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当前,自治的浪潮正在席卷印度。全国人民看来热切盼望国家的独立。甚至连南非也弥漫着这种情绪。看来印度人渴望获得权利。在这个问题上,你愿意解释一下你的观点吗?
编辑:你的问题提得很好,但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报纸的第一种功能是了解人民的想法并予以表达,第二种功能是在人民当中激发某种可贵的情感,第三种功能是毫无畏惧地大胆暴露人民的缺陷。要想回答你的问题就得涉及报纸的这三种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报纸要表达人民的意愿,要酝酿促成某种情绪,要揭露缺陷。既然你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我就有义务做出回答。
读者:你认为在我们当中,对自治的渴望已经酝酿创造出来了吗?
编辑:这种渴望已经造就了国民大会党。选择“国民”一词作为党的名称就含有这个意思。
读者:根本没有那回事。年轻的印度似乎无视国大党。国大党被认为是长久维持英国统治的一个工具。
编辑:这种想法没有道理。如果没有“伟大的印度长者”
奠定的基础,我们的年轻人甚至不会谈论自治。我们怎能忘记,休姆先生是怎样著书立说,怎样鞭策我们采取行动,怎样努力唤醒我们,以实现国大党的目标。威廉·维德柏恩爵士为了同样的事业奉献出他的体力、才智和钱财。他的文章直到今天都值得仔细阅读。戈克利教授为了给印度自治创造条件,甘愿忍受贫困,奉献出二十年的生命。即使是现在,他仍然生活在贫困中。已故的法官巴德鲁丁·蒂艾布吉也是其中的一人,他通过国大党播下了自治的种子。同样,在孟加拉、马德拉斯、旁遮普等其他地方,都有热爱印度的人和国大党成员,其中有印度人,也有英国人。
读者:且慢,且慢,你扯得太远了,你偏离了我的问题。我问你印度自治,你却在这里跟我说外国统治。我不想听到英国人的名字,你却一再对我提到他们。这样的话,我看咱们是说不到一块儿去了。要是你能把话题集中在自治问题上,我很乐意听。谈论任何其他方面的事情,我都不会满意。
编辑:你不耐烦了。我可不能不耐烦。如果你能忍耐我一会儿,我想你将发现,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你会得到想要的答案。要记住那句古老的格言:树木不是一天可以长成的。你打断我的话,也不愿听那些希望印度好的人们的事情,这就显示了自治还很遥远,至少就你而言是这样。假如我们有很多像你这样的人,就永远不会有任何进展。我的这种想法值得你注意。
读者:我觉得你东拉西扯说个不停,不过是想回避我的论点而已。那些你认为是希望印度好的人,在我看来并非如此。我为什么要听信你有关他们的话呢?你心目中的那位国父,究竟为这个国家做了些什么?他竟然说英国的总督会公正处事,我们应该和他们合作。
编辑:我必须礼貌地告诉你,你用不恭敬的语言谈论那位伟大的人物,真是我们的耻辱。看看他做的事情,他一生都在为印度服务。我们现在知道的事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正是令人尊敬的达达拜先生使我们知道了英国人在榨取我们的血汗,这与他现在仍然信任英国人又有什么关系?难道我们年轻气盛,准备再前进一步,就应当减少一些对达达拜的尊敬吗?我们在这方面难道比他还聪明吗?不把我们赖以登高的楼梯一脚踢开,这是智慧的标志。抽掉任何一级楼梯,整个楼梯就会坍塌。我们从婴儿成长为青年人之后,并没有瞧不起婴儿。相反,我们充满感情地回忆幼年的时光。经过多年的学习,我从老师那里学到某些东西。如果我能在老师的基础上有所进步,人们并不会认为我比老师还聪明。老师永远会受到我的尊敬。“伟大的印度长者”正是这样一位老师。我们必须承认他是民族主义的创始人。
读者:你说得很好。现在我明白了我们应该尊敬达达拜先生。没有他以及和他一样的人,我们大概就不会有那种激励我们的精神。但对于戈克利教授怎么能这么说呢?他认为自己是英国人的好朋友,他说在谈论自治之前我们必须大量地向英国人学习,必须学习他们的政治智慧。我厌烦听他的演讲。
