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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位普通的经济学家，对于上面所提到的问题，都可能做出如下简短的回答：
“诚然，人际感情的和谐发展会带来某些一般性的好处，但经济学家从来不考虑这些好处。我们的科学只是发财致富的科学。即使经济学原则错了，人们从经验中也能发现它们在实践中有效。遵守经济学原则的人成为富人，违背它们的是穷人。欧洲的每位资本家都遵守我们的科学定律，财运亨通。你想用逻辑方法反对既成的事实是徒劳的。商人从经验中知道钱是怎样挣来的，又是怎样损失掉的。”
请原谅我。商人确实挣钱，但他们不知道可以用公正的手段赚钱，或者不知道他们的赢利可以贡献给民族的福利事业。他们几乎不理解“富裕”的含义。至少，如果他们有点了解的话，就应该知道它不是一个相对的词，它不是“贫穷”的反义词，不像“北极”是“南极”的反义词那样。人们写文章宣传，好像遵守某些科学规则，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富人。其实富裕具有一种类似电流的作用，只有通过不平等或它自身的负极才能达到目的。由于邻居身无分文，你口袋里的几毛钱才有分量；如果他不需要，几毛钱对你没有多大用处。金钱产生的力量完全依赖于他对钱的需要程度。因而，在一般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家眼里，保持自己富有的诀窍，必然也是保持邻居穷困的诀窍。
我希望读者清楚地理解两种经济的差异——也就是“政治”经济和“重商”经济的差异。
政治经济学只在于，在最佳时间和地点生产、储藏和分配有用或合意的商品。农民在适当的时间割草，建筑工人用精心调和的灰浆砌砖，家庭主妇护理客厅里的家具并确保厨房不致浪费，他们都是真正和最终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家，不断地为本民族增加财富和安康。
但是，重商经济学意味着对他人劳动的合法占有或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中，这种占有意味着一方的贫困与负债，以及另一方的富有与权力。
在文明的国家里，活跃人物一般把富裕看作这类商业财富，估计财产时，他们只计算从拥有的马匹和田地中能赚得多少钱，而不是购买马匹和田地需要支付多少钱。
地产对于占有者没有什么用处，除非他在拥有地产的同时也拥有对劳动者的支配权。假设某人有一大片丰饶的庄园，其砂层中富含金子，还有无数的牛群、房子、花园和仓库。但是假设一下，他得不到仆人会怎么样？为了使他能够得到仆人，他的邻居中必须有人非常贫穷并需要他的金子或硬币。假设没有人需要金子或硬币，他就得不到仆人。因而他必须自己烤面包、自己做衣服、自己耕地、自己放牧。金子对他的用处就像庄园里的黄色卵石一样。他的储藏品一定会烂掉，因为他用不完。他能吃下的食物不比别人多，穿的衣服也不比别人多。只是为了得到普通的舒适，他都必须过着艰辛的生活，从事体力劳动。
我推测，最贪婪的人也不太喜欢接受这种意义上的富裕。在富裕的名义下，人们真正渴求的东西，本质上是拥有支配他人的权力；简单地说，就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占有仆人、商人和艺术家劳动的权力。当然，这种财富的权力大小与雇员的贫穷程度成正比，与像我们一样富有的人和不讨价还价的人的人数成反比。如果一位贫穷的音乐家靠卖唱维持生计，哪怕愿意付钱的听众只有一位，他都愿意唱。但如果有两三位听众，他就只愿意为付钱最多的听众唱歌。因此，在通常意义上，变“富”的艺术不仅是为我们自己积累更多钱财的艺术，而且是设法使我们的邻居拥有更少财富的艺术。准确地说，它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确立最大限度的不平等的艺术”。
