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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赵祯生性宽仁，对于文人士大夫很尊重，他在位期间，不问出身，大举提拔任用中下层文人，知人善用、名臣辈出，所以在历史上对他的评价普遍很高，被史学家誉为“守成贤主”。
但其实赵祯大举提拔任用中下层文人的最初目的，并不纯粹是为了培养大批名臣，而更多地是为了避免大权独揽的权臣出现，进而稳固皇权。据统计，在赵祯亲政期间的三十多年里，中书省和枢密院的首席大臣就换了四十多人，朝中其他重要职位上的大臣，也是频繁更换，赵祯这样的做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权臣的出现，但是同样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能臣不能长时间安定在某一个岗位上，从而致使能力不能完全发挥，他们提议和推行的政策缺乏延续性，难以做出更出众的政绩。
而赵祯如此频繁的更换朝廷高级官员职位，所引来的那一个突出弊端就是朝廷内部复杂的党政派系开始凸显，因为这些大臣们，谁也不能在长期安定在某一个职位上，所以在普遍缺乏权力安全感下，抱团形成一个相对更有竞争力的朋党势力，更有助于他们在朝堂上稳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只是因为在赵祯执政时期，并没有出现特别强势的大臣，所以在这时期的朝廷党争，在整个封建历史上才显得没有那么突出而已，但这并不能掩盖赵祯执政时期朝廷内部的复杂党争，所带来的的巨大政治内耗。
赵祯如此执政所带来的政治弊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数范仲淹“庆历新政”改革失败的教训了。
相较于后来雷厉风行的王安石变法，范仲淹的变法举措相对来说就非常温和，推行难度相对较小，也更加具有可行性，但即便是这样，范仲淹主持推行的“庆历新政”，也仅仅只持续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基本宣告失败，范仲淹推行的这次“庆历新政”之所以会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党争和政策持续性不足这两点。
赵祯在接受了范仲淹的改革建议后，感觉自身利益受到侵犯的其他大臣们，纷纷结党抱团抨击范仲淹的改革举措。“庆历新政”实施不到半年时间，赵祯为了暂时平息其他官员对“庆历新政”的不满，就以边事为由将范仲淹调离京城，命他担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巡守边关战备，范仲淹这个改革变法主心骨一离开京城，赵祯在变法改革上的态度又比较犹豫缺乏果敢坚决，“庆历新政”自然也就没有了什么政策推动的持续性，也就等于失败了一多半。但是，仅仅又过了半年时间，在政敌的继续反对声中，意识到改革变法已经进行不下去的范仲淹，无奈向赵祯提出愿被贬官，为改革变法的失败负责，本就对这次改革变法持犹豫态度的赵祯随，即罢免了范仲淹的宰相之位，接着又在此后数月，将范仲淹的官职一贬再贬，至此，“庆历新政”彻底宣告失败。
赵祯的宽厚仁慈的却值得称道，但是他性格中优柔寡断、缺乏果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怯弱的一面也不应被忽视，在赵祯在位期间，他身边的谏臣蔡襄就曾直言不讳的指出了他性格上“宽仁少断”的一面，在推行“庆历新政”期间，蔡襄更是言辞犀利的向赵祯提出劝谏：“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
以我们现在后来者的眼光去回看赵祯的一生，会发现蔡襄对他的评价和劝谏十分准确，赵祯以宽厚仁慈的性格，本可为自己博得了一个“千古第一仁君”的美名，但是他优柔寡断的执政作风，既使得他在位期间的各种政策反复无常、朝令夕改，造成了“吏无适守，民无适从”的局面，也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内耗下，宋王朝的向上发展空间，始终没有得到进一步突破，所谓的“仁宗盛治”虽不能说是名不副实，但比起历史上的其他王朝盛世，在高度上总感觉有些许欠缺。
赵祯在位四十二年，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赵祯在位后期，由于他的几个儿子先后夭折，再加上他自己身体健康饱受困扰，也就更加没有了继续改革弊政的精力，宋王朝土地兼并以及冗官、冗兵、冗费等“三冗”弊政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不过赵祯一生还是很多选人用人的，包拯、范仲淹、欧阳修、苏轼、司马光、韩琦等名家名臣都是他在位期间声名鹊起的，后人评价赵祯“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