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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大宋王朝的缔造者与首位君主，一生共用三个年号，依次为：建隆、乾德、开宝，是为“宋太祖”。
提起赵匡胤，很多人马上就会想起“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等历史典故，但是关于赵匡胤在“黄袍加身”之前的人生轨迹，大多数人却都不太了解，根据记载，赵匡胤虽然出生在洛阳，但他却是河北涿郡人，也就是如今的河北涿州，赵匡胤的高祖、曾祖、祖父都曾在幽州、涿州一带担任地方大吏，赵匡胤的父亲自幼从军，先后在后唐、后汉、后周这几个以河北地区，以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政权军中担任要职，他们赵氏家族在河北中部地区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因为这样的显赫家世，赵匡胤的人生起点其实是很高的，如果继续深挖赵匡胤的家世，还可以探查出他的祖籍应该是河北邢州，也就是如今的河北邢台，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对于赵匡胤的上位过程有巨大帮助，因为我国古代社会十分讲究同乡之谊，而后周的两个皇帝郭威和柴荣都是邢州人氏，后周的起家班底也大多都是邢州一带的人，由于生在乱世又生于军人之家，赵匡胤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武学、兵法教育，其父赵弘殷从小对赵匡胤的教育，都是围绕“文武为立身之本”这七个字展开的。
此外，因为他的父母都信奉儒家，对于赵匡胤在儒家文化的教育上也格外重视，请了当时知名的儒家名士教导赵匡胤学习四书五经，也正是因为赵匡胤在他青少年时代有这样的儒学文化背景，所以在他建立宋王朝之后，儒家思想文化又受到了更进一步的推崇，在赵匡胤少年时代，因为当时的政权博弈，他的家族遭到打压，短暂没落了一段时期，赵匡胤为了寻求建功立业，曾周游天下，先后投靠过数个割据政权，但始终没有受到重用，大概在赵匡胤二十出头的时候，后汉枢密使郭威的势力越来越大，因为有一定的同乡渊源，赵匡胤父亲投靠到郭威手下后，再次得到了重用，这时候，赵匡胤也从外面返回，同他父亲一样，也加入了郭威的阵营，几年后，郭威和后汉政权统治者发生矛盾，郭威带领手下亲信发动兵变，灭掉了后汉政权，建立了“后周政权”，赵匡胤父子也跟随郭威参与兵变有了从龙之功，但同时，郭威的家人、族人也在这一场权力争斗中，被后汉统治者全部杀死，郭威的起家班底大受折损，赵匡胤父子在后周的地位更进一步。
郭威建立“后周政权”后，只当了不到四年皇帝就因病去世，因为郭威的子嗣已经全部被杀，所以接替郭威继位的第二任后周皇帝，是郭威的养子柴荣，此外，郭威还是柴荣的姑父，柴荣和郭威一样，他的家人、族人绝大部分也死于那一次权力争夺变故，也就是说，继位后的柴荣，身边也没有多少家人、族人可以任用，所以，赵匡胤父子在“后周政权”中依旧受到重用，且因为他们赵氏家族成员个个能力出众，他们也越来越受柴荣器重权力和影响也越来越大。
赵匡胤只比柴荣小六岁，算是一代人，在后周建立过程中，赵匡胤和柴荣都全程参与，尽管柴荣在后周的地位一直高于赵匡胤，但赵匡胤在后周的地位、资历也同样不算低，柴荣继位称帝后，由于身边缺少家人、族人帮助，深感自己独木难支之际，也很担心权力不稳，为了稳固自己手里的权力，柴荣任用能力出众、资历深厚，同时也深得自己信任的赵匡胤帮助他整顿军队，赵匡胤正是通过这一次主持整顿后周军队的机会，在军中扶持了一大批自己的亲信将领在重要职位上，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后周朝堂上的地位，很快就成为了柴荣之下的第一人。
不过，柴荣对赵匡胤也不是毫无防备，在柴荣做后周皇帝的几年时间里，每逢后周面临大的战事，柴荣都会御驾亲征，尽量不会让赵匡胤单独领兵出征，避免让兵权脱离自己控制，高平之战、攻南唐之战都是如此，柴荣御驾亲征坐镇中军压阵，赵匡胤做先锋大将负责攻城陷阵，柴荣、赵匡胤这对君臣，相互配合、每战必胜，随着“后周政权”的统治势力范围越来越大，赵匡胤的军功也越积越多，隐隐中已经有了功高盖主的迹象。
在史籍中并没有柴荣猜忌、打压赵匡胤的记载，因为柴荣也仅仅只当了五年多的后周皇帝，就在不到四十岁的年纪去世了，柴荣去世后，在整个“后周政权”中，再没有一个人能够和赵匡胤相抗衡，赵匡胤也终于迎来了属于他的历史时代。
提起“陈桥兵变”，很多人通常都会有这么一个固有印象：后周大将赵匡胤在带兵出征途中走到陈桥驿的时候，在喝醉的情况下，被他手下那些亲信披上黄色龙袍，稀里糊涂被“黄袍加身”，才当上皇帝，建立了宋王朝。
尽管在宋朝官方正史中，也是如此记载赵匡胤黄袍加身这个过程的，但那并不客观，如果细看更多有关那个时期的其它历史记载，以及细究“陈桥兵变”的整个过程，不难发现，“陈桥兵变”压根就是赵匡胤及其手下亲信们，精心策划的一场篡权的兵变。
柴荣死后，他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时年仅七岁，此时的柴家由于已经在十年前遭遇过一次灭门之祸，仅有数人得以幸免，他们家族里也没有其他人可以站出来担当重任，稳定后周局势，这就给了赵匡胤可趁之机，而陈桥兵变发生的时间节点，恰恰就是在柴荣死后几个月。
当然，仅从陈桥兵变发生的时间节点分析，并不能证明这是赵匡胤处心积虑精心策划的一场篡权的兵变，一切还要从各类历史记载的细节中去寻找痕迹。
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后周朝廷得到契丹和北汉政权联兵南下进攻后周的消息，后周宰相范质没有去认真探查这个消息的真伪，就向后周小皇帝建议，派赵匡胤领兵北上进行防御作战，赵匡胤第一次收到领兵北上的命令时，并没有急着行动，而是以进犯敌军势大，自己这边兵力不足为由进行拖延，等到后周朝廷再一次妥协，将国内大部分兵权都交给赵匡胤指挥时，赵匡胤这才欣然领命出征。
据历史记载，正月初二，赵匡胤率领大军离开都城开封，当天晚上大军在开封城东北四十里外的陈桥驿驻扎，赵匡胤当夜宴请诸将领，喝的酩酊大醉，夜里，陈桥驿兵营和开封城内外同时传遍了“点校做天子”的传言，而当时赵匡胤的官职正是检校太尉，也就是俗称的御前点校，是后周禁军实际上的最高职位。
次日早上，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和他的亲信赵普等人，就趁着赵匡胤还在沉睡之际，把一件黄袍披在了他身上，全军将士高呼万岁，赵匡胤被吵醒后，看着自己身上的黄色得龙袍，推辞一番后，便欣然接受了。接着，赵匡胤没有继续领兵北上，而是返回开封城，而负责看守开封城城门的是石守信、王审琦，他们都是赵匡胤的亲信大将，同时也是“义社十兄弟”中的成员，除了赵匡胤、石守信、王审琦三人以外，另外七个人是杨光义、李继勋、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王政忠，这十人结盟成的异性兄弟，可是赵匡胤发动政变的起家之本。
当天，赵匡胤就轻松的控制了整个开封城，也包括后周皇宫以及朝廷百官，并宣布柴宗训禅位给赵匡胤，期间几乎没有遭遇多少抵抗。陈桥驿兵变发生后，在后周其他地方，也并没有发生多少反对赵匡胤的叛乱，只有昭义节度使李筠和淮南节度使李重进起兵。反对赵匡胤篡权夺位。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和手里的实力也很有限，很快就被赵匡胤平定下来很快就稳固住了内部局势。从赵匡胤领兵出征到他顺利控制整个开封城，整个过程只发生在短短的一天半时间里。在这一天半的时间里，赵匡胤不但带领十万大军来回走了将近一百里路，也让所有军中将士都支持他篡权，还能顺利控制整个开封城。如果没有事先周祥细致的谋划，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要知道在古代，数万人以上的步兵大军出征，正常来说。每天的行军速度通常也只有三十里左右，一天半行军将近一百里已经是相当快的速度了。
至于契丹和北汉联兵南下入侵后周这件事，自然也就没了下文，因为压根也没有这回事，这不是情报有误，根本就是有人得到赵匡胤，或是赵匡胤亲信授意杜撰出来的假情报根据同时期的契丹史料记载，在陈桥驿兵变前后那一段时期，契丹也正在经历一场较大的内部叛乱，他们自顾不暇，根本就不可能腾出手来联合北汉进攻后周。而且，契丹当时的那一场内部叛乱声势不小，这个动静虽然有可能瞒过只有七岁的后周皇帝，也有可能瞒过足不出开封城的后周文官，但是几乎不太可能瞒得过身经百战，掌控后周大部分兵马的赵匡胤，如果赵匡胤连这些消息都注意不到，那他后来几乎也就不可能打败各路强敌，问鼎天下建立大宋王朝。
陈桥驿兵变后的第二天，时年三十四岁的赵匡胤，在开封城崇元殿正式登基称帝，所以“黄袍加身”的故事并不是一个意外，反之，这是历史上可圈可点的顶级阳谋。
在赵匡胤身上另一个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那就是“杯酒释兵权”了。
