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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饱受各种谬见的欺骗，可能最大也最不值得称道的欺骗是现代经济，它建立在唯利是图的基础上，不顾及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当然，就像其他谬见一样，政治经济学有个貌似合理的基本假说。经济学家说：“在人的天性中，人际感情是一种偶然的干扰因素，但对进步的贪婪和渴望却是恒常不变的。让我们排除变化的因素，只把人当作挣钱的机器，以此考察为了最大限度地积累财富，怎样制定关于劳动力、购买和销售的定律，一旦这些定律确定后，每个人自行选择引进多少感情的干扰因素。”
先考虑主要因素，再引入性质相同的次要因素，这是一种逻辑分析方法。假设一个运动物体受到恒力和变力的影响，如果要研究它的运动轨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考虑恒力的作用，再考虑变力的作用。但在社会问题中，干扰的因素和不变的因素性质不同，当把干扰因素加进去时，就改变了被考察生物体的本性。它们的作用不是数学的，而是化学的。引入的附加条件致使先前的知识失效。
我不怀疑人们所接受的科学结论，我只是对科学不感兴趣，就像我对体操这项运动不感兴趣一样。它假设人没有骨架，在这个前提下，使学习者蜷成一小团，或使他们平展如蛋糕，或使他们伸屈如缆绳，当达到这种效果时，他们的骨骼已被扭曲成不同的样子。推理也许无懈可击，结论也是真实的，但在应用过程中科学的缺陷会暴露出来。现代政治经济学建立的基础也是这样。它想象人只有身体，而不考虑有心灵，据此推导出它的定律。这样的定律怎么能适用于人？人的行为主要受心灵的支配。
政治经济学根本不是科学。当工人们罢工时，我们看到它是多么的一筹莫展。厂长持一种观点，而工人持另一种观点，政治经济学无法使两者统一。反复争论厂长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并不冲突，结果是白费力气。事实上为了利益，人们并不总是对立冲突的。如果房间里只有一块干面包片，母亲和孩子们正在挨饿，则他们的利益不相同。如果母亲吃了干面包片，孩子们就没吃的；如果孩子们吃了，母亲就得饿着肚子去上班。即使这样也不能说他们之间有冲突，不能说他们会为了面包片打架，或因为母亲强壮，抢过面包片吃了。同样，我们不能假定由于人们的利益不同，一些人会对另一些人充满敌意，使用暴力或阴谋诡计去获利。
即使我们认为人的道德驱动和老鼠或猪的道德驱动是一样的，也绝不能说明雇主的利益和雇员的利益要么完全相同，要么截然对立；因为根据具体的情况，有可能两者兼备。的确双方的目的都是顺利按时地完成任务，从中获得公平的价钱，但是在利益的分配中，一方的收益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另一方的损失。付给工人极低的报酬，使他们贫病交加，这不符合厂长的利益；而付给工人高薪，以致厂长的利润太少，影响工厂安全而宽松的管理，这也违背了工人的利益。一个锅炉工不应企望太高的工资，以致公司太穷没有钱来维修锅炉。
企图从利益的权衡推导人的行为规范是徒劳的，所有这些努力都是白费力气。人类的行为从来不是靠利益的权衡来规范的，只能靠公正。权衡利益的一切努力将永远付之东流。在任何特定的行为方式中，没有人能够知道自己或他人的最终结果是什么。但每个人也许都知道，并且绝大多数人肯定知道什么是公正的行为，什么不是。所有人也许都明白公正的结果对自己和他人都具有终极的好处，尽管我们既说不出什么是终极的好处，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实现。
我说的公正包含感情——这种感情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感激之情。雇主和雇员的正确关系最终要依靠感情来建立。我们以家庭里的仆人为例加以说明。
假设男主人想方设法地让仆人多干活，但没有超出所付工资的范围。他从不允许仆人无所事事，但他给仆人提供的食宿条件恶劣到几乎难以忍受的地步。从男主人的角度来看，他没有违背通常所说的“公正”。他和仆人就整个工作时间和服务内容达成协议，他是在依据协议办事。他按照邻居对待仆人的最低标准对待他们。如果仆人可以找到另一个更好的地方，他可以另谋高就。
这个例子反映出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门科学的学者声称，这种做事的方式使主人得到仆人的最佳服务，因此对群体有极大的好处，通过群体也能使仆人自己受益。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这么考虑好像仆人是个发动机，它的动力来自蒸汽、磁力等可计算的力。恰恰相反，仆人是用心灵作动力的发动机。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心灵的力量进入经济学家的方程中，使他们推导的每一个结论都落空。最繁重的工作不是由这种古怪的发动机为了工资或迫于压力完成的。只能是当人的动力，即人的意志或精神，被自己适当的燃料推动时才可能做到，这种适当的燃料就是感情，它具有最大的效能。