有人认为这种不平等是必要的、有益的，这种假设是轻率而荒唐的，其根源在于绝大部分流行的经济学的欺骗性。不平等是否有益首先取决于形成不平等的方式，其次是利用不平等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果财富的不平等是通过不公正的方式形成的，那么在它形成过程中肯定有损于民族利益；如果财富的不平等得到不公正的引导，在它存在过程中对民族利益的损害就会更大。如果财富的不平等是通过公正的方式形成的，在它形成过程中就会有利于民族利益；如果财富的不平等利用得当，在它存在过程中就会使民族更加受益。
因此，国家的财富循环就像人体中的血液循环。人在兴奋或锻炼身体的时候，血液流动加快；羞怯或发烧，也会令血液流动加速。前一种情况，体内充盈着温暖与生机；后一种情况，则逐渐变得腐化。
另外，就像病变血液局部淤积会导致整个健康系统受损一样，富人的病变局部活动最终会导致国家资源削弱。
假定两位水手因船只失事流落到无人居住的海岸，他们不得不靠自己劳动来度过几年的光阴。
如果他俩身体健康，坚持不懈地劳动，并友好相处，他们会盖起一间房子，不久还会拥有一些耕地和以备将来所用的储藏品，所有这一切都是真正的财富或财产。假定两人付出了同样的辛劳，那么他们拥有平等地分享或使用财产的权利。他们的政治经济学仅限于认真保管和公平地分配这些财产。
然而一段时间以后，也许某个人不满意他们共同耕耘的结果，于是他们一致同意把土地平分，从此以后每人只管自家的地，并靠它生存。假定在做出这样的安排之后其中一人病倒了，关键时刻不能在地里干活——比如播种或丰收时节。他自然会请另一个帮忙播种或收割。
这时候，他的同伴可能会十分公正地说：“我愿额外为你劳动，但如果我做的话，你必须答应下一次为我付出等量的劳动。我会计算在你的地里劳动了几个小时，你要给我一个书面保证，无论何时我需要你的帮助，你都要欣然答应，为我干活的时间和我为你干活的时间一样。”
假定生病的人病情不见好转，几年中，在各种情况下，他只能请同伴帮忙，每一次他都书面保证，一旦他能干活，就按照同伴的指示，偿还同伴付出的劳动时间。
当这位病人终于能够重新劳动，两个人的处境会怎么样？
如果把这两个人当作一个“城市”或国家，他们就比以前更穷了。因为病人在生病期间不能干活。而需求的扩大使他的同伴辛勤地苦干，但最终因投入自己田地的时间太少，田地收成欠佳。这样两个人加在一起的财产减少，少于两人都身强体壮时的财产。
双方所处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位病人不仅未能在今后的几年中偿还所欠的劳动，而且吃光了他自己的那份储藏品，结果靠同伴的食物维生，为此他只得保证付出更多的劳动来“偿还”。
假定书面保证完全生效，一直在为两个人同时工作的那个人——如果他选择这样做的话——现在可以彻底休息，整日游手好闲，不仅强迫他的同伴履行以前所欠的劳动，而且要求同伴履行付出更多劳动的承诺，由他来任意支配，以偿还先前供应的伙食。
这种安排也许不存在丝毫的违法（通常意义上的违法）。但是，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处于高级阶段的这个时候，如果一个陌生人来到海岸，就会发现一个人商业性地富裕，另一个人商业性地贫穷。他不无惊讶地看到，一个人无所事事地打发日子，另一个人为两人的生活辛苦劳动，这位穷人生活俭朴，期盼着不久的将来恢复他的独立地位。
我想让读者特别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重商的财富在于对劳动的占有，真正的财富在于对实际财富的占有；重商的财富的形成在政治上意味着真正的财富的减少。
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和一般的经商过程更吻合。假定有三个人而不是两个人，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孤立的共和国，为了耕种毫不相连的几块土地，他们被迫分开：每一个农庄提供某种物产，每一个农庄需要另一个农庄出产的东西。假定第三个人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负责把产品从一个农庄运到另一个农庄，条件是每成交一个产品包裹，他获取一份收益。