编辑:你的厌烦暴露出你的急躁。我们认为,那些不满父母行事缓慢、因父母不能跟孩子一道奔跑而感到怒气冲冲的人,是对父母的不尊重。戈克利教授就像一位家长。如果他不能和我们一起奔跑,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渴望获得自治的国家不能蔑视她的先辈。如果我们缺乏对长辈的尊重,我们将变得毫无用处。只有思想成熟的人才能管束自己,那些行事鲁莽急躁的人则不能。况且,有多少印度人像戈克利教授那样,把自己奉献给了印度的教育事业?我坚信无论戈克利教授做什么,他的动机都是纯洁无瑕的,他想为印度服务。他为祖国献身的精神如此强烈,以至在必要的情况下,他愿意献出他的生命。他无论说什么,都不是为了阿谀奉承任何人,而是因为他相信他说的话是真实的。因此,我们对他应该怀有最崇高的敬意。
读者:难道我们在每个方面都要追随他吗?
编辑: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如果我们有意地与他观点相左,这位博学的教授会劝导我们听从良心的命令,而不是追随他。我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诋毁他的工作,而是要相信他比我们无限伟大,相信与他为印度所做的好事相比,我们的作为无限渺小。有几份报纸发表对他不尊重的文章,我们有义务反驳这样的文章。我们应该认为,像戈克利教授这样的人是印度自治思想的支柱。说别人的想法都是不好的,只有自己的想法才是好的,说那些跟我们观点不一样的人都是这个国家的敌人,这是一种坏习惯。
读者:我现在开始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会再去好好想一想。不过我还是无法理解你关于休姆先生和威廉·维德柏恩先生的说法。
编辑:相同的规则适用于印度人,也适用于英国人。有人说,所有的英国人都是坏人。我永远也不能认同这种说法。有许多英国人希望印度自治。不错,英国人是比其他人更自私些,但这并不证明每位英国人都是坏人。我们追求公正,就应该对别人公正。威廉爵士对印度没有恶意,对我们来说这就足够了。随着我们继续深入探讨,你会看到,如果我们秉公而行,印度就会早一些获得自由。另外你也会看到,假如我们把每个英国人都当作敌人而拒之门外,自治将会被推迟。但如果我们公正对待他们,在向目标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会得到他们的支持。
读者:目前,在我看来你说的这一切都是胡言乱语。英国人的支持和获得自治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件事。英国人怎么会容忍我们自治?但我还不想让你马上解答这个问题,把时间花在这上面是无益的。假如你说明了我们怎样才能获得自治,或许我才能理解你的观点。你谈论英国的帮助,就让我认为你立场偏向了一方。因此,我恳求你不要再继续谈论这个话题了。
编辑:我不希望这样做。你对我有偏见,这不值得我过分焦虑。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说些不中听的事情是有好处的。耐心地消除你的偏见是我的责任。
读者:我喜欢你最后一句话。它使我有勇气说出我想说的话。有件事情仍使我感到困惑。我不明白国大党如何奠定了自治的基础。
编辑: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吧。国大党把印度各地的人民团聚到一起,让我们对民族意识变得热心起来。政府先前一直不喜欢它。国大党总是坚持国家应当控制收支。国大党一直希望有加拿大模式的自治。无论我们是否能得到那样的自治,无论我们是否期望那样的自治,无论是否存在一种更好的自治,这都是另外的问题。我要说明的是,国大党给了我们一个自治的预言,剥夺国大党的这份荣誉是不妥当的。对我们而言,这么做不仅不知感恩,还会阻碍我们实现目标。如果把国大党看作是有碍我们民族发展的机构,会使我们难以利用这个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