可能很多人都会通过字面意思，习惯性的认为“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不过就是赵匡胤通过一顿饭就收回了手下大将兵权，轻松解决了手下将领复制黄袍加身的隐患，但真实的“杯酒释兵权”又怎么可能是这么简单的事？
历史上真实的“杯酒释兵权”共发生过两次，即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间酝酿，也经过了很多复杂的谋划步骤，这才完成了宋王朝建立之初的权力洗牌，也奠定了宋王朝今后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政治基础。
第一次“杯酒释兵权”发生在赵匡胤称帝的第二年。
在赵匡胤称帝之初，朝中权力格局相对还比较分散，这也和他继承“后周政权”体系脱不开关系，从根本上来分析，“后周政权”其实属于一个“拼盘政权”。
后周的建立者郭威，当时为了推翻后汉政权，纠集了一批后汉内部的藩镇割据势力，这其中就包括在河北中部地区耕耘将近百年，在当地有着举足轻重影响力的赵匡胤家族，通俗点讲，在后周建立过程中，赵匡胤的赵氏家族，不只是郭威的手下员工这么简单，而是“带资入伙”，有一部分“原始股”，而在“后周政权”内部，像赵匡胤这样的家族，大大小小还有数十个，事实上不只是后周，整个五代十国时期的绝大部分政权都有类似的弊病。
赵匡胤的为了瓦解这个弊病，以此完成集权的统治，是非常有策略的。
赵匡胤的第一次“杯酒释兵权”并不是一味的向下属将领夺权，而是将权力影响侧重在朝廷上层的石守信等将领的实际兵权收回，将他们外放到某个地方上任职，将这个地方上的财政权力交给他们，以换取他们的平衡，避免他们不满而引起动乱。同时，赵匡胤还把一些家族影响侧重在地方上的将领和大臣调入京城，在朝廷中央任职，以一部分朝廷权力从他们手里置换地方权力，这样一来，看似所有人的权力利益似乎并没有减少，但是他们的权力根基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变得不再那么稳固牢靠。
完成这一步后，赵匡胤又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开始一步步的蚕食这些人刚刚置换到手的新权力。
在地方上，赵匡胤通过几年时间，先后将各地节度使，在当地的各类官员任免权先后收归朝廷，同时，赵匡胤开始从上到下，推行由中央朝廷绝对控制的三司制，即，盐铁司度支司和户部司，负责统筹管理全国的钱粮、财政、税收，三司制的建立和顺利推行，标志着赵匡胤完成了对全国财政大权的掌控，紧握经济命脉大大削弱了地方势力的影响，加强了中央朝廷和皇权对地方上的直接控制力，经过十年的谋划、推行，至此赵匡胤基本完成了称帝以后的权力格局重塑。
赵匡胤的第二次“杯酒释兵权”正是发生在他称帝的第十个年头。此时赵匡胤不但已经基本完成了权力收回和重塑，而且经过十年南征北战，他又先后平定了数个割据政权，重新一统中原天下眼看只在早晚之间，除了北方的契丹，其他政权、势力已经不会威胁到他的大宋王朝。此时，赵匡胤开始放开顾虑，再次通过“杯酒释兵权”这一和平手段，解除了一些开国功臣，尤其是开国武将手里的部分实权，这其中就包括王彦超、白重赞等人。
等这一步棋又顺利完成之后，赵匡胤便开始重新恢复了自唐末以来被废止几十年的科举选才制度，通过大力推崇、推行科举制度，为下层文人打开晋升渠道，大力培养忠于朝廷的文官队伍，恢复相对比较公平，也相对比较利于统治的官员选拔体系，保障大宋王朝今后这种权力架构的长期稳健运行。为了防止武将夺权，同时也为了保障文官地位，维持自己一手打造出来的文治政治，赵匡胤不但规定将朝廷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的最高官员由文人担任，还亲自在太庙立誓并刻下誓约碑文，要求大宋王朝后代皇帝“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正是因为赵匡胤如此重视文人、重视国家文治基础，为宋王朝后期的历代皇帝做出了表率使得整个大宋王朝始终都保持着一个相对开明的“士大夫治国”的政治氛围，所以大宋王朝可谓是“文人治下的王朝”。
赵炅，大宋王朝的第二位君主，一生共用五个年号，依次为：太平兴国、雍熙、端拱、淳化、至道，是为“宋太宗”，其原名“赵匡义”，是赵匡胤的亲弟弟，赵匡胤称帝之后为避哥哥名讳，改名为“赵光义”，继承皇位之后，又改名为“赵炅”。
在赵炅身上，最大的历史争议事件，无疑就是“斧声烛影”事件了。
“斧声烛影”指的是赵匡胤去世和赵炅继位两件历史谜团，在宋朝正史和宋朝的私人著史中，关于“斧声烛影”的记载有多个版本，但是这些记载多是真假难辨，缺乏明确的史料证据支撑，也因此对“斧声烛影”的真相，历来都是众说纷纭，时间不能回溯，历史没有绝对真相，我们只能在众多历史线索中抽丝剥茧，寻找最有可能接近真相的那个猜测。
综合各个版本的“斧声烛影”进行分析，本着“少数说法服从大多数说法”的原则，大概可以找出以下几个基本相同之处。
在赵匡胤死前的前一晚，召见赵炅在皇宫饮酒，太监、宫女、侍卫都被屏退，只有兄弟二人在场，当时天降大雪，皇宫里的人透过窗户，远远看见赵匡胤和赵炅饮酒的那间屋子里，赵匡胤在摇曳不定的烛火下，挥舞柱斧的模糊身影，还隐隐听到柱斧劈到地上的砍击声音，当晚，赵匡胤大醉，赵炅也回到自己府上。次日天，赵匡胤被发现在睡梦中无病暴毙，由于赵匡胤生前没有立储，赵炅打破了“父终子继”的传统，以赵匡胤生前曾答应杜太后“赵氏兄弟轮流做皇帝”的理由，以弟弟的身份继承大统、正式称帝。
在这件事上，疑点重重，但归根到底主要有两个争议：一是，赵匡胤究竟是怎么死的？二是，赵匡胤生前有没有传位给赵炅的打算？
关于赵匡胤的死因，首先基本可以肯定的是，赵匡胤在临死前身体一直很健康，无论是被人谋杀，还是因病猝死，赵匡胤的死都属于突发事件，还可以基本肯定的一点就是，在赵匡胤死的时候，赵炅就已经离开皇宫，有不在场证据，而且赵匡胤身上也没有任何外伤，就是临死前一晚，和赵炅曾有肢体冲突的嫌疑，也基本可以被排除。对赵匡胤死因最大的质疑声，就是他是否被人暗中下毒导致毒发身亡，假如赵匡胤是被人毒杀，那么赵炅无疑是最大嫌疑人，因为其既有充分的投毒机会，也有充分的动机，至少从后来的结果来看，赵炅无疑是赵匡胤死后的最大受益者，以现有的历史证据，只能说谋杀赵匡胤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并不能排除赵匡胤不是死于毒杀，也不能排除赵炅的谋害嫌疑。
那么赵匡胤生前有没有传位给赵炅的打算呢？
如果从确切的证据来看，赵匡胤生前从来就没有对外表露过，将来会传位给赵炅，至于说，赵匡胤曾答应自己母亲杜太后“赵氏兄弟轮流做皇帝”这个说法，细究起来也经不起推敲，首先就是杜太后在赵匡胤称帝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当时赵匡胤也才只有三十出头正值年富力强，远远还没到该讨论接班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次就是这个说法最早的记载也是赵匡胤当上皇帝好几年后才出现的，从时间线上来看，极有可能是赵匡胤为了平息自己得位不当的舆论而杜撰出来的一个说法，而赵匡胤临死前也没有留下任何遗诏，说要将皇位传给谁，至少《宋史》中的“太祖本纪”、“太宗本纪”中均未提及宋太祖的遗诏之事，至于一些野史记载赵匡胤临死前曾立过遗诏，并不可信。
但是如果从赵匡胤生前的一些布局来看，他至少应该曾把赵炅当做皇位接班人的备选方案之一，而且应该还是特别靠前的备选人。
赵匡胤有四个儿子，但是其中两个年幼夭折，剩下的两个皇子，其一是次子赵德昭，为赵匡胤结发妻子孝惠皇后贺氏所生。其二是四子赵德芳，为赵匡胤第二任皇后，即孝明皇后王氏所生，这赵德芳也是《杨家将》《三侠五义》等戏曲演义作品中“八贤王”的人物原型。
所以在赵匡胤临死前主要有赵炅、赵德昭、赵德芳这三个主要的皇位候选人。
其中，赵德芳年纪偏小，资历、能力均不足，基本可以排除了。
所以，赵炅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赵德昭，但是，从赵匡胤称帝建立宋朝之初，直到赵匡胤去世，赵炅在朝廷的实际地位和权力，都是仅次于赵匡胤，远远甩开其他人一大截的这其中也包括身为皇子的赵德昭。而且，宋朝建立后，赵炅一直都在朝廷中枢协助赵匡胤处理国事，是被公认的“常务副皇帝”，但是赵德昭在赵匡胤在世之时，不但在名义上始终没有当过太子，甚至都没有被封王，更没有实际上的太子地位和权力。
所以来说，尽管不能证明赵匡胤在生前，有传位给赵炅的确切证据，但是赵炅无疑是赵匡胤生前最重视、也最委以重任的一个皇位备选人，而这也是赵炅即便在“名不正言不顺”情况下坐上皇位，依然能够牢牢稳定住朝局的主要原因。
很多人都简单的认为“斧声烛影”只是一场围绕着赵匡胤与赵炅两兄弟的的一场皇位交替悬案，尽管具有足够的历史传奇性，但是由于赵炅坐上皇位后，地位一直稳固，完全没有引起宋朝任何内部政乱，所以“斧声烛影”所带来的实际历史走向影响很有限，但其实不然。
“斧声烛影”不但始终笼罩着赵匡胤称帝后的举动，也直接影响了宋王朝在建国初年的内外矛盾解决思路，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间接的决定了宋王朝的立国格局。
