怕与少白兄只能微博上留言了，而且他注定不会回复。我在那次见面的一年前已经在微博上关注了他，那时觉得他是一个蛮有趣的老头儿，整天到处跑，猜想他体力比我强吧！他拍摄的故宫的确打动了我，那么多人拍故宫几乎没啥新意，可是他的每张照片里的元素都会让人思考。与他深聊，发现他像树的年轮那样引起我的好奇，探究他的过去和内心，会是更多不尽的丰富精彩的故事。

在与少白兄交往的过程中，他的特质打动了我也影响了我。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不听话、固执己见，却又是可爱的、乐意用心交流的人，最重要的是令人值得尊敬、不喜欢装的人。透过旅行中的观察和表现生活的过程，更了解他的内心和作品的含义。

贵州之行，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摄影和艺术的话题，他对社会和人的看法，对摄影和艺术的理解充满哲理。网络上很少搜到他的过去和他的生活，而我有机会知道了一些，我称他为“中国摄影界的哲学家”。听到我关于古巴的看法和拍摄，他对那里的看法也从“不以为意”“不太关注”到“很感兴趣”。在我出发往古巴的半年前，他决定与我同行。与少白兄的古巴之行让我们穿越回自己生活过的城市，让我们透过画面对人和社会进行对比，也让我与少白兄产生观点上的冲突。艺术家应该在矛盾中创造，透过反差的视觉作品表述自己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化。我和少白兄因为经历不同，对很多问题的认知存在差异，因而导致我们成为一对矛盾体，不知不觉成为无所不谈的好朋友，虽然时有争执、相互调侃，却从来不曾有不愉快的结局。

古巴，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一个被封锁的国家和一群快乐的人们。我们不猎奇，也不想艳遇，却充满激情，跨越大西洋来到古巴，实现人生共同的穿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