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若干经历

纳塔尔的港口是德班（Durban），也称纳塔尔港。阿卜杜拉先生到码头上来接我。船靠码头的时候，许多人来船上接朋友，我看着那些人，发觉印度人并不怎么受人尊敬。我很清楚地看到那些认识阿卜杜拉先生的人对他都有一种藐视的神情，这使我们很难受，不过他却已经习惯了。那些望着我的人多多少少有些好奇，因为我的服装和别的印度人不同。我穿着长过两膝的大礼服，头上戴着头巾，有点类似孟加拉人戴的普格里 。

他们把我送到那家商行的住所，并安排给我一个单间，在阿卜杜拉先生隔壁。我们并不了解对方。他读着他弟弟让我带来的信件，更觉困惑。他以为他弟弟给他送来了一头“白象”。我的服装和起居看起来和欧洲人一样讲究，这使他颇为震惊。当时并没有可以专门让我做的工作。他们的案子正在德兰士瓦（Transvaal）筹备，立即送我过去没有什么意义。那么他要怎样才能相信我的能力和为人呢？他总不能到比勒陀里亚（Pretoria）去看我办事吧？被告都在比勒陀里亚，他还认为他们对我会有不好的影响。如果他们不放心把有关这案子的工作交给我，而其他的工作，别的职员能做得更好，还有什么可以让我做的呢？况且如果职员做错了事，还可以加以责备，如果我做错了，行吗？这么说来，要是和这个案子有关的工作不能交给我，我留下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阿卜杜拉先生其实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可是他阅历丰富，天资聪明，这一点他自己也意识到了。他通过练习学会了一点英文，够日常会话之用，不管是与银行经理或欧洲商人往来，还是向他的律师陈述案情，这点英文都够用了。印度人都非常尊敬他，他的公司是当时最大的，至少也是印度人经营的最大的公司之一。相对于他的优点来说，天性多疑便是他的一个缺点。

他以伊斯兰教为傲，而且喜欢谈论伊斯兰的哲学。虽然他不懂阿拉伯文，但对《古兰经》（ Holy Koran ）和一般的伊斯兰教文学却懂得不少。他善于旁征博引，总能张口就来。在与他的来往中，我了解到不少有关伊斯兰教的实际情况。随着我们的关系日渐密切，我们还经常长时间地讨论宗教问题。

到那里的第二天抑或第三天，他便带我去德班的法院。他向我介绍了几个人，还让我坐在他法律代理人的身边。庭长一直盯着我看，最后还叫我摘下头巾。我拒绝这么做，于是离开了法庭。那时我意识到，未来我要做的斗争怕是数不胜数了。

阿卜杜拉先生向我解释了为什么要求印度人摘去头巾。据他所说，那些穿伊斯兰教服装的印度人可以戴着头巾，但是其他印度人一到法庭，就要照例摘下头巾。

为什么会有这一点区别，我要详细解释一下。在这两三天当中，我已看出来，印度人是被分成好几派的：一派是穆斯林商人，自称为“阿拉伯人”，另一派是印度教徒，还有一派是帕西人，他们一般都是职员。印度教徒职员既不属于这一派，也不属于那一派，除非他们投身“阿拉伯人”的队伍。帕西人职员则自称为波斯人。这三种人彼此都有些社会联系。目前，最大的阶层由泰米尔、泰卢固及北印度订有契约的自由工人三种人组成。那些有契约的工人根据协议到纳塔尔来做五年工，他们被称为“吉尔米提亚人”，是英文“协议”一词的变音。其他三个阶层和这个阶层只有生意上的关系。英国人称这些人为“苦力”，由于大部分的印度侨民属于这个劳动阶层，所以印度人都被叫作“苦力”或“沙弥”。“沙弥”是泰米尔语中的一个后缀，很多泰米尔人的名字后面都会加这个词，其实与梵文中的“斯瓦米”差不多，意为主人。因此一个讨厌自己被称为“沙弥”而有足够胆量的印度人，就会回敬一句：“你可以叫我‘沙弥’，但是你忘了‘沙弥’的意思是主人，我并不是你的主人呀！”有些英国人听了会犹豫起来，而有些人则会动怒，他们发誓一有机会就会辱骂甚至殴打这个印度人。因为对英国人来说，“沙弥”是一个污辱人的词，把它解读成“主人”，简直是一种侮辱！

因此，人们称我为“苦力律师”，而做生意的就被称为“苦力商人”。“苦力”这个词的原意就这样被人遗忘，成了所有印度人的一个统称。穆斯林商人对此感到愤恨，他会说“我不是苦力，我是阿拉伯人”，或者说“我就是个商人”。如果他碰到的是一个客气的英国人，那人或许会向他表示歉意。

在这种情形下，是否戴头巾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人如果被迫摘下印度头巾，就无异于忍受耻辱。所以我想倒不如自己摘下头巾，改戴一顶英式的帽子，以免遭受侮辱，引来不愉快的争议。

然而，阿卜杜拉先生不赞成我的想法。他说：“你这样做会带来不利影响，会危害那些坚持戴头巾的人。印度头巾戴在你头上很相称。你要是戴上英式的帽子，会被当成一个招待员。”

他这一番话夹杂着实践智慧、爱国思想和一点点狭隘心理。这种智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是出于爱国，他就不会坚持戴印度头巾；而他那么轻蔑地提到招待员，又显露其思想的狭隘。印度契约工人可分为三个阶层，即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后者是那些皈依了基督教的印度契约工的儿女。在1893年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就已经很多了。他们穿英国服装，多数靠在旅馆里做招待员为生。阿卜杜拉先生对于英式帽子的批判便与这个阶层有关。人们认为在旅馆里当招待员有失身份。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这样认为。

大体说来，我还是赞成阿卜杜拉先生的建议的。关于这件事，我还给报社写了一封信，为我在法庭里戴印度头巾辩护。此问题在报纸上引起了很多讨论，我被认为是一个“不速之客”。这样一来，我到南非不过几天，这件事便在那里为我做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广告。有人支持我，也有人严厉批判我的鲁莽。

事实上我在旅居南非期间，差不多一直戴着印度头巾。至于在南非我偶尔不戴任何头饰的时间与原因，以后会提到。 nyh63WOViqbSrhfc1nxwohuXSQErPqU722R/3KFEJRDbd+vkMTlRz/rCX4/O6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