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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H.科尔先生提出了下述难题：“当德国和意大利空军屠杀西班牙人民的时候，当日本空军正在屠戮数以千计的中国城市的时候，当德国陆军挺进奥地利并威胁要挺进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当阿比西尼亚遭到血腥轰炸而惨败的时候，还能这样说吗？两年多之前，我相信我本人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和导致死亡的暴力。但是直至今天，我仍然痛恨战争，但我会冒战争之险来阻止这些恐怖。”接下来的句子清楚地表明，他内心的斗争是多么尖锐：“我会冒战争之险；然而，即使现在，一想到要杀死一个人，我的潜意识就会恐惧地退缩回去。就个人而言，我宁死也不杀人。但是，宁愿杀人而不死亡难道不是我的责任吗？甘地也许会回答说，已经取得个人自治的人不会面临这样的两难境地。我不能说我已经取得了个人自治，但是我不信我在欧洲会不时面临这样的两难境地，即使我面临这样的两难境地，也不会那么焦虑。”
G.D.H.科尔先生提到的这些情况是对人们信念的检验，虽然甘地还没有完全取得个人自治，但是他已经不止一次地给出了答案。他之所以还没有完全取得个人自治，原因很简单，只要他的同胞被剥夺了自治，那么对他来说自治就不完善。但是，他以信念为生，提到意大利或日本的兽行，非暴力的信念并没有开始动摇。因为，暴力导致暴力的结果，一旦你开始这一游戏，就不会终结。菲利普·芒福德在《战争阻止者》中，如此回答了一位迫切要求代表中国采取行动的中国朋友：
“你的敌人是日本政府，而不是日本农民和士兵。这些农民和士兵非常不幸，没有接受过教育，他们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他们打仗。但是，如果你采用一般军事方法保卫你的国家，那么你所杀戮的必然是这些无辜的人，他们不是你真正的敌人。如果中国通过甘地在印度所使用的非暴力策略来努力保卫自己，而不是照搬欧洲的军事方法，那么我敢说，中国会取得更大的成功，事实上非暴力策略与中国伟大的哲学思想更一致。当然，中国给全人类树立了一个典范，中国人是地球上最和平的人，他们在历史上比任何喜欢战争的民族都更长久地保存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文明。请不要认为我们不尊敬那些为保卫他们的国家而战的勇敢的中国人。我们尊敬他们的牺牲，承认他们所持的原则与我们不同。然而，我们认为，杀戮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邪恶，杀戮不可能带来美好。和平主义不会使你摆脱所有痛苦，但是从长远来看，我相信它是一个比你一切战斗力量更有效的反抗未来征服者的武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会使你们民族的理想长存。”
艾琳·拉斯邦女士提出了相似的问题：“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圣人，有谁能够忍心宁可舍弃小孩性命，也不向暴君低头和否认自己的良心？甘地没有回答这一问题，他甚至没有提出这一问题。基督更清楚这一问题，他这样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基督对我们的帮助比甘地对我们的帮助更大。”我认为基督的话表达的只是他的愤怒，所提出的行动并不是通过另一个人对冒犯者实施惩罚，而是他对自己实施惩罚。而且，艾琳·拉斯邦女士难道能够肯定，通过使用她所认为的基督的方法，她能够拯救这个孩子吗？她认为甘地没有提出这一问题，她的想法是错误的。他不但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重点回答了这一问题，正如一千三百年前那些不朽的穆斯林先烈在行动中提出与回答过的一样，这些先烈忍受了妇女和儿童饥渴而死的痛苦，也不向暴君低头和否认自己的良心。因为，向暴君低头和否认自己的良心，就会鼓励暴君犯下新的暴行。
但是，即使是艾琳·拉斯邦女士，也将《印度自治》称为“一本令人震撼的书”，并说由此她发现“我被这本书无与伦比的诚实所震撼，开始追求自己的诚实。我会请求人们阅读这本书”。
《雅利安之路》的编辑通过发行他们的《印度自治》专刊，为和平与非暴力事业做出了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