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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停地发表关于行为价值的判断。有些行为符合我们的标准，有些则不符合。对某种行为正确与否的判断和我们的利益无关。我们采纳独立的标准来进行评价，根据自己的想法和理解，对别人的行为做出判断。无论一个人对别人做了错事是否会影响我们，我们都会感到他犯了错误。有时我们对做错事的人心存怜悯，但尽管怜悯，仍会毫不迟疑地认为他的行为是错的。有时我们也会判断失误，不可能透彻地了解一个人的动机，可能误解了他。然而如果一个人的意图是清楚的话，评价他的行为并不困难，甚至当他的错误行为满足了我们的利益时，我们内心仍然会感觉他做错了。
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正确与否不仅和我们的自身利益无关，也和我们的自身愿望无关。道德和同情是有区别的。出于对孩子的同情，我们想给他某种东西，但如果这东西对孩子有危害，给予他就是不道德的。流露同情当然是好的，但若不考虑道德的约束，它就会转变成毒药。
道德法则是永恒不变的。人们的观念会改变，但道德不会变。我们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太阳，闭上眼睛就看不见。这里的变化来自我们的视觉，而不是太阳存在的事实。道德法则也是这样。在无知的状态中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道德，一旦知识的眼睛打开了，就不难看见它。一般人们极少单纯地关注事情的对错，他们经常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错误地把不道德说成道德。只有当人们摆脱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后，才会关注道德理想。道德文化目前还处于婴儿期，就像培根或达尔文诞生前的科学，当时的人们渴望知道什么是真理。迄今为止人们投身于寻找大自然的规律，如地球运动的规律等，却没有研究道德法则。哪里能找到这样的求知者？他们公正、耐心、刻苦，放弃早年的迷信观念，献身于寻找理想的善。当人们对道德的探索像对大自然的探索一样渴望时，就能把关于道德的不同观点归纳起来。道德观点不会像科学中存在的观点那么分散。然而，尽管我们可能永远不能形成关于道德法则的一致看法，但仍然可以明辨是非。
我们看到存在着像道德标准一样的某种东西，独立于人的愿望和观念，我们称之为道德法则。如果有政府的法律，为什么不能有道德法则？如果道德法则不由人制定，这也没有什么关系，的确它也不需要。如果我们假定或坚持道德法则存在，就有义务服从它，就像我们应该服从国家的法律一样。道德法则不同于政府的法律或者商业法，并且超越了它们。一个人也许会问：“如果我不服从商业法，维持贫困的现状有什么关系？”或者“如果我不服从政府法律，激起统治者的不满有什么关系？”但我绝对不会对任何人说：“我撒谎还是说真话有什么关系？”
道德法则和世俗的法律有着巨大的差别。道德存在于人的内心。就连做了坏事的人也会承认自己是不道德的。错误的绝对不会变成正确的。即使是卑鄙的人，他们不服从道德法则，可是也愿意显得很有道德的样子，口头上表示要服从道德法则。这就是道德的伟大力量。它不在乎习俗或者公众的意见。对于有道德的人来说，公众意见或习俗是一种束缚，除非它们与道德相符合。
道德法则从哪里来？它不是由政府制定的，因为不同政府制定的法律不同。许多人反对苏格拉底提出的道德，但世界仍然承认存在他提出的道德，并且还将永远存在下去。罗伯特·布朗宁说：“即使撒旦让仇恨和谎言成为这个世界的法则，公正、善良和真理也将是神圣的。”
由此得出结论，道德法则是至高无上的，并具有神圣性。
这样一种永恒的法则，大众或个人都不能够违背。就像人们说的，当猛烈的风暴终于到来，不道德的人一定会罪有应得，遭到毁灭。
亚述与巴比伦因为罪恶满盈而逐渐衰败。当罗马踏上邪恶之路，没有一位伟人可以拯救她。学识渊博的古希腊人，由于长期道德败坏，以致所有的艺术和哲学都沉寂了。法国大革命则为道义作战而成功，美国的情况也一样。善良的温德尔·菲利普斯曾说过：不道德即使被戴上桂冠也不会长久。神奇的道德法则为遵守它的人带来兴旺，为服从它的家庭带来庇护，为尊崇它的社会带来昌盛，为以德治国的民族带来自由、幸福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