首先，因为“斧声烛影”事件，赵炅始终无法为自己洗脱得位不当的嫌疑，无论这件事是不是赵炅的蓄谋，只要他洗脱不了自己的作案嫌疑，那么在客观上他就为后世子孙树立了一个不好的表率，这就好像唐朝的玄武门事变一样，正是因为有了李世民杀兄夺位在前，所以，后来唐朝因为争夺皇位而引发的政变层出不穷。
赵炅也深知这一点，他吸取了唐朝的历史教训，为了尽量避免宋王朝今后不会出现夺储政变，赵炅做了皇帝后，开始不遗余力的削弱皇族其他成员的权力，赵匡胤在位的时候皇室成员的权力、地位还是很高的，等到了赵炅称帝之后，不光借故打压自己的兄弟、侄子，他还从国家制度上入手，以制度规则限制除皇帝本人外其他所有皇室成员的权力，宋朝的藩王既没有实际封地也没有兵权，就连爵位也要遵循嫡长子降级原则，藩王其他儿子的起步爵位也非常低。在宋朝，别说是亲王、郡王，即便是名正言顺的太子，所掌握的实际权力也远远弱于其他朝代的太子。
在国家制度上就限制了皇族其他成员乱政的隐患，所以纵览整个宋朝，自赵炅以后，皇室宗亲的权力存在感就变得很弱，至于戏曲演义里的“八贤王”，那也只是杜撰出来的当不得真，这就是“斧声烛影”事件对宋王朝内部权力分配格局的影响。
再来说“斧声烛影”事件对宋王朝对外格局的影响。
众所周知，赵宋王朝是靠着军事政变建国的，所以从宋王朝建国之初就对武将充满提防，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和平收回了开国武将的大部分权力后，宋王朝在建立之初就面临着一定的人才困境，在赵匡胤还在位的时候，他既有出众的个人能力，也对自己的皇室成员抱有充分的信任。等到赵炅当了皇帝后，由于“斧声烛影”事件，他既延续了赵匡胤限制外臣武将权力的政策，又开始猜忌打压皇室成员，限制皇室成员的权力，这就导致在赵匡胤在位期间，宋王朝面临着很严重的人才危机，这个人才危机不是说没有可用人才，而是可用人才不被信任，在权力受限情况下做事，全部都束手束脚、难以施展，就必然难以有所大作为，尤其是对兵权的控制更是如此，不光赵炅一朝如此，整个宋王朝历代皇帝皆是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宋王朝在面临契丹这一外部强敌的时候，表现的力不从心。
比如，中原被完全平定后，赵炅在大举北伐的时候，由于无人可用，他也不放心把几十万大军的兵权交给别人，所以只能自己领兵亲征，但是一来赵炅的军事能力，完全比不上赵匡胤，二来赵炅精力有限也不可能做到事事兼顾。
因为种种原因，赵炅在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时候，兵败高梁河，并且中箭受伤，最后也只能无奈收兵作罢，此后虽然还有过北伐，但基本上都是无功而返，而这场对外战争也是整个宋王朝的对外战争缩影，不过，赵炅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统治，“崇文抑武”这条路是要贯彻到底了，但是随之出现的弊端也越来越多，最终牵连到了大宋的历代帝王。
赵恒，大宋王朝的第三位君主，一生共用过五个年号，依次为：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兴，是为“宋真宗”，其原名“赵德昌”，也曾改名过“赵元休”或者“赵元侃”。
如果说赵炅的一生都笼罩在“斧声烛影”事件下，那么赵恒的一生都笼罩在“澶渊之盟”这个事件中，从广义上来说，“澶渊之盟”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宋辽经过持续多年的对峙博弈，才达成的一个盟约。
赵恒登基后，继续推行赵匡胤和赵炅重文抑武的执政理念，继续削弱武将的权力，而在这一执政策略下，宋王朝的军队战斗力进一步有所下降。
因此，赵恒刚刚坐上皇位，就派遣使者前往辽东传达和谈的意愿。
但此时，辽国已经在太宗年间，先后在高粱河之战、雍熙之战两次击败宋军，气势、国力、以及国内政局正值兴旺时期，他们对赵恒的求和请求自然不屑一顾，在赵恒继位坐上皇位后的第二年，辽国就大举发兵南下“伐宋”。于是，赵恒派遣傅潜、张昭远、田绍斌、石普、杨琼等将领带领二十万禁军，北上抵御辽军侵略，并派宦官秦翰为军中督监，仅从赵恒在高级将领上的选择和排兵布阵上来分析，就注定了宋军面对这场战争，基本上很难取胜。
因为，赵恒出于对武将的猜忌，他在选择出征将领的时候，考虑更多的不是领兵打仗能力，而是他自己的信任程度，在赵恒任命的这些高级将领中，有一多半是与他们赵家有同乡之谊的河北人氏，而且这些将领大多数还都是赵炅还没当皇帝时的潜邸家臣，这些将领大部分既没有充足的实战经验，也没有很高的军中威望，更糟糕的是，赵恒对这些将领也依然抱有很高的猜忌之心，虽然明确了傅潜为主将，但是又给予了其他将领一部分制衡傅潜的权力资格。
所以最终实际情况是，宋军的军权相对比较分散，各路军队之间很难形成有效合力，而后来初战不利的事实，也证明了赵恒的这种安排的确是失败的。
傅潜抱着“避其锐气，击其怠惰”的战略方针，不敢与辽军主力正面较量，导致其他将领不满，对面辽军则上下一心一鼓作气一路南下，一直打到了河北中南部，在定州一带和宋军形成对峙。赵恒在开封收到前线战事不利的战报后，在朝中其他大臣的力谏下，决定北上亲征，因为战事紧急，赵恒很快就来到了河北大名府亲自督战，来到大名府后，在其他将领和大臣的一致弹劾下，赵恒罢免了傅潜的职务，并加以问责治罪，同时下令让全军进行反击。
赵恒展现态度后，宋军很快稳住战局，另一边，辽军这一次南下，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试探性进攻意图，在感受到赵恒北上亲征宋军的强硬转变后，辽军主动撤退，赵恒的第一次亲政御辽，基本还算成功，在这之后三四年间，宋辽之间小冲突不断，互有胜负，但是随着辽军经过数年精心筹备，在赵恒称帝的第七年，辽圣宗与萧太后亲自带领二十万辽军，再次大举南下，他们以“不攻边城，竭力纵深”的战术策略，很快就直插中原腹地，一直打到了黄河北岸的澶州一带。
澶州就是如今的河南濮阳一带，距离北宋都城开封的直线距离，甚至不足三百里，可谓是兵临城下，面对辽军如此凶猛的攻势，当时朝中的很多大臣都主张向长江以南迁都，就连赵恒本人也动了迁都的打算，在这国家危亡时刻，宰相寇准及时站了出来，他反对迁都，劝谏赵恒再次御驾亲征，力主与辽军死战。
寇准认为，辽军的“不攻边城，竭力纵深”战术策略，虽然让他们得以集中兵力快速突破大宋千里纵深，但是他的左右两侧依旧是大宋领土，如果皇帝亲征，军心士气必然大受鼓舞，只要在澶州抵住了辽军主力的正面进攻，那么，辽军势必会陷入三面被围的境地，届时，宋军必然有必胜把握。
在寇准的极力劝说下，也为了不担丧权辱国的骂名，依旧心存疑虑的赵恒，这才不情不愿的决定前往澶渊城，被动的接受了御驾亲征。
可是呢，走到了半路，怯战的赵恒就又再次犹豫了，寇准做主把其他主战态度不坚决的大臣，全都调离了赵恒身边，再次竭力劝谏，方才说服赵恒继续北上。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辽军主力已经先赵恒一步兵临澶州城下，但是辽军首次攻城不利，辽军主帅萧挞凛甚至还在这一次攻城战中，意外被宋军用三创弓弩射死，因为这个意外事件，宋军士气大盛，辽军士气受挫，赵恒得知消息后，也终于坚定了一丝信心，抵达了澶州城。
其实澶州之战和澶渊之盟，在历史上一直深受质疑，其积极性的一面，始终得不到更广泛的认可，很大程度上，就源于赵恒在性格上的软弱，如果不是因为赵恒的软弱犹豫，宋朝原本可以在澶州之战中取得更好的战果，也原本可以在澶渊之盟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当然还是那句话，历史没有如果，只会告诉我们一些经验教训。
当时的澶州城以河为界，分为南城和北城，南城相对安全，而北城直面辽军，便相对危险些，赵恒抵达澶州后，原本计划只在澶州南城待着，但是宰相寇准和大将高琼，都劝赵恒前往北城向全军将士传达死战至决心，高琼甚至还不等赵恒表态，就直接下令让左右将士护送赵恒来到了澶州北城，就这样，赵恒被簇拥着来到澶州北城后，竖起象征皇帝身份的黄龙旗，让城内外的宋军、辽军全都看见，宋军士气大振，辽军士气更受影响。
此后数月，宋辽之间几经交战，虽然依旧还是互有胜负，但是宋军这边的局势渐渐稳住，辽军由于孤军深入渐渐陷入被动，只是因为辽军将士过于骁勇善战，才没有一溃千里，在此情形下，辽国多次遣使向赵恒表达愿意和谈的意愿，而赵恒因为忌惮辽军骁勇善战，不敢冒险再战，于是答应和辽国进行和谈谈判，对于赵恒的和谈决定，宋军这边的很多将领和大臣并不支持，但是生性软弱的赵恒一意孤行，派遣自己的亲信曹利用前往辽国进行谈判。
曹利用走到半路，被不支持和谈的河北“天雄军”守臣，以“怀疑辽朝议和诚意”为由扣了下来，宋辽第一次和谈因此无疾而终，赵恒得知这一情况后，依旧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的天时地利人和，已经完全转向宋王朝这边，依旧一意孤行下旨让“天雄军”放了曹利用，继续派遣曹利用出使辽国进行和谈。
据说，赵恒和底下大臣商量订下了一个和谈条件，曹利用在出发前，赵恒私下授意曹利用，只要辽国肯罢兵，约定的岁贡数目还可以增加数倍，但是摸准了赵恒心思的寇准，也私下找到曹利用，警告他再跟辽国进行和谈的时候，决不能突破他们之前已经商定好的和谈条件，否则等曹利用回来，定找理由将他斩首，曹利用受到寇准这番警告，在跟辽国谈判的时候，果然没敢突破之前大宋君臣商议出来的和谈条件。