如果主人是一位明智和精力旺盛的人，仆人迫于压力能经常完成大量的工作，这的确是常见的事情。同样常见的是，如果主人是一位闲散和软弱的人，仆人做事就会常常偷工减料。但是普遍的规律是，假定主仆都是明智而精力旺盛的人，则完成最繁重的劳动不是出自主仆的相互对立，而是出自对对方的感情。
虽然宽容经常被滥用，热心待人却遭到忘恩负义的回报，但这条法则的真实性却丝毫没有减弱。因为如果善待仆人他却不知感恩，这样的仆人如果粗暴对待的话，他就会报仇，对慷慨的主人不忠诚的仆人，肯定会伤害一位不公正的人。
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无私地对待他人都将得到最有效的回报。在此我把感情完全看作是一种动力，而不是某种可取的或崇高的东西。我把感情纯粹当作是一种打破陈规的力量，它们使普通的经济学家的每一种计算失效。当他们不考虑其他的动力和经济条件时，感情才成为一种真正的动力。比如你善待仆人，却算计着他该怎样报答你，那么你的善良理应得不到回报，也没有任何价值。但是如果你不抱有任何经济目的而善待仆人，所有的经济目的都将得到报偿。就像保全生命的人将会失去生命，失去生命的人将会得到生命。
另一个上下级关系的最简单的例子是团长和他手下的战士。
假设团长要求战士纪律严明是为了减少自己的麻烦，使得团队的作用最有效，那么他无论制定什么规章制度都无济于事。出于自私的目的不可能充分发挥部属的战斗力。但是如果团长与战士们建立起最直接的个人关系，他极其关心战士们的利益，十分珍惜他们的生命，那么出于对他个人感情和人格的信任，在他的领导下，战士们就能有效地发挥战斗力。这种战斗力达到的程度是任何其他方法不可企及的。当涉及的人数众多时，这种做法更有说服力：比如尽管战士们讨厌他们的首长，但在进攻中仍然常常能取胜，而对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除非战士们热爱他们的司令，否则的话胜利渺茫。
为了抢劫而聚集起来的一帮强盗（就像古代苏格兰高地的一个部落），他们完全受感情的驱使，每个人都愿意为了头领的生命而献身。但为了合法生产而聚集起来的一群人，通常不受这种感情的支配，没有人愿意为了老板的生命而捐躯。在一段确定的时间里，仆人或士兵的收入是固定的，但工人的收入却随着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变化。由于贸易的不稳定性，他随时可能失业。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发生任何具有感情的行为，只会爆发不满的抗议行为。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思考。
一、如何使工资的调整不受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二、如何在不增减劳动者人数的情况下保持他们的工资不变（无论贸易的状况如何），以便在他们从事的行业里给他们以稳定的收益，就像在一个家庭长期工作的仆人，或一位有团队精神的人，或在一个出色的军团中服务的士兵。
在人类所犯的错误中，一个令人奇怪的事实是，经济学家否认工资的调整可以不受劳动力需求影响的可能性。
我们并不用荷兰式拍卖
，出售我们的首相。生了病，我们不会咨询收费低于一点零五英镑的医生；有了官司，我们决不会想到把六至八便士减少到四至六便士；遇到大雨，我们不会找收费每英里不到十六便士的廉价出租司机。
最出色的劳动者的工资标准一直是恒定的，所有的劳动者的工资标准也应该是恒定的。
“什么！”读者可能会惊呼道：“好工人和差工人付酬一样？”
当然如此，无论牧师的好坏（你心灵的工作者），无论医生的好坏（你身体的工作者），你都心满意足地付给他们一样的费用；帮你盖房子的建筑工人，你也许会付费更多，无论他们是干得好的工人还是干得差的工人，你都心满意足地付给他们同样的工资。
“不对，我选择自己的医生，表明我对医生的水平有所要求。”你用各种方法挑选砌砖工人，干活出色的工人理应被“选中”。在正确的体系中，人们尊重所有的劳动，并付固定的工资，但好的工人受到雇用，差的工人被淘汰。而错误的体系却是以半价的工资雇用差的工人，以顶替好工人的位置，或者以不合理的低工资竞争工作岗位。
平等的工资是我们必须追求的第一个目标，第二个是保持雇用劳动者的人数不变，不管生产出来的商品需求量如何。
如果是临时性的工作，劳动者的工资有必要高于长期稳定的劳动者的收入。有长期稳定工作的人获得较低的固定工资。从长远来看，保持常规的工作既对劳动者有好处，也对老板有益，尽管老板因此无法牟取暴利，或不用承担巨大风险，或不能沉迷于投机生意。
由于战士准备为首长献身，因此他比普通劳动者更加荣耀。其实战士的职责不是去屠杀，而是在保护别人时牺牲自己。世人赞美战士，是因为他们奉献生命而为国家服务。
