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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哥哥对我抱有很大的期望。他对于财富、名誉的欲望很强烈。他心胸宽大，对于犯错也很包容。哥哥为人简单随和，这使他结交了很多朋友。他希望通过广交朋友为我招揽一些业务，并认为我一定会在业内大展拳脚。怀着这样的期待，他听任家里的花销超支，不遗余力地帮我筹备开业的事务。
关于我的种姓问题而引发的争论到此时还未平息。同一种姓的族人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立刻恢复我的种姓，另一派则倾向于继续把我拒之门外。为讨好我的支持者，在我返回拉杰果德前，哥哥特意把我带到纳西克
的圣河里沐浴。回到拉杰果德后，他又马上大摆筵席，邀请同种姓的人参加。我本人不认同这样的做法，但哥哥是那么爱我，我也应该尽力配合他。因此我就一切听命从事，任凭他安排。于是，这场种姓风波就这么过去了。
我从来没想求得那些不同意恢复我种姓的人的准许，也不因此而对他们中带头的人心怀怨尤。尽管他们中有人不喜欢我，我也尽量避免伤害他们的感情。我充分理解这种开除种姓的陈规，按照规定，我所有的亲戚，包括岳父岳母、姐姐姐夫都不能招待我，在他们家里我连喝口水都是不被允许的。不过亲戚偷偷地打破禁律。但这种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有悖于我做人的原则。
由于我谨言慎行，种姓问题没给我带来多少困扰。相反，那些把我视作异己的人大部分都对我很友好，他们甚至在工作上助我一臂之力，却并不指望我回报什么。我确信出现这种良好的局面完全是因为我采取的不抵抗态度。如果我要求恢复种姓采取强硬态度，在种姓内部搞分裂，一定会激起报复甚至引发更大的风暴。从英国回来之后，我就发现自己置身于矛盾和冲突的旋涡中，变得日趋虚伪。
我和妻子的关系没有如我期望的那样得到改善。去英国留学并没有改掉我爱嫉妒的毛病。我还是对一点小事就神经过敏，疑神疑鬼，因此，心底那点美好的愿望也一直无法实现。我一直认为妻子应该学会读写，也想亲自教她。无奈事情太多，计划一再搁浅，而妻子也因此失去了学习的机会。有一次，我甚至把她赶回娘家好长时间，直到她痛苦不堪，我才把她接回来。事后我才明白自己有多愚蠢。
那时，我计划着对孩子的教育做些改革。哥哥有小孩，我去英国时，留在家里的儿子也有四岁了。我打算亲自指导孩子，教他们体育，强身健体。我的想法得到哥哥的支持，我的努力也收到了一些成效。我非常喜欢孩子，直到今天，我还常常和孩子一起嬉笑玩闹。从那时起，我觉得自己算得上一个不错的儿童教师了。
此外，在饮食上的改革也很有必要。茶和咖啡在我家是必需品。哥哥认为，我从英国回来之后，家里应当保持一点英式生活氛围，于是瓷器之类的以前只在特殊日子才拿出来用的器皿，现在却成了日常用品。而我的改革更超前了一步，我提议喝麦片粥，用可可代替茶和咖啡。实际上，除了继续饮用茶和咖啡外，又增加了可可。皮靴和皮鞋我早就有了，现在还穿上了西装，彻底西化了。
生活的开销日渐增多，家里每天都在添置新东西。我们就好似把一头白象拴在了家门口，可是拿什么来供养呢？要是在拉杰果德从业，那等于叫人看笑话。我连一个称职的律师都算不上，怎么指望获得高额的回报呢？没有顾客会愚蠢到雇用我为他打官司。就算有这样的人，我也不能无知还自欺自大，否则会加重我对世人的愧疚感。
朋友建议我去孟买的高等法院积累些经验，修习印度法律，顺便接点力所能及的业务做做。于是，我便依照他们的建议去了孟买。
在孟买，我请了一个和我一样无能的厨子，开始居家过日子。他是婆罗门，我没把他当仆人，而是当一家人对待。他用水冲身体但从来不洗，他穿的“拖地
”是脏的，戴的头巾也是脏的，对宗教典籍一无所知。但我到哪里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厨子呢？
“好吧，拉维尚卡（这是他的名字），”我问他，“就算你不会做饭，总知道日常的礼拜吧？”
“哦，先生！耕地就是我们的日常礼拜，铲草就是我们的宗教仪式。我就是个婆罗门，如果不是靠你的仁慈生活，我就得回去种地了。”
于是，我不得不当拉维尚卡的老师。我有的是时间，自己也亲自下厨做饭，并且用英国人煮素食的方式烹饪。我买了个炉子，开始和拉维尚卡一块儿出入厨房。我不忌讳和不同种姓的人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拉维尚卡也不介意，我们相处得颇为融洽。唯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拉维尚卡不讲卫生的毛病，而且食物也总是弄不干净。
生活开支居高不下，没有收入难以维持，因此我在孟买待的时间也不长，最多四五个月而已。
我就是这么开始新生活的，我觉得律师是个很糟糕的职业，徒有虚名，而且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