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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利安之路》杂志的《印度自治》专刊是一本构思独特、运作成功的出版物。它的出版主要归功于那位天赋禀异的姐妹索菲亚·瓦迪阿夫人
，她将《印度自治》送给许多国外朋友，并邀请其中最著名的人士发表他们对该书的看法。她就这本书撰写了几篇专文，并在这本书中看到了未来印度的希望，但是她想让欧洲思想家和作家表达他们的看法，谈谈这本书所具有的能够帮助欧洲摆脱困境的潜力，因此，她构想了这一计划。结果令人鼓舞。这本专刊刊登了索迪教授、G.D.H.科尔
、C.德莱斯勒·伯恩斯
、约翰·米德尔顿·默里
、J.D.贝尔斯弗德
、休·福塞特
、克劳德·霍顿
、杰拉尔德·赫德
、艾琳·拉斯邦
的文章。这些人中有些显然是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这本专刊刊登了非和平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作家的文章，那么它会是什么样子？这些文章编排很精当，“前面文章中提出的批评和反对，在后面的文章中基本上做了答复”。但是，也有一两个批评是所有作者都提出来的，值得在这里做一思考。有些问题，值得密切关注。例如，索迪教授说，他刚从印度访问回来，从外表上看不出本书所主张的学说在印度取得了任何可观的成功。他言之有理。同样言之有理的是，G.D.H.科尔认为，虽然甘地“在纯粹个人意义上做到了自治”，但是，“他从未令人满意地解决另一个问题，即找到协作的途径，跨越人与人之间的鸿沟，跨越独自行动与帮助他人依据其权利行动的鸿沟，包括与他们一起行动并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即做到自己与他人合一，能够并且必须关心、批评和重视他人”。亦如约翰·米德尔顿·默里所说，“当非暴力作为一种纯粹的政治施压的方法的时候”，当“非暴力不得已而求其次时还是真正的非暴力吗”的问题出现的时候，“非暴力的效力很快就枯竭了”。
但是，整个过程是一个延绵不绝的发展过程。在为目标而不懈努力的时候，人们也在为完善手段而努力。几百年前，非暴力和爱的原则得到了佛祖和基督的阐释。数百年来，个别人在清晰的小事情上运用了这一原则。正如人们所承认的，而且也如杰拉尔德·赫德所指出的：“甘地先生的试验引起了世界范围内长久不衰的兴趣，原因在于以下事实，即他试图在可以被称为大规模或全国性规模上运用这一原则。”这一运用困难重重，不言自明，但是，甘地相信这些困难并非难以克服。这一试验在1921年的印度似乎成为不可能，不得不半途而废，但是当时不可能的事到了1930年成为可能。即使现在，人们常常提到这个问题：“什么是非暴力手段？”需要长期的实践，才能赋予这个词标准化的含义和内容。但是，该手段就是自我纯洁，再自我纯洁。西方思想家往往看不到这一点，即非暴力的根本条件是爱，没有纯洁的身心就不可能有纯洁无私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