所以，澶渊之盟就此达成。
澶渊之盟主要包括四点：一是，宋辽为兄弟之国，宋为兄；二是，两国以白沟河，也就是如今的拒马河为界；三是，大宋每年送给辽国十万两白银和二十万匹绢布；四是，双方在边界开展互市贸易。
尽管在澶渊之盟中规定，大宋每年要献给辽国一定数量的岁币，但其实这个数目并不算大，而且两国之间开展互市贸易，物产丰富且生产力更先进的大宋，明显是更受益的一方，属于典型的贸易顺差国，在经济上宋并不吃亏，甚至还是更受益的一方。
但是，经济上的短暂利益，并不能掩盖澶渊之盟，最终还是没有成功收回燕云十六州的问题，毕竟这一重要的战略屏障地带，对大宋王朝在战略上的长期被动局面，而如果当时赵恒不选择跟辽国和谈，而是坚决继续与其进行死战，已经扭转颓势、并且逐渐进入主动的宋军，有很大的概率能够击败当时已经逐渐陷于被动局面的辽军，进而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
对赵恒个人而言，澶渊之盟让他耿耿于怀的，却不是这个战略上的大问题，反而是后悔不该答应给辽国进献岁贡。因为，这就等于公开向天下人宣告，澶渊之盟对大宋来说是城下之盟，自己是个失败者。
不得不说，赵恒还真是又菜又要面子的皇帝，关键还是等到事情结束后，他才想起来要面子。
自澶渊之盟后，赵恒开始堕落了，他开始迷恋流于表面的粉饰太平之举，他劳民伤财开始声势浩大的举行了“封禅泰山”和“西祀汾阴”两场政治活动，以这种并无实际意义的政治举动，厚着脸皮向大宋臣民宣传：俺赵三也是可以比肩秦皇、汉武的一代雄主！
只可惜，赵恒这样幼稚的举动，只感动了他自己，在后世史书以及后人的眼中，他东封西祀的举动，直接拉低了封禅泰山的含金量，除了能证明自己那不值钱的虚荣心，再没有任何意义。
并且，赵恒也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封禅泰山的皇帝。
赵祯，大宋王朝的第四位君主，一生共用过九个年号，依次为：天圣、明道、景祐、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是为“宋仁宗”，原名“赵受益”。
赵祯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狸猫换太子”传说中的那个“狸猫太子”，可谓是出生自带流量。
赵祯是赵恒最小的儿子，也是赵恒所有儿子中唯一没有少年夭折的，赵祯出生时，赵恒已经四十多岁，他的前几个儿子也都已经相继夭折多年了，按照赵恒当时的年龄和身体条件，他也不太可能再有子嗣，所以，从赵祯一出生，他就被赵恒寄予厚望，如果健康长大也是唯一的皇位继承人。赵祯的生母李宸妃，原本是赵恒宠妃刘娥的婢女，出身低微、没有家势，后虽然母凭子贵得到册封，但是依旧不讨赵恒的宠爱。所以，赵祯出生之后，赵恒就把他从李宸妃身边夺走，对外声称赵祯是刘娥的所生，并以刘娥诞下皇子为由将她册封为了皇后。
由于赵恒和刘娥的刻意封锁消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赵祯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是李宸妃，在赵祯八岁的时候就被封为了太子，四年后，赵恒驾崩了，十二岁的赵祯继位称帝，赵祯继位之初，因为年幼不能亲政，朝政被太后刘娥所把持，虽然刘娥在把持朝政期间的所作所为，还是很值得称道的，但是后宫干政历来不被认可，大概也是基于此，后世才有了“狸猫换太子”的民间故事，并在这个传说中把刘娥塑造成了一个恶毒的形象。
尽管“狸猫换太子”的传说可信度不高，但是“狸猫换太子”当中主要人物之间的博弈交锋，乃至于事件的大致脉络始末都带有当时那个时代的明显政治特征，除了赵祯这个本尊原型人物之外，在“狸猫换太子”传说中主要有三方势力，而在现实中也都有相对应的这方势力：一是，恶毒太后和庞太师所组成的后戚势力，他们所隐喻的现实人物，自然就是宋朝历史上第一个后宫干政的刘娥了。二是，以燕王赵元俨为代表的皇室宗亲势力。三是，以包拯为代表的文官士大夫群体，在现实中包拯并没有参与其中，包拯的原型人物是赵祯亲政初期时的宰相吕夷简。
从赵恒后期到赵祯亲政这二十年间，以“赵祯”这个皇权接班人为中心，围绕朝堂权力争夺，这三方势力的大致博弈经过是这样的：
在澶州之战时，主战派大臣寇准，以强硬态度以半胁迫的方式让赵恒亲政，解决了战事后，赵恒感觉自己皇权已经受到士大夫集团的威胁，于是开始疏远、打压寇准，并同时扶植了以刘娥为首的一些后宫和后戚，用来制衡士大夫集团，赵恒病逝前，为了进一步制衡士大夫集团，他下遗诏让刘娥以皇太后的身份听政，辅佐新帝赵祯，进一步提高了刘娥等后戚势力的权力和影响，于是，刘娥开始了长达近十年的垂帘听政，直到去世。
在这个过程中，士大夫集团自然是不满的，而以赵元俨为首的皇室宗亲势力，也一直处于实际权力更加边缘的位置，这也让他们非常不满，于是在赵恒死后，士大夫集团和皇室宗亲之间，隐隐有结成政治同盟共同制衡后戚势力的趋向，只不过由于刘娥在干政期间做的还不错，而这时期的士大夫集团和皇室宗亲中，也没有出现太强势的人物，所以三方势力一直保持着一个相对稳固的权力制衡关系。
赵祯当上皇帝后的第九年，随着刘娥去世，这个相对稳固的制衡关系也随之被打破，先是赵元俨主动站出来，向赵祯讲述了他的身世，并直言不讳的认为，赵祯生母李宸妃应是被刘娥加害而亡死于非命，希望赵祯彻查、追究此事，在士大夫集团的呼吁下，赵祯追封李宸妃为太后，公开承认了他们之间的母子关系，但是赵祯毕竟是刘娥抚养长大，感情基础很深，他并没有按照赵元俨的建议去追究刘氏后戚，而是宣称李宸妃是正常死亡的，不是被刘娥加害的，而赵祯的这一表态，也就等于向以赵元俨为首的皇室宗亲势力宣告：后宫、后戚不可以干政，皇室宗亲也同样不能拥有太大权力。
至此，大宋皇权第一次试图以后宫、后戚势力制衡士大夫集团的行为宣告失败，皇室宗亲势力也并没有因此受益，原本的三大势力中，只有士大夫集团，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在朝堂中的话语权更进一步，彻底形成了宋朝“皇权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权力格局。
由于赵祯生性宽仁，对于文人士大夫很尊重，他在位期间，不问出身，大举提拔任用中下层文人，知人善用、名臣辈出，所以在历史上对他的评价普遍很高，被史学家誉为“守成贤主”。
但其实赵祯大举提拔任用中下层文人的最初目的，并不纯粹是为了培养大批名臣，而更多地是为了避免大权独揽的权臣出现，进而稳固皇权。据统计，在赵祯亲政期间的三十多年里，中书省和枢密院的首席大臣就换了四十多人，朝中其他重要职位上的大臣，也是频繁更换，赵祯这样的做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权臣的出现，但是同样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能臣不能长时间安定在某一个岗位上，从而致使能力不能完全发挥，他们提议和推行的政策缺乏延续性，难以做出更出众的政绩。
而赵祯如此频繁的更换朝廷高级官员职位，所引来的那一个突出弊端就是朝廷内部复杂的党政派系开始凸显，因为这些大臣们，谁也不能在长期安定在某一个职位上，所以在普遍缺乏权力安全感下，抱团形成一个相对更有竞争力的朋党势力，更有助于他们在朝堂上稳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只是因为在赵祯执政时期，并没有出现特别强势的大臣，所以在这时期的朝廷党争，在整个封建历史上才显得没有那么突出而已，但这并不能掩盖赵祯执政时期朝廷内部的复杂党争，所带来的的巨大政治内耗。
赵祯如此执政所带来的政治弊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数范仲淹“庆历新政”改革失败的教训了。
相较于后来雷厉风行的王安石变法，范仲淹的变法举措相对来说就非常温和，推行难度相对较小，也更加具有可行性，但即便是这样，范仲淹主持推行的“庆历新政”，也仅仅只持续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基本宣告失败，范仲淹推行的这次“庆历新政”之所以会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党争和政策持续性不足这两点。
赵祯在接受了范仲淹的改革建议后，感觉自身利益受到侵犯的其他大臣们，纷纷结党抱团抨击范仲淹的改革举措。“庆历新政”实施不到半年时间，赵祯为了暂时平息其他官员对“庆历新政”的不满，就以边事为由将范仲淹调离京城，命他担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巡守边关战备，范仲淹这个改革变法主心骨一离开京城，赵祯在变法改革上的态度又比较犹豫缺乏果敢坚决，“庆历新政”自然也就没有了什么政策推动的持续性，也就等于失败了一多半。但是，仅仅又过了半年时间，在政敌的继续反对声中，意识到改革变法已经进行不下去的范仲淹，无奈向赵祯提出愿被贬官，为改革变法的失败负责，本就对这次改革变法持犹豫态度的赵祯随，即罢免了范仲淹的宰相之位，接着又在此后数月，将范仲淹的官职一贬再贬，至此，“庆历新政”彻底宣告失败。
