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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买的时候，我一边学习印度法律，一边和一个名叫维尔昌德·甘地（Virchand Gandhi）的朋友一起研究饮食学。而哥哥则一直在努力帮我承接业务。
学习印度法律是一件非常枯燥乏味的事情，学习民事诉讼法我又钻研不进去，学习证据法的情形倒是好一点。维尔昌德·甘地当时正在准备诉讼师的考试，他对我讲了很多律师上庭的实例。他说：“费罗泽夏爵士的能力就在于他精湛的法律知识，他对证据法烂熟于心，第三十二节的所有案例无一不知。巴德鲁丁·铁布吉（Badruddin Tyabji）则能言善辩，连法官都敬服。”
这种激动人心的故事，却让我深深气馁。
他接着说：“当个律师，熬个五至七年的，很正常。正因为这样，我才干脆去做签约的诉讼师。如果你能在三年内做到自力更生，那就非常幸运了。”
花销每个月都在增长，门外挂着律师的牌子，门里面却在为达到一个律师的职业水准而忙活。这种状况我自己都难以承受，也根本无法专心致志研究法律。但我逐渐对证据法产生了兴趣，而且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梅恩的《印度教法》，只不过一直没有勇气接案子。那种不知所措的心情难以言表，就像是刚进门的小媳妇。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我接下了一个叫马密白
（Mamibai）的人的案子，那是一个很小的官司。有人告诉我必须给中间人佣金，我断然拒绝了。他们劝我：“连月入三四千的刑事案件的律师，也需要支付佣金。”“我不需要效仿他，”我反驳道，“月入三百卢比，我就满足了。我父亲当年的收入也不过如此。”
“过去那种低消费的日子已经不复存在了，孟买的消费水平高得惊人，你得有点生意头脑。”
那个时候我非常固执。我没有向中间人支付一个卢比，但仍然接下了那桩案子。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官司，不需一天时间就可以解决，因此我只收取了三十卢比的费用。
那是我第一次出庭。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我必须盘问原告的证人。我站起来，有点心虚头昏，感觉天旋地转。我张嘴结舌，一下子想不起来要问什么了。我想大概法官都觉得好笑，其他律师也肯定在一旁看我的洋相。我当时眼前一片黑暗，只得坐下。我只能告诉当事人办不了这个案子，嘱咐他去请帕特尔先生帮他，而且悉数退还了之前收取的费用。帕特尔先生不失时机地收取了五十一卢比的律师费，对他来说，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我匆忙离开法庭，连最后我的当事人是胜诉还是败诉都无暇顾及，内心羞愧不已，暗下决心除非有足够的勇气，否则绝不再接其他案子。事实上，直到去南非之前，我都没有再接过其他案子。做这个决定没有什么缘由，实属无奈之举。没有人会蠢到把自己的官司委托给我，因为必输无疑。
不过在孟买还有一桩以前留下的案子等着我去解决，有个状子需要我来起草。有一个贫苦的穆斯林，他的地在博尔本德尔被没收了。他怀着对父亲般崇敬的心情求助于我。他的案子看起来胜算不大，不过我答应帮他写状子，但他得自己负担印刷费用。我拟好了状子之后，读给朋友听，大家觉得不错。这多少给了我点信心，觉得自己有能力写诉状了，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如果靠免费帮人写诉状就能使我的业务多起来也就算了，但这根本无济于事。于是，我打算找份兼职教师的工作。我的英文还不错，也很乐意去学校给那些刚通过大学入学考试的学生上英语课。这样我至少可以赚点儿钱补贴日常花销。当时，我在报纸上偶然看到了一则广告：招聘英语教师，每天授课一小时，月薪七十五卢比。发布这则招聘广告的是一所著名的中学。我递交了申请，并收到了面试通知。我兴致勃勃地去参加面试，但见到校长后，他一看我不是大学毕业生，便礼貌地拒绝了我。
“我可是在伦敦大学通过了入学考试的，而且还修了第二门外语——拉丁语。”
“我知道，但我们只要大学毕业生。”
我无计可施，急得直搓手。哥哥也很替我担心。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在孟买继续待下去也无济于事，不如回拉杰果德。而且哥哥也在那里，他自己是个小诉讼师，还可以给我找些代写诉状的活儿来做。何况家人都在拉杰果德，如果我一个人在孟买生活，两处的生活费加起来肯定比全家人在一起生活高。于是，在孟买六个月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在孟买的时候，我天天都去高等法院，不过真没学到什么东西。我功底不深厚，很难学到更多。很多时候，我听不懂案子，在那里打瞌睡，有不少人和我一样，因此我也不觉得愧疚了。再往后，原先那点羞愧感也荡然无存，因为我发现在高等法院打瞌睡是一件很时髦的事儿。
如果现在的这代人中，还有人像我当时在孟买那样做着没有收入的小律师，那我要给他们讲讲我当时的生活情况，让他们心里有点儿底。尽管那时我住在齐尔关（Girgaum），但从没坐过马车或电车。我通常步行四五十分钟到高等法院，回家也是步行。我习惯了风吹日晒，来回全靠步行，自然也节省了不少车费。而且当时我在孟买的朋友很多都生过病，可我一次也没病过。直到我开始挣钱，我依然保持着上下班步行的习惯，并从中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