我们对律师、医生和牧师的尊重丝毫不低于对士兵的尊重，这完全是由于他们做出的自我牺牲。坐在法官席上，不论结果如何，律师都将力争审判公正。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医生都会细心照顾病人。同样，牧师教导他教区里的信徒，指引他们走上正路。
所有能够胜任这些所谓需要学问的职业
的人士，在公众心目中享有的地位高于商行的老板，人们总是觉得商人唯利是图，他的工作也许是社区不可缺少的部分，但人们认为他纯粹是为了个人。经商时，商人的首要目标一定是（公众相信）尽可能多地为自己谋利，尽可能少地为顾客谋利。公众通过政治法规把这种看法强加于商人，作为商人行为的必要原则；将这一原则赋予商人的同时，他们自己也相应地接受了这一原则，并宣称普遍的法则是买方绞尽脑汁降低价格，卖方不择手段地欺骗，然而，公众不自觉地指责商人成了他们自己所界定的那种人，并给商人永远打上了人格低劣的标签。
公众必须放弃这种做法。他们必将发现一种并非纯粹自私自利的商业。更确切地说，他们必须发现不曾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其他类型的商业；他们所谓的商业根本不是商业，而是欺诈。真正的商业，就像真正的布道或真正的战斗一样，需要具备随时自愿牺牲的思想；在责任感的驱使下，甘愿失去六个便士，甚至牺牲生命；市场就像布道坛一样需要它的殉道者；商业贸易就像战争一样需要它的英雄主义。
每一个文明的民族都存在五种重要的专门职业：
战士的职责是保卫国民；
牧师的职责是教导国民；
医生的职责是保持国民的健康；
律师的职责是为国民伸张正义；
商人的职责是为国民供应产品。
所有这些人的义务是为了忠于职责可以献出生命。实际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死去的人，不懂得怎样活着。
注意，商人的职责是为国民供应产品。他的职责不是为了自己谋利，就像牧师的职责不是为了获取薪金一样。对于一位真正的牧师来说，薪金只是一种必要的附属品，而不是生活的目标。一位真正的医生，他的生活目标高于赚取出诊费。对于一位真正的商人来说，他的生活目标也不是挣钱。在这三种情况中，对于一位真正的人来说，他会不计报酬完成工作，甚至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或者对报酬嗤之以鼻；牧师的职责在于布道，医生的职责在于治病，商人的职责在于供货。也就是说，商人必须运用他的所有聪慧和精力供应优良的产品，并以最低的销售价格送往最需要的地方。
由于任何商品的生产都涉及许多人，商人在经营过程中比军官和牧师更直接地成为民众的上级和管理者，因此，引导民众生活的职责很大程度上就落在了商人的头上；他的职责不仅仅是生产最优良和最便宜的产品，而且要使各项生产工作最大程度地有利于雇员的利益。
商人的这两种职责，要求他们正确地发挥高度的才能，并学会忍耐、仁慈和机敏。他们一定要投入所有的精力，公正地履行职责，就像战士或医生一样，必要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他们必须遵守两项基本原则：一是兑现他们的各项承诺，二是保证他们提供的产品完美无缺。因此除了不违约、不弄虚作假、不牟取暴利、价格公平外，他们还要勇敢地承担因坚守这些原则而产生的痛苦、贫困或辛劳。
另外，在办公时间，商人是他所雇用雇员的管理者，他被赋予了父亲的权威和责任。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位受雇商业机构的年轻人脱离了家庭的影响，他的主管也就成了他的父亲。除此之外，他身边没有父亲能给予实际和经常的帮助。如果情形所迫，主管唯一公正地对待手下员工的方法是对他严加管束，无论他是员工还是自己的儿子。
设想一位护卫舰上的舰长不得不让自己的儿子当一名普通船员，他怎样对待儿子，就应该怎样对待手下的每一位船员。设想一位厂长，不得不让自己的儿子当一名普通的劳动者，他怎样对待儿子，就应该怎样对待手下的每一位劳动者。这才是经济学唯一有效的、真正的和实际的规则。
万一发生海难，船长应该是最后一位离开船的人。发生饥荒时，他要和船员分享最后一片面包。同样，发生商业危机时，厂长应该和工人共患难，甚至要比他手下的工人承受更多的痛苦。就像饥荒、海难或战争时期的父亲，愿意为了儿子牺牲自己。
这一切听上去很奇怪，然而其真正奇怪之处是，它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所有这一切在实际生活中都是恒久真实的，除此之外的信条则是不现实的，总是与全国人民生活的任何进步状况不符。目前我们这个民族所拥有的生活本身表明，一些意志坚定、信心充分的人否定灌输给大众的一些经济原则，这些迄今被接受的原则直接导致民族毁灭。关于毁灭的模式和形式，在下文中，我希望做进一步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