赵祯的宽厚仁慈的却值得称道，但是他性格中优柔寡断、缺乏果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怯弱的一面也不应被忽视，在赵祯在位期间，他身边的谏臣蔡襄就曾直言不讳的指出了他性格上“宽仁少断”的一面，在推行“庆历新政”期间，蔡襄更是言辞犀利的向赵祯提出劝谏：“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
以我们现在后来者的眼光去回看赵祯的一生，会发现蔡襄对他的评价和劝谏十分准确，赵祯以宽厚仁慈的性格，本可为自己博得了一个“千古第一仁君”的美名，但是他优柔寡断的执政作风，既使得他在位期间的各种政策反复无常、朝令夕改，造成了“吏无适守，民无适从”的局面，也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内耗下，宋王朝的向上发展空间，始终没有得到进一步突破，所谓的“仁宗盛治”虽不能说是名不副实，但比起历史上的其他王朝盛世，在高度上总感觉有些许欠缺。
赵祯在位四十二年，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赵祯在位后期，由于他的几个儿子先后夭折，再加上他自己身体健康饱受困扰，也就更加没有了继续改革弊政的精力，宋王朝土地兼并以及冗官、冗兵、冗费等“三冗”弊政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不过赵祯一生还是很多选人用人的，包拯、范仲淹、欧阳修、苏轼、司马光、韩琦等名家名臣都是他在位期间声名鹊起的，后人评价赵祯“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
赵曙，大宋王朝的第五位君主，年号为：治平，是为“宋英宗”，原名“赵宗实”。
赵曙只做了三年多皇帝，是宋朝存在感比较低的一位帝王，他并不是赵祯的亲儿子，而是赵祯堂兄赵允让的第十三个儿子，在赵曙三岁的时候，因为赵祯迟迟没有皇子，所以就把赵曙接到皇宫抚养，让他过继到了自己膝下给自己当儿子。
不过，四年后，随着赵祯的亲生儿子降生，赵曙这个养子又被赵祯夺去皇子身份，遣返他回到了自己亲生父亲身边，赵祯的亲生儿子只活了两三岁就夭折了，但是赵祯依旧还奢望自己还能再有儿子降生，所以，这一次没有急着再将赵曙给召回到自己身边，直到赵祯去世前几个月，已经清楚自己绝不可能再有亲生儿子的赵祯，这才在群臣的建议下，再次把赵曙立为皇子，确立了他皇位继承人的身份。
这时，距离赵曙上一次被赵祯立为皇子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此时已经整整三十岁的赵曙十分清楚，赵祯内心并不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由于赵曙当时并不在京城，并不清楚五十多岁的赵祯，其实已经大限将至，也不可能再有亲生骨血。所以，赵曙最开始坚决推辞，不愿前往京城做皇子，后来在其他大臣的劝说下，这才答应入宫朝拜仁宗，接受了皇子的身份。
几个月后，随着赵祯驾崩，三十一岁的赵曙继位称帝，但是赵曙刚刚坐上皇位就生了一场大病，导致无法处理朝政，于是群臣奏请曹太后，就是赵帧的皇后慈圣光献皇后曹氏，其是枢密使周武惠王曹彬的孙女，等到赵曙病情好转再还政给他，在曹太后垂帘听政期间，在宦官任守忠的挑拨之下，赵曙和曹太后之间嫌隙渐生，出现了两宫不和的问题，赵曙虽然生于皇室之家，但说起来也是个可怜之人。
抛开宦官任守忠的挑拨，曹太后和赵曙不和的根本原因在于，赵祯生前和曹太后，从来就没有把赵曙真正当做自己的儿子看待，赵曙第一次被过继到赵祯膝下，虽然被曹太后亲自抚养了四年，但是等到赵祯有了自己的亲儿子，决定把赵曙遣出皇宫的时候，曹太后却没有丝毫阻止，等到后来赵祯的亲儿子夭折，群臣多次提议再将赵曙接回皇宫，立为皇子的时候，一心还想再有亲生儿子，并把皇位传给自己亲生儿子的赵祯，却并不想这么做，于是多次在曹氏和群臣面前言及：赵曙幼年在皇宫时的诸多不是之处。
也就是说，赵曙虽然三岁就被接入皇宫，成为了赵祯和曹太后的养子，但无论是赵祯还是曹太后，对他的感情都十分寡淡，这也让赵曙幼年敏感的内心，对赵祯和曹太后埋下了诸多不满，这也是后来在赵祯驾崩前几个月，赵曙放着触手可及的皇位，迟迟不愿接受的重要原因，虽然后来在司马光和韩琦等朝中重臣的劝解下，曹太后和赵曙之间的关系略有缓和，但是双方之间的嫌隙依旧没有完全消除。
一年多后，赵曙身体好转，理应还整给皇帝的曹太后，虽然表面上答应了下来，却又迟迟不肯将代表皇权的皇帝印玺交还给赵曙，韩琦见状，当面向曹太后提出辞官请求，曹太后虽然贪恋大权，但其本身能力有限，朝中大事一直比较仰仗韩琦主持，听到韩琦的辞官请求，曹太后也明白韩琦辞官，就是为了逼迫自己答应还政给赵曙，而司马光、欧阳修等其他重臣也全都站在韩琦的立场，曹太后缺少政治后盾，无奈之下也只能还政给了赵曙，可是赵曙亲政后，因为他之前对赵祯这个养父多有芥蒂，所以他便想把自己的亲生父亲赵允让尊为皇考，认祖归宗，这便是在赵曙执政时期有名的“濮议之争”。
“濮议之争”最早就是出于赵曙的一片私心，但是后来又逐渐演变成了朝堂上实权执政派大臣和非实权言官派大臣之间的党争了。实权执政派大臣认为，反正都是你们赵家人当皇帝何必纠结这种表面之事呢？所以他们支持赵曙认祖归宗。而非实权言官派大臣则认为，这种行为颠覆宗法制度，坚决予以反对。
“濮议之争”持续了将近两年，最后各退半步，赵曙虽然没有能如愿尊称自己亲生父亲赵允让为“皇考”，但是可称之为“亲”，通俗点说，也就是赵曙在名义上有赵祯和赵允让两个父亲，“濮议之争”可能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有些多此一举，甚至有些荒唐，难以理解，但是在特别重视宗族礼法的宋王朝，却显得尤为重要。
“濮议之争”结束后不久，赵曙就又病倒了，仅仅几个月后就驾崩离世，年仅三十五岁，他当了三年多皇帝，病了一年半，“濮议之争”持续了一年半，他这个皇帝能有什么存在感才奇怪了，可真是毫无存在感的帝王呀！
赵顼，大宋王朝的第六位君主，一生共用过二个年号，依次为：熙宁、元丰，是为“宋神宗”，原名“赵仲针”。
到了赵顼这一代，一改之前三代帝王的优柔寡断性格，终于出现了轻微返祖基因，表现出来了一定的果敢坚毅的性格。
由于父亲赵曙的特殊人生履历，赵顼是出生在皇宫之外，也是在皇宫之外长大的，而这样的经历无疑会让他对民间状况更多了一份了解，这也是他继位后，不遗余力任用王安石进行改革变法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赵顼还年幼的时候就立下雄心壮志，长大后誓要收复北方被辽国侵占的燕云十六州和西北被西夏侵占的灵武等地，为华夏再造汉唐盛世，所以，赵顼从小勤奋好学，尤其对注重实际治国的法家学说颇感兴趣，而且赵顼自小就很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读书、读史尤爱研究一些历朝历代锐意变法的治国人物。
赵顼少年时代就很仰慕王安石，对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所论述的理财治国理念非常推崇，他在自己身边招揽了很多同样仰慕王安石的文人，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通过改革变法扭转国家积弊、实现强国富民，赵顼继承皇位的时候只有十九岁，正是年轻气盛的年纪，他刚一登基，就急不可耐的想要进行改革变法，甚至还想要外征辽国、西夏。为此，赵顼在继承皇位的第一个月，就对边城的几个节度使进行了人事调整，当然，赵顼也很快就意识过来，在国内矛盾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贸然发动对外战争是不明智的，所以，他更加迫切的想要进行变法改革。
由于王安石在仁宗和英宗时期，始终不受重视，所以他在被外放到外地为官后，便有些心灰意冷，后来便屡次拒绝入京为官，赵顼当上皇帝后，第一时间就派人传召王安石入京，想要任命他担任朝廷要职，负责推行改革变法，王安石体会到赵顼改革变法的决心，遂决定接受赵顼的传召，入京为官。王安石入京后，在短短一年多内，就被赵顼接连越级提拔，很快就担任了参知政事和同制置三司条例，这两个官职通俗点形容就是副宰相和发改委的负责人。
赵顼和王安石这对君臣，又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改革变法签的研究与筹备，在赵顼称帝的第三年，他正式任命王安石担任宰相，命他在全国推行改革变法，因为此时赵顼的年号为“熙宁”，所以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也被称之为“熙宁变法”。尽管王安石变法具有很高的历史先进性，但是他的改革变法内容涉及面很广，推行手段也非常激进，在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下遇到的阻力也非常巨大，相对缺乏一定的可行性。
所以，王安石变法在推行一开始，就面临着朝中内外的大量反对声音，朝中大臣十有七八都是这次变法的反对者，面对这一情况，赵顼最开始力排众议选择坚决支持王安石变法，但是随着朝中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浪潮越来越大，甚至仅在京城就接连有几十名大小官员，或是因为反对变法而主动辞官、或是因为反对变法而被王安石铁腕罢官，王安石变法又引起了朝堂上的新旧党争，赵顼为了暂时稳定朝局，开始变得有些犹豫起来。
