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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本书的评论，另一个令人赞赏的共同特点是，评论者认为甘地莫须有地谴责机器。约翰·米德尔顿·默里说：“在他的极力主张中，他忘记了他喜爱的纺车本身也是机器，而且是人造的。根据他的原则，纺车应该被抛弃。”C.德莱斯勒·伯恩斯教授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哲学错误。它意味着，我们要将任何可能被滥用的机器视为道德邪恶。但是，就连纺车都是机器，架在鼻子上的眼镜也是‘身体’视力的机器，犁是机器，而早期的抽水机器本身只是人类一万年来努力改善其生活的工具。任何机器都可能被滥用，但是即使如此，根源也在于滥用机器的人道德邪恶，而不在于机器本身。”我必须承认，“在他的极力主张中”，关于机器甘地使用了相当不雅的语言，如果他修订这本书的话，会进行改动。因为我相信，甘地会接受我这里所引用的所有评论，而且他从未将使用机器的人的道德品性归之于机器。因此，1924年，他使用的语言使人想起了我刚引用过的两位作家的话。我将重述一下发生在德里的一段对话。在回答他是否反对所有机器的问题时，甘地说：
“当我知道，就连我们的身体都是一台非常复杂的机器时，我怎么可能反对所有机器呢？我反对的是对机器的狂热，而不是机器本身。人们一直在‘节省劳动力’，直到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工作，被抛到街头饿死。我希望节省时间和劳动力；不是为一小部分人，而是为所有人。我希望财富不要在少数人手中，而是在所有人手中。今天，机器只是帮助少数人压迫千百万人。它背后的动力不是节省劳动力的慈爱，而是贪婪。我不遗余力地反对的，就是这一本质。最重要的考虑是人，机器不应该使人的四肢退化。例如，我会进行明智的保留。以辛格缝纫机为例，它是人类发明的为数不多的有用之物之一，而且这台机器本身是一个传奇。”
“但是，”提问者说，“必须有生产这些缝纫机的工厂，而且工厂必须容纳普通型的电力驱动机器。”
“是的，”甘地回答说，“但是，我是一个十足的社会主义者，我可以告诉你，这些工厂应该国有化，由国家控制。节省个人劳动力应该成为目标，而不应该以人类的贪婪为动机。例如，我会随时欢迎能够使弯曲的纺锤变直的机器。这并不是说，铁匠将停止制造纺锤，他们将继续提供纺锤，但是当纺锤坏了的时候，每个纺织工将有一台机器使其变直。因此，用爱取代贪婪，一切都会正确。”
“但是，”提问者说，“如果你保留了辛格缝纫机和你的纺锤，那么这些保留还有尽头吗？”
“一旦它们不再有助于个人，并侵犯了他的个性，就不保留了。不应该允许机器削弱人的四肢。”
“但是，理想地说，难道你不会排斥所有的机器吗？当你保留缝纫机时，你将不得不保留自行车、汽车等等。”
“不，我不会，”他说，“因为它们没有满足人的任何基本需求，因为用汽车快速行进不是人的基本需求。相反，针正好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是基本需求。”
但是，他补充说：“理想地说，我会排斥所有机器，甚至就像我会摒弃我的肉体一样，肉体无助于解脱
，无助于追求灵魂的绝对解放。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会摒弃所有机器，但是机器将会保留下来，因为正像肉体一样，它们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我告诉你的，肉体本身是最纯洁的机器；但是如果它妨碍了灵魂的最高提升，就必须摒弃它。”
我认为，没有哪个批评家与这一立场有本质的对立。机器与肉体一样，如果它能够且只有在它能够促进灵魂成长的情况下，它才有用。
同样，关于西方文明，G.D.H.科尔先生反驳“西方文明必然与人的灵魂相悖”这一命题：“我要说，西班牙和阿比西尼亚
的恐怖，笼罩着我们挥之不去的恐惧，潜在的充盈丰足中的匮乏赤贫，这些都是我们西方文明的弊端，严重的弊端，但这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精髓。我并不是说我们要修复这种文明，也不认为西方文明已经不可修复，但它并未完全否认人类灵魂所需要的东西。”的确如此，甘地所指出的弊端并非内在固有的弊端，而是其发展趋势的弊端，甘地书中的目标在于对比印度文明的发展趋势和西方文明的发展趋势。甘地会完全同意G.D.H.科尔先生的话，西方文明并非不可修复，西方需要西方式的“自治”，西方自治应该由“他们自己的大师级的领袖来构想，就像甘地一样，但是必须是西方式的大师，而不是甘地式的或印度式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