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赴比勒陀里亚途中

不久我就接触了住在德班信奉基督教的印度人，认识了法院的译员保罗（Paul）先生，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还认识了当时在新教会倡办的学校里教书的苏班·戈夫莱（Subhan Godfrey）先生（已故），他是1924年访问印度的南非代表团成员詹姆斯·戈夫莱（James Godfrey）先生的父亲。大概也是在那时，我结识了帕西·罗斯敦吉（已故）和阿丹吉·米耶汗（Adamji Miyakhan，已故）。我与这几位朋友，当时除了做生意以外，并无往来，后来关系却日渐密切。关于他们的情况，之后我还会说到。

当我正在广交朋友的时候，这家商行接到了他们律师的一封信，说要为这个案子做些准备，还说阿卜杜拉先生应当亲自或者派一个代表去比勒陀里亚。

阿卜杜拉先生把这封信拿给我看，问我愿不愿意去比勒陀里亚。我说：“我要先从你这里弄清楚这案子，才能回复你。现在我还不明白我要去那里做什么。”他便叫他的几个职员向我说明这个案子的情况。开始研究这个案子时，我便觉得要从最基本的情况开始了解。在桑给巴尔岛的那几天，我曾到法庭见识了那里的工作。有一个帕西律师正在询问一个证人，问他账本里有关贷方和借方的问题，我却一点也不懂。我在学校里念书和留学英国的时候都没有学过记账，而我来南非要处理的案子，主要是关于账目的。只有懂得账目的人才能理解并解释其中的问题。那个职员滔滔不绝地谈论这个借方和那个贷方，我却越来越糊涂。我不懂P.Note是什么意思，词典里也查不到这个词，只好求教于那个职员，才知道原来P.Note是指期票。我买了一本有关记账的书，并加以学习研究，这倒给了我一些信心。我终于弄清了案情。我发现，阿卜杜拉先生虽然不会记账，可是他实践经验丰富，可以很快地解决记账过程中的复杂问题。我告诉他，我已准备好去比勒陀里亚了。

“你打算住在哪里？”他问道。

“听你安排吧。”我说道。

“那么我就写信给我们的律师，他会为你安排住处。我还可以写信给我那几个弥曼的朋友，不过我劝你不要和他们住在一起。我们的对手在比勒陀里亚有很大的势力。他们中只要有一个人看到我们的私人信件，就会对我们很不利。你越是与他们保持距离，对我们越有利。”

“你的律师叫我住哪我就住哪，或者我就找一个单独的住处，请你放心吧。没人会知道我们之间的秘密。不过我倒是想结识我们的对手，和他们交朋友。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试试在庭外解决这个案子。不管怎么说，铁布先生总归是你的亲戚。”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Tyeb HajiKhan Muhammad，已故）本来是阿卜杜拉先生的一个近亲。

我发现，提到这个案子也许可以私了，多少使阿卜杜拉先生有些震惊。然而我到德班已经六七天了，我们之间算是对彼此有些了解了。在他看来，我已经不再是一头“白象”了。所以他说：“那……好吧，能庭外和解再好不过了。不过我和他是亲戚，彼此都很清楚。铁布先生不是一个会轻易答应和解的人。只要我们在这方面有一点点粗心大意，他就会钻尽我们所有的空子，置我们于死地。所以你有任何打算，都请三思而后行。”

“关于这一点，你不必担心，”我说，“我不需要和铁布先生谈什么，也不需要和别人谈起这个案子。我只会建议他谅解，免得引起一场不必要的诉讼。”在德班停留了不过七八天我便离开了。他们给我订了一张头等厢车票，如果需要卧铺，通常要另付五先令。阿卜杜拉先生坚持要我订卧铺，但由于固执和骄傲，也为了节省那五个先令，我谢绝了。阿卜杜拉提醒我说：“小心点，这里不同于印度。我们还花得起这一点钱。你需要任何东西，都不要克扣、委屈自己。”我谢谢他的好意并叫他不必担心。

火车于晚上九时左右抵达纳塔尔的省会马利兹堡（Maritzburg）。通常这一站有卧铺供给。有个乘务员来问我要不要卧铺，我说：“不要了，我自己有铺位。”他便走了。可是接着来了一个乘客，他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番，见我是个“有色人种”，他颇感不满。于是他立刻走出去，回来时带来了一两个官员。一个官员对我说：“跟我来，你必须到货车厢里去。”其他人只是保持沉默。

“可是我有一张头等厢车票呀。”我说。

“那不算数，”另一个反驳道，“我告诉你，你必须到货车厢里去。”

“不，他们在德班就准许我坐这个车厢，现在我还要继续坐在这里。”

“不行，”那个官员说道，“你必须离开这个车厢，否则我只好叫警察赶你出去。”

“好，你去。我不会出去的。”

警察果然来了。他拽着我的手，把我推了出去。我的行李也被扔了出来。我不愿意到别的车厢去，火车就这么开走了。我到候车室里坐着，手里拿着我的提包，其他的行李就留在被扔出来的地方，铁路当局保管了它们。

当时正是冬天，南非的高地上更是寒冷刺骨。马利兹堡地势很高，自然是特别冷。我的外套在行李包里，但我不敢去拿，免得又遭到侮辱，所以我只能坐在那儿，瑟瑟发抖。候车室里没有灯。大概半夜的时候，有一个乘客进来，似乎想要和我讲话，但我没有心情。

我开始思考我的职责。我是应该为自己的权利斗争呢，还是干脆回印度，又或者对这侮辱泰然处之，赶到比勒陀里亚办完这个案子再回印度？没有完成自己的责任就跑回印度，这是懦弱的表现。我现在遭受的艰辛还只是外在的，它不过是种族歧视的一个严重病症罢了。如果可能的话，我应当设法把这病症根除，去体验过程中的艰辛。我所寻求的根除，是有必要完全消除这种种族歧视。

于是我决定搭下一班列车赶到比勒陀里亚。

第二天早晨我发了一封长电报给铁路局长，并且通知了阿卜杜拉先生，他立刻去见了那位局长。局长认为铁路当局的做法是正当的，但他告诉阿卜杜拉先生他已指示站长让他确保我平安抵达目的地。阿卜杜拉先生发电报给马利兹堡的印度商人和一些其他地方的朋友，请他们到车站接我并照顾我。那些商人接到我之后，讲述了他们遭遇的艰辛并以此安慰我。他们告诉我说，我所遇到的事情很常见。他们还说，印度人出门坐头等或二等车厢，就得准备遭受铁路官员和白人旅客的刁难。听着他们诉苦，那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后来夜班车到了，他们帮我订了一个床位。这一次我在马利兹堡买了卧铺票，没有像在德班那样固执己见。

于是，我坐火车到了查理斯镇。 n385L19a224ACQDJyomoXewzuWCYtpk3V/XGWm3s1HbrAHHWhsq8HeT6F+Q3xI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