王安石变法正式推行三年多后，宋朝当时出现了一场大旱灾，导致饥民遍野，反对变法的守旧派借机以“天罚”为理由，大肆呼吁反对改革变法，为了平息朝堂内外的混乱，赵顼不得已只能一度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之位，暂时停止继续推行改革变法。然而，赵顼心里也无比清楚，宋王朝至今绵延百年、积弊已深，如果不能及时扭转这一现状，国家终将走向没落，所以他罢免王安石、停止改革变法只是暂时之举，仅仅不到一年后，赵顼再封王安石为宰相，命他继续推行改革变法。
但是王安石这次重新被拜相，也仅仅只持续了一年时间，就又因为朝内外的反对浪潮太大，赵顼无奈，又只好再度将他罢免，所以说，赵顼也仅仅只是出现了轻微返祖基因，性格上比起真宗、仁宗、英宗三代帝王，确实是稍微强硬一些而已，实际上并没有如他太祖皇帝那样的超强魄力，尽管在巨大的反对压力下，赵顼对于朝廷上的守旧派做出了妥协将王安石罢免，但他也并没有轻易放弃继续推行改革变法，而是在计划亲自主持改革变法。
在改革变法过程中，赵顼在面对重重阻力时，所表现出来的反复态度，王安石在第二次被罢相时，曾对赵顼发出了这样一番感叹：“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时也。”
王安石的这番话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变法改革，迟迟没有重大突破性进展的关键所在，但是指出问题容易，解决问题却远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在当时，没有谁能比赵顼更加迫切的想要尽快完成改革变法，让国家尽快富强起来，但是他所面临的阻力和困难，也是常人所想象不到的。
在绝大多数的历史记载中，会将王安石变法所遇到的最大阻力，归结到守旧派大臣身上，但其实认真翻看当时的各种历史记载会发现，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如韩琦、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一些同时期的朝中大臣，虽然持反对态度，但他们并非全盘反对王安石变法内容，只是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部分内容，以及不认可王安石在推行变法过程中所施行的强硬手段，而真正全盘反对王安石变法、以及反对态度格外强烈的利益群体，是皇室宗亲和后戚等皇亲国戚，而赵顼又是一个很重视亲情的人，皇亲国戚的坚决反对，也是赵顼一再动摇自己变法决心的主要原因。
太皇太后曹氏、皇太后高氏、皇后向氏为了各自后戚家族的利益，分别以祖母、母亲、妻子的身份，不断向赵顼进行施压。此外，赵顼还有十几个亲叔伯，他们也是变法改革的坚决反对者，赵顼在一次暂停推行改革变法的时候，曾向王安石倾诉自己面对亲人反对，而产生的苦楚：“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
赵顼虽然因为变法改革的阻力二度罢免王安石，但他依旧对王安石抱有极大的尊敬，并在爵位上先封他为舒国公，后又改封为荆国公，一是为了补偿王安石，二是为了以此向朝堂内外传达，他赵顼从来都没有放弃改革变法的初衷。
在赵顼二度罢免王安石的同时，西南交趾侵略宋朝边境，赵顼遣兵三十万进行反击，经过一年左右的战争，大败交趾，不但将失地全部收复回来，还兵临交趾国都城下，打的交趾奉表求和，经过这一场战争，赵顼扬眉吐气，重新找回了一丝帝王霸气，于是再度重提改革变法之事，并亲自主持推行改革变法。
这一次，赵顼改革变法的决心和态度格外坚决，他暂时搁置了土地改革，而把改革的重心先放在了官制改革和军事改革上，因为这一次改革时，赵顼已将自己的年号改为了“元丰”，因此，这一次赵顼亲自推动的改革，又被称之为“元丰改制”。
然而可惜的是，赵祯亲自推动的这次“元丰改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依旧没有能够持续太长时间，几年后，大宋和西夏发生战争，大宋先胜后败，宋军折损严重，消息传回到开封城后，原本还抱有最后一腔雄心壮志的赵顼深受打击，从此彻底失去了斗志，一蹶不振，又过了不到三年，赵顼就在抑郁之中，带着满腹遗憾驾崩离世。
赵顼驾崩时年仅三十八岁，继位的赵煦当时还不到十岁，赵顼的母亲高氏垂帘听政，她本就反对改革变法，垂帘听政掌握了一定权力后，立刻就终止了赵顼生前所推行的全部改革变法措施。所以，赵顼在位的十几年间，他一直都在致力于推行改革变法以扭转弊政，实现富国强民，尽管他的几次改革变法的尝试，最后的结果都不算特别成功，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部分当时的社会矛盾，也减缓了宋王朝的衰落步伐，并且“熙宁变法”和“元丰改制”这两次改革变法实践，或多或少的都为后世王朝，都留下了宝贵改革变法经验，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可以说赵顼和王安石算得上是相互成就的一对君臣，但无论是赵顼本人，还是他所推崇的改革先锋王安石，他们都可被称之为“大改革家”，但是他们两个人似乎又都算不上是特别优秀的“政治家”，因为政治是一门妥协、平衡、变通的综合艺术，而无论是赵顼还是王安石，由于他们的性格使然，在这三点上都做的都不算太好。
赵煦，大宋王朝的第七位君主，一生共用过三个年号，依次为：元祐、绍圣、元符，是为“宋哲宗”，原名“赵佣”。
赵煦称帝时年纪最小，驾崩时岁数也最小的一个，尽管赵顼有十几个儿子，但由于他的前几个儿子都幼年夭折，等他驾崩时，他最大的儿子也仅有八岁，这便是赵煦。
赵煦的皇位来的并不容易，赵顼驾崩后，朝中大臣普遍倾向于从赵顼的几个兄弟中挑选皇位继承者，因为赵顼的兄弟正值壮年、年富力强，可以避免主少国疑，不过，赵顼并不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兄弟，赵顼弥留之际，在高太后和宰相王珪的拥立下，赵煦这才被册立为皇太子，几天后，随着赵顼驾崩，年幼的赵煦即位称帝，赵煦当上皇帝的前八年，由于他年纪小，朝廷大权都掌握在他的祖母，临朝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手里，而高氏又是一个改革变法的坚决反对者，她掌权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联合同样坚决反对改革变法的守旧派大臣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在高氏掌权的八年时间里，朝堂内的党争格外激烈，除了新旧党争外，原本并不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守旧派阵营，也逐渐分化成了多个小党派，他们各自之间因为政见不同互相攻伐，导致在这八年时间里，宋王朝无论是在经济上、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毫无建树，高氏一心想把赵煦培养成一个遵循祖宗之法的守旧派帝王，所以给赵煦选的帝师、侍读，也都是反对改革变法的守旧派大臣，但是高氏机关算尽，却忽视了赵煦性格天生强势且很有主见，高氏对他的教育培养方式不但不会被他所接受，只会引来更多的反感和叛逆。
而且，由于赵煦的亲生母亲出身低微，历来不被高氏所喜，高氏对赵煦生母的苛刻对待，被赵煦自小就看在眼里，也让赵煦从小就对高氏充满了不满，一般来说少年天子到了十五岁“束发之年”就该亲政了，但是赵煦十五岁的时候，高氏不愿放权，朝中大臣也依旧认为赵煦还不足以亲政，赵煦亲政的事情又拖了将近两年，直到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十七岁的赵煦才得以掌权亲政。
赵煦亲政时，虽然只有十七岁，但却在一开始就展现出了雷厉风行的强硬手段，将朝中反对变法的守旧派大臣代表人物，全都贬谪到了外地，并将原本被冷落打压的改革派大臣全都召回京城加以重用。
赵煦还取“承继先圣所为”之意，改年号为“绍圣”，向天下人表明，自己将继承先帝赵顼的改革变法之遗志，继续推行神宗年间变法改革举措，正是因为赵煦推行改革变法的决心特别坚决，手段也格外强硬，所以他改革变法的成效很快就有所显现，只用了不到五年时间，国家形势就出现了很大好转，国库也逐渐有所充盈。
在这样的形势下，赵煦又有了对外用兵的底气，他在军事上一改宋王朝之前的对外软弱态度，在边关大举修筑防御工事，积极备战，实行对外强硬政策，在“平夏城之役”中，宋军一举击败西夏三十万大军，不但收复了大量失地，还迫使西夏割地求和，取得了宋王朝几十年来都未曾有过的一场对外战争大捷。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赵煦一定会成为大宋历史上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兴之君，为宋王朝锻造一个中兴盛世。然而，或许是天妒英才，一腔雄心壮志的赵煦，却并没有一个强健体魄，他自幼体弱多病，亲政后繁重的国事，又进一步透支了他的身体，后来，又随着他的几个孩子先后幼年夭折，让赵煦悲痛欲绝，精神上接连因为丧子之痛深受打击，身体更加一日不如一日，最终他的生命定格在了二十四岁。
