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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跑去找那个官员，无疑是错了。但相对于我的错误，他的不耐烦和盛气凌人未免太过头了。他用不着赶我走，我最多耽误他五分钟，他只是不愿听我讲话。他本来可以客客气气地请我出去，可官员有了权力，就容易得意忘形。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官员就是如此没有耐心，他侮辱来访者就像家常便饭，哪怕是一点点不如意，也能让这位大人暴跳如雷。
现在我大部分工作都在他的法庭里，既不能敷衍他，又不愿讨好他。实际上，我既然想过要控告他，现在自然也不甘缄默。
这时我开始懂得一点地方上的小政治。卡提亚华由许多小邦组成，自然充满钩心斗角。各邦之间的权术猜忌和官吏的争权夺利，早已司空见惯。那些王公贵族也总听他人摆布，任那些阿谀奉承的人给他们出主意。连那位大人的侍从都有人巴结，他的文书就更不用说了，文书作为他的耳目和译员，比官员自己还受欢迎呢。这位文书的意见就是法律，他的外快总是比他上司的收入多好几倍。这也许有点夸张，但若用来维持日常生活，他的薪水绰绰有余。
这种环境在我看来是会荼毒人心的，怎样置身其中而不受影响成了我一直以来的难题。
我非常沮丧，哥哥显然是明白的。我们两人都觉得，如果我能在别的地方找到一点事做，就可以离开这种钩心斗角的环境。可是不耍一点手段，要弄个部长或法官的职位，根本就不可能。而且我和那位大人发生了龃龉，要继续执业都困难了。
当时博尔本德尔由英国人管辖，我在那里的工作就是替博尔本德尔的王公多争一些权力。佃农负担的地租过重，我还得去向一个行政官反映情况。这位官员虽然是个印度人，但我发现他比那位英国官员还要傲慢嚣张。他是个能干的人，可是在我看来印度农民并没有因此得益。最后我总算给兰纳多争了一些权力，但并没有为佃农减轻多少负担。他们的苦难竟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这实在让我感到震惊。
仅仅是这样一项任务都无法完成，我非常失望。我觉得我的当事人没有得到公平对待，可是又没有办法主持公道。我至多只能上诉于政治监督官或省督，他们也会把我的上诉撇开说“我们不便干涉”。如果有规章可以加以管制，也许还有点办法，但在这里那位大人的话就是法律，我无能为力。
这一切让我愤慨极了。
就在这时，博尔本德尔有一家弥曼
商行写信给我哥哥，信上是这样说的：“我们是一家大商行，在南非有业务。现在南非的法院里有我们一件重大的案子，牵涉四万英镑的得失。这个案子已经审理了很长时间。我们聘请了最好的辩护士和律师。如果你能叫你弟弟到那里去，这对我们和他自己都有好处。比起我们，他能更恰当地与我们的顾问合作。他自己也可以借这个机会见见新世面，交些新朋友。”
我哥哥找我商量这件事。我不清楚我去那里是给他的顾问出出主意，还是亲自出庭，但我有意接受这个建议。
我哥哥介绍我去见最近才去世的阿卜杜尔·卡利姆·嘉维立（Abdul Karim Jhaveri）先生，他是达达·阿卜杜拉公司的股东，这家公司就是上面所说的商行。他告诉我：“这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们有好多欧洲朋友，你到了那里就会认识他们。你到我们的店里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的信件多数是用英文写的，你在这方面能给我们提供许多帮助。当然你去那里的话就是我们的客人了，不需要自己承担费用。”
“我需要在那儿做多久？”我问道，“报酬是多少？”
“不会超过一年。我们负担你的来回旅费，坐头等舱位的轮船，另外付给你一百零五英镑，一切在内。”一个律师的待遇应该不止如此，这倒像是给商店店员的报酬，但无论如何我很想离开印度。这是一个见识新国度、体验新经历的机会，不容错过。而且我还可以把那一百零五英镑寄给我的哥哥贴补家用。于是我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没有讨价还价，就准备动身去南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