如果这位运货员总是把急需的产品从一处运往另一处，从不耽搁，两个农庄的经营越来越红火，这个小小的共同体极有可能获得丰产或生活富足。但假设农庄主之间没有交往，必须通过一个运输代理人，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代理人开始囤积某些产品，这些产品是农庄主出于对他的信任交给他的。等到产品紧缺时，他才向一方或另一方索取大量交换品，痛苦万状的农庄主为了得到其他的产品不得不用自己的产品来交换。我们很容易觉察到他的投机，他占有两个农庄的绝大部分剩余产品。最终，一年的产品紧缺后，他买下了这两个农庄。此后，农庄的所有者变成了他的劳动力或仆人。
这种获取商业财富的方式完全符合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准确的原理。但这个例子也表明，国家的财富或三个人组成的社会所具有的集体财富减少了，少于商人正当地谋取利润时，大家共同拥有的财富。两位农夫的经营受到极大的制约；他们在关键时刻所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长期为生存而挣扎使他们丧失了勇气，所有这些必然降低他们的劳动效果；那位商人所囤积的产品与他诚实从业所积累的产品不会等值，如果他诚实从业，那两位农夫和他自己的仓库本该都装满产品。
因此，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利益，还要考虑国家财富的多少，这个问题最终成为一个抽象正义的问题。已获财富的真正价值取决于它所拥有的道德属性。任何商业财富的积累，一方面是诚实的产业、革新的能量和生产的智谋的标志，另一方面是极度的奢侈、残酷的暴政和毁灭性的诈骗的标志。
而且，这些不仅仅是财富的道德属性，如果追求财富的人愿意的话可以鄙视这些道德属性，它们的确也是财富的物质属性，贬低或提高了财富的货币意义。一笔钱财是在积累过程中创造了十倍于本金的效果，而另一笔钱财在积累过程中则产生了毁灭十倍本金的效果。
因此，那种认为可以不顾道德而为人们提供财富获取指南的想法，也许是通过不道德行为骗人的把戏中最蛮横无理、枉费心机的。就我所知，在人类历史的记录中，没有什么东西像现代思想那样有辱人类智商，这种现代思想认为：“以最低价格买进，以最高价格出售”的商业文本代表国民经济的有效原则。以最低市场价格买进？——是的，但怎样使价格低廉？一场大火后，你屋顶上的烧焦木炭也许很便宜；一次地震后，你家附近街道上的砖头也许很便宜，但是火灾和地震不会给国家带来好处。以最高价格出售？——是的，真的，但怎样使价格昂贵？今天你的面包销售兴旺，你是卖给了一位濒临死亡的人，他就剩下了最后一个铜板并且再也不需要面包了，还是卖给了一位富人，明天他迫在眉睫地要买下你的农场，或者卖给了一位士兵，他正准备抢劫你存款的银行。
这些事情你都不可能知道。你能知道的唯有一件事，即你的买卖是否公正和诚信，这就是你所需要考虑的一切，这样你就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最终没有为这个世上的抢劫或死亡添砖加瓦。
这就说明金钱的主要价值在于对人类的影响力，没有这种力量，占有大量的物质财富毫无意义。对个人来讲，相对而言没有必要拥有这种影响力。但是，对人类的影响力可以通过金钱之外的其他途径获得。
在这种道德力量中有一种无形的货币价值，真实得就像流通中的货币一样。手中握有无形金子的人能比炫耀金条的人做出更多的事情。
更进一步，既然财富的本质在于对人的支配力量，如果表面上的财富丧失了这种力量，它就不再是财富了。近来在英国，人们似乎不再相信，我们凌驾于他人的权威是绝对的。
最后，既然财富的本质在于对人们的影响力，那么难道不会得出结论，财富使人越高尚并且人数越多，财富的影响力也就越大？也许我们在深思之后会明白，人本身才是财富，而不是金子和银子。财富的真实特性是紫红色的，不是在岩石里，而是在血肉里。所有财富的最终结局是尽可能多地使人精神饱满、两眼炯炯有神，并且幸福欢乐。在某个遥远的未来，我们还无法想象的时刻，我甚至梦想英国不再用高康达
的钻石装饰她奴隶的头巾，不再卖弄她的物质财富，作为基督教国家的英国，也许最终能具备一位非基督徒的美德和珍宝，带领她的儿女们高唱：
“这些才是我的珠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