赵煦是一位既有雄心壮志，又有一定手段和作为的短命皇帝，只可惜他的继任者既没有继承他的遗志，也没有他的能力和手段，在赵煦死后的第二十六年，就发生了“靖康之变”，若赵煦能多活二十六年，历史的轨迹或许会有截然不同的走向，可惜的是，这样的历史假设终归只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遐想，只能徒留千年的意难平。
赵佶，大宋王朝的第八位君主，一生共用过六个年号，依次为：建中靖国、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是为“宋徽宗”，同时其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书画家，号“宣和主人”，有《芙蓉锦鸡图》《书牡丹诗》等作品流传于世。
尽管赵佶并不是北宋最后一个皇帝，但提起导致北宋亡国的“靖康之耻”，绝大部分人通常还是把赵佶认为是亡国之君，是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宋史》也评价赵佶道：
“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赵煦驾崩时，由于他没有留下子嗣，所以皇位继承者将在他的几个兄弟中产生，而当时，赵佶刚刚十八岁，他既不是他们一众兄弟里最年长的一个，也不是赵煦的同母兄弟，在这场皇位竞争中，几乎不占有什么优势，而且更重要的是，赵佶自幼只对书法绘画、琴棋蹴鞠感兴趣，对政治毫无兴趣，他优柔寡断的的性格，也不适合治国理政，事实上，赵佶原本也无心去竞争皇位。然而，或许也正是赵佶优柔寡断的性格因素，才让向太后决定扶持他继承皇位，向太后是赵顼的皇后，早在神宗、哲宗两朝，向氏都是坚定的改革变法反对者，她支持性格和赵煦几乎完全相反的赵佶继承皇位的用意，自然也不言而喻。
当时，支持改革变法的宰相章惇并不支持赵佶继承皇位，但向太后不知怎么说服了与章惇同属改革派阵营的副宰相蔡卞，最终，在向太后和蔡卞的支持下，赵佶在这场皇位竞争中胜出。
不得不说，向太后是一个很有政治手腕的女人，她不但顺利扶持自己支持的赵佶当了皇帝，还为自己争取到了半年时间的“权同处分军国事”的垂帘听政权限，向太后利用这半年执掌大权的时间，大举提拔守旧派大臣、打压改革派大臣，就连宰相章惇和副宰相蔡卞也先后被罢官与贬职，等到赵佶亲政时，朝中坚定的改革派大臣们，几乎已经全部遭到向太后一定程度的打压，而赵佶亲政后，虽然高喊着“本中和而立政”的政治口号，宣称对新旧两党一碗水端平，以公平公正的态度，调和新旧两党之间的政治矛盾，但却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上平衡新旧两党矛盾的举措，朝廷中的党争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因为赵佶模糊不清的政治态度而愈演愈烈。
别看赵佶没有多少政治大智慧，却也不乏有些小聪明，他亲政一年多后，很快也意识到了，必须要尽快解决朝中党争问题，于是他在宦官童贯的举荐下，开始重用善于政治投机的两面派大臣蔡京，这说起蔡京，他是改革派大臣蔡卞的亲哥哥，而蔡卞又是王安石的女婿，蔡京自己最开始也是靠着拥护变法改革上位的，但是蔡京从来也不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他在神宗年间支持王安石变法，在“元祐更化”时，又摇身一变站到了守旧派阵营，蔡卞虽然是蔡京的亲弟弟，兄弟二人却因为政见不同、历来不合，蔡卞当副宰相时，蔡京不受重用，而蔡卞也从来也没有提拔过自己这个亲哥哥，而蔡京之所以能够得到赵佶重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蔡京和赵佶一样有着很高的书法绘画造诣，他投其所好，收集大量名人书画通过童贯献给赵佶，从而得到被赵佶赏识的机会，赵佶坐上皇位的第三年，他便将蔡京一路提拔到了宰相的位置上。赵佶在启用蔡京为宰相主持朝政时，特意交代他，要他继续推行神宗、哲宗两朝的改革变法之举，实现富国强民。
当然，赵佶也仅仅只是嘴上这么交代蔡京，他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改革变法决心，更没有什么改革变法的政治手腕，至于靠着政治投机和阿谀逢迎才得以上位的蔡京，就更不用说了，他压根就没有什么推行改革变法的魄力，但蔡京比较聪明的地方是，他也知道赵佶要自己推行改革变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搞钱，而不是真的要做制度上的改革。所以，蔡京在当上宰相后，便开始打着改革变法的旗号，在地方上巧立名目、增税加赋，大肆搜刮民脂民膏。
蔡京的所作所为十分嚣张，在民间引得一片怨声载道，赵佶不可能不知道，但他却并没有进行任何制止，因为蔡京搜刮来的大笔钱财，很大一部分又都孝敬给了赵佶，赵佶拿着蔡京献上来的钱财，为自己建宫殿、修道观，开始大兴土木，甚至为了运送修建皇家园林所需要的“花石纲”，不惜拆毁民房，惹得百姓怨声载道，他只顾自己过得好不快活，哪管他的大宋天下其实早已经水深火热，更没考虑在不久的将来大宋即将面临灭国之患。
在赵佶只顾自己享受，不顾百姓疾苦的昏庸统治下，当时的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民不聊生下，各地农民起义开始接连出现，在赵佶当上皇帝的第九个年头，在北方爆发了“宋江起义”，紧接着，在南方又爆发了“方腊起义”，这两次农民起义的规模都很大，大宋朝廷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勉强将这两次农民起义镇压下来，但同时也耗费透支了巨大国力，在面对外敌时更加力不从心，为之后的“靖康之耻”埋下了伏笔。
内部矛盾激化下，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导致透支了国力，才是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但也不能因此忽略北宋在“联金击辽”这一对外战略上的短视和失败，也是导致北宋亡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自“澶渊之盟”后，大宋和辽国之间基本实现和平共处，尽管大宋仍旧无力击败辽国，但是辽国也并没有因为“澶渊之盟”，每年从大宋手里拿到大笔岁贡而变得更加强大，反而因为内部腐败和争斗，逐渐变的越来越衰弱，赵佶当上皇帝没多久，女真在辽国背后起兵反辽并建立了金国，仅用了短短四五年就数次击败辽国，几乎占据了整个东北地区，让辽国失去了半壁江山。
这时候，赵佶在一些朝臣的建议下，生出了意欲联合金国攻击辽国残余势力，瓜分辽国的打算，赵佶错误地将金国视为“可控的盟友”，只顾眼前的短期利益，却没有深思熟虑的思考“联金击辽”这一战略上，可能会引起“唇亡齿寒”。
在战略布局上，只是赌博式的完全压住在“联金击辽”必然会成功，既没有准备其他备选战略布局，也没有认真思考“联金击辽”可能带来的多种后果，更没有认真思考筹备后期战略布局，正是在赵佶的这种战略短视思维下，他急不可耐的遣派使者出使金国，希望能够尽快达成“联金击辽”。
金国一下就看透了赵佶迫切想要击败辽国，乃是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打算，于是在跟宋朝的谈判中趁机抬高条件，从宋朝手里索要大笔好处，因为宋朝使者是乘船通过海上途径进入金国进行“联金击辽”谈判的，因此这次宋金结盟也被称之为“海上之盟”，在宋金合作灭亡辽国后，战斗力更强的金国，率先占领了燕云十六州的大部分地区，但是他们并没有按照之前的承诺，将燕云十六州归还给大宋，而是开始坐地起价，又从大宋手里索取了大笔好处后，将人口北迁、财物掠夺一空，甚至还将城池城墙捣毁，只把几座空城废墟还给了大宋。
并且，金国也并没有依照之前的约定，将燕云十六州的土地如数奉还给大宋，他们还牢牢占据着燕山山脉，以及山西北部地区的一些军事要地，居高临下、俯瞰尘寰，进可攻退可守，在地势上保持着对大宋的战略优势。可以说，大宋的“联金击辽”行为，虽然灭亡了辽国，也让大宋收复了部分燕云十六州地区，但实际上大宋也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强大，反而损兵折将、徒耗国力，让野心勃勃的金国，在这场联合作战中充分认识到了大宋外强中干，看穿了北宋孱弱的军事能力，更加坚定了金国南下侵略大宋的决心。
辽国灭亡两年后，野心勃勃的金国兵分两路大举南侵，他们一路所向披靡、连战连捷，很快就打到了黄河北岸，威逼开封城，面对如此局势，优柔寡断、性格懦弱的赵佶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如何抗敌，而是如何逃避责任。
在金国大军即将兵临城下之际，赵佶惊慌失措的把自己的宠臣蔡京招进皇宫，向这个没有治国实，才只会阿谀奉承的庸臣询问对策，面对金国铁骑长矛，蔡京自然是毫无办法的，这对昏庸君臣，商量来商量去，最终想出了一个最没用的办法：赵佶下诏宣布禅位，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长子赵桓，这样他赵佶自己不就可以避免成为亡国之君了吗？
当然，面对金国入侵，除了以上这些，已经成为太上皇的赵佶，也不是毫无作为，他慌张的把皇位传给自己儿子后，又发挥他在书法绘画之外的另一个特长来帮助大宋抵御金国，只不过赵佶这个帮助大宋抵御金国的方式，依旧毫无任何实际作用，因为他的办法是躲进道观，作法画符、求天告地，祈求神灵庇佑大宋王朝能够躲过这一场灭国危机，只能说荒谬至极、可悲可叹呀。
毫无意外的，赵佶这个道君皇帝求天问地，拜神祈祷的虚无方式，根本就不会得到任何实际回报，有道是将帅无能累倒三军，更何况面对金国铁骑兵临城下，大宋王朝最先犯怂的还是堂堂一国之君，这场战争若是能赢那才奇怪了呢！
金国大军在一年的时间里，进行了两次大举南下，宋军苦苦抵抗，最终还是输掉了这场战争，金兵攻占汴京，在金兵即将攻破汴梁城前夕，宋王朝统治者还奢望通过谈判换取金国退兵，却被金国元帅果断拒绝，随后金国大军一举攻破汴梁城，赵佶和赵桓父子、以及满朝文武大臣，也全都被金兵擒获，成为了阶下囚，金兵在汴梁城内大肆抢掠四个多月，然后一看大宋长江以南地区，已经自发组织起来抵抗力量，于是见好就收，带着抢掠来的大批财物以及包括赵佶、赵桓，数百位后宫佳丽，以及满朝文武大臣等几千名俘虏，扬长而去、撤兵回营。
赵佶在金国当了八年多的阶下囚，在这期间受尽屈辱，他先是被金太宗侮完颜晟辱性的册封为“昏德公”，然后又被丢在苦寒的五国城，也就是如今的黑龙江依兰县一带囚禁，从一国之君到阶下囚，赵佶失去了骄奢淫逸的生活，也失去了帝王的骄傲和尊严，却唯独没有失去他的一身才气，在五国城的圈禁之所，赵佶如一百六十年前的南唐后主李煜一样，写下了许多悔恨哀怨、伤感凄凉的诗句，较为出名的为《在北题壁》，诗曰：“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
尽管赵佶的这些诗句，在单纯的艺术上，可以比肩李煜的文采，但他的这些亡国呻吟之语，却始终得不到世人的同情认同，因为，北宋的灭亡很大程度上，就是他的昏庸无能所致，对赵佶被俘的悲惨命运，世人也只会不屑道一声“咎由自取”。
最终，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赵佶病死于五国城，终年五十四岁，可谓是客死他乡、无人问津！
作为皇帝，赵佶是不折不扣的治国庸人，而作为书画家，赵佶则是千年难遇的艺术天才。
赵佶独创的瘦金体字体锋利如刀，但他的性格却懦弱如棉，赵佶笔下的画作充满恬静气息，但在他统治下的大宋江山却水深火热一片混乱。在艺术上，赵佶追求极致的完美，他不但自己的艺术成就很高，还为了弘扬自己的艺术理念，赵佶创立了“宣和画学”，亲自发掘培养了不少划时代性的画家，以及留存于后世的稀世画作，比如北宋天才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就是在赵佶的亲自指导下所完成的，还有就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虽然在年代上还有一些争议，但现在的主流观点基本上都倾向于张择端也是在“宣和画学”被培养起来的，《清明上河图》也是在徽宗时期完成的。
在赵佶不遗余力的亲自推动下，北宋绘画在艺术成就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是我国古代绘画最璀璨的一个时期，而无论是赵佶的传世画作《瑞鹤图》，还是他培养出来的画家画作，如《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等传世名画，都更侧重于突出表现大宋王朝美好的一面，但也正是赵佶沉迷享乐，作为一国之君疏于国事却醉心书画，才又导致了大宋天下内忧外患不断，最终，在金国铁骑的蹂躏下走向支离破碎。
画卷上的山河美好和现实中的山河破碎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让人不胜唏嘘感慨，更加讽刺的是，当金兵攻破汴梁城后，赵佶第一时间想到的既不是国家危难，也不是百姓安危，而是仰天长叹，痛哭流涕的心疼他几十年间从各地网络收藏上来的藏书、绘画被金兵抢走或是毁坏，直到这个时候，还从未品尝过人间疾苦的赵佶，对于他的国家、对于他的百姓依旧还是那么冷漠。
或许当赵佶吃着残羹剩饭，蜷缩在五国城四面漏风的茅草屋里，在风雪中瑟瑟发抖的时候，他才悔恨交加的写下《在北题壁》中的这四句诗作时，相信眼眸里应该尽是人间悲凉的底色，只是赵佶的忏悔，来得太晚了一些，而且他的忏悔依旧仅仅只是建立在自我怜悯的感情上，这是极为自私的态度，赵佶依旧没有认真忏悔过，大宋王朝的江山是怎么在他手里破碎的，也从来没有心疼过在金国铁骑下的大宋百姓是怎样悲惨的活着。
赵桓，大宋王朝的第九位君主，同时也是北宋的末代皇帝，年号为：靖康，是为“宋钦宗”，实际在位一年又二个月，在其身上发生了北宋灭亡事件，后世一般称为“靖康之变”。
赵桓是一个倒霉到极致的家伙，因为他有一个坑货老爹，在局势最危机的时候，果断的选择逃避，把皇位丢给了自己的儿子，一个刚刚二十五岁，却还是懵懵懂懂的年轻人。
赵桓登基后，取“日靖四方”和“永康兆民”两句儒家典籍里的话，改年号为靖康，表达外平四方、内部康宁的祈愿，但是这个寓意美好的年号，却并没有给江河日下的宋王朝带来好运，因为赵桓也并没有比赵佶更优秀多少，至少他们父子两个在性格上极为相似都是那么优柔寡断、软弱无能。
赵桓继位的时候是金国第一次举兵南下，金国原本只是试探性进攻，但是由于宋军的战斗力实在太烂，才让金兵一路打到了汴梁城下，尽管大宋王朝在赵佶二十多年的昏庸统治下，社会矛盾已经格外尖锐，国内形势也已经千疮百孔，但面对金国的这一次南下，大宋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取胜机会，因为这次南下侵略中原的金国军队，也仅仅只有六万兵马并且他们南下前也没有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然而可惜的是，继承皇位的赵桓并，没有能够抓住这次力挽狂澜，拯救国家于水火中的机会。
面对兵临城下的金兵，赵桓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进行抵抗，而是向南迁都，宰相白时中、李邦彦也全都怯战，支持放弃汴梁，向南迁都，主战派大臣李纲察觉到赵桓意欲南迁的打算后，立刻进宫劝谏，并态度强硬的请求赵桓召集群臣商议御敌之策，尽管此时朝中大臣在心里都普遍倾向于支持南迁，但真要把这件事情拿到台面上来讨论，这些虚伪的家伙们，大部分人就说不出口了，李纲被赵桓任命为东京留守，负责率军抵抗金军。
李纲领命前去组织军队抵抗金兵，他前脚刚走，后脚赵桓就又在后宫嫔妃的劝说下，改变了主意，决定马上南迁，等李纲再次进宫面见赵桓，看见赵桓都准备好了南迁的龙撵立刻煽动皇宫禁军不可弃城而逃成为国家罪人，皇宫禁军受到李纲报国之心感染，纷纷请战。眼见禁军如此，赵桓又不得不再次放弃了南迁的决定。
眼看再次稳住了赵桓，李纲离开皇宫时，一再提醒赵桓，此时正值国家存亡之秋，死战气势绝不可丢，所以坚决不能做出任何想要割地求和的举动，否则守城将士好不容易提起来的与敌决一死战的气势就会崩溃，届时必败无疑，赵桓虽然表面答应了李纲不会派人去向金国乞求割地求和，但李纲一离开，赵桓马上出尔反尔，派人秘密前往金军兵营乞求割地求和。不久，使者返回，赵桓为了尽快凑齐大笔财物换取金国撤兵，竟然下令在汴梁城内大肆搜刮百姓财物，赵桓此举彻底失去了汴梁城内的民心支持。
没过多久，各地勤王大军纷纷赶到了汴梁城，本就抱着试探性进攻的金国眼见如此，于是没有恋战带着赵桓献给他们的无数财物退兵，金国退兵后，赵桓可能是因为李纲之前强硬的主战态度让他丢尽了脸面，为了维护自己的帝王威严，赵桓过河拆桥，竟然罢免了李纲的官职，可是还不等赵桓真的松一口气，仅仅几个月后，再次做好大战准备的金国大军再次南下，兵临汴梁城下，赵桓还想奢望像上次那样通过割地、奉钱乞求金国退兵，但他却不会想到，上次金国之所以撤军，完全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做好准备，而这次金国有备而来，又岂会轻易撤兵？毫无意外的，金国果断拒绝了赵桓乞和的请求。
这一次，赵桓没有了李纲这位忠贞能臣的辅佐，表现的更加不堪，被金国拒绝和谈请求后，他甚至还来不及做出南迁的准备，金国两路大军就已经完成了对汴梁城的合围，赵桓无奈之下，只能壮起胆子披上盔甲，亲自上城督战。
然而此时，大宋军心已散，汴梁百姓的民心也已经失去，最终汴梁城被金兵攻破，赵桓也成了北宋的亡国之君，被金兵擒获，做了阶下囚，“靖康之变”也成了中原王朝几千年历史上最耻辱的一幕，被俘的赵桓在金国，被要求穿上丧服向金太宗行牵羊礼，可谓耻辱至极了，不但如此，据金国人所作的《宋俘记》记载，赵桓还被长期关在一口枯井之中靠着被人从井口投喂粗粮赖以活命。
赵桓在金国当了将近三十年俘虏，最后在被金国皇帝完颜亮要求表演游戏取乐的时候坠马而亡，终年五十七岁，结束了他耻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