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平简介和其他自传笔记

室利·阿罗频多生平简介

1930年6月，室利·阿罗频多写了这篇文章，发表在他的弟子迪利普·库马尔·罗伊（Dilip Kumar Roy）所著的《伟大之中》（ Among the Great: Conversations with Sri Aurobindo, Mahatma Gandhi, Rabindranath Tagore, Romain Rolland, Bertrand Russell ）一书中。他使用第三人称是希望这篇文章以来自匿名的“权威来源”的形式出现，而非个人陈述。

迪利普在《伟大之中》记录了他与五位杰出的同时代人物——罗曼·罗兰、圣雄甘地、伯特兰·罗素、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和室利·阿罗频多的会面记录和通信摘录。迪利普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书写此书手稿，1928年9月左右，他将其中一部分，包括他写的生平简介，寄给了室利·阿罗频多，室利·阿罗频多对这篇生平简介的评论收录在文后附录的第［1］项。

1928年11月，迪利普成为修道院的一员。一年半后，1930年3月，他得知纽约一位出版商对他的书很感兴趣，当月15日，他写信将这些信息告知了室利·阿罗频多，并提交了一些他希望包含在书中的材料，文后附录的第［2］项收录了室利·阿罗频多的回复。

迪利普不愿接受室利·阿罗频多的“省略所有叙述或描述”的建议。他写了另一份生平简介的草稿，室利·阿罗频多在3月25日的一封信中评论了该草稿（见文后附录的第［3］项）。最后，室利·阿罗频多同意亲自写一份生平简介。6月1日，在一封关于另一个主题的信中，他指出，“我要看看这十天能不能把这部分（生平简介）完成”，最后，他在6月27日前写完了。（见文后附录的第［5］项）

后来，纽约的出版商没有出版《伟大之中》。该书于1945年首次在印度出版（孟买：那烂陀出版社，即Nalanda Publications），“生平简介”作为本版的附录出现。书中迪利普这样注释：“为满足西方读者的兴趣，我在此附上一份来自权威来源的室利·阿罗频多的生平简介，包括主要的公众事件及外部生活。”

其实“生平简介”这篇文章在这之前已经发表了。1934年8月15日，加尔各答双周刊《前进》（ Onward ）转载了删节版（其他报纸随后发表了完整的文本）。1937年，雅利安出版社（Arya Publishing House）的拉达坎塔·纳格（Radhakanta Nag）提议将其作为小册子出版，这个想法于1937年2月23日提交给室利·阿罗频多，他冷淡地以一句“很好”表示同意，这本小册子于同年晚些时候出版。1948年，这篇文章再次被转载，加了一些编辑和补充，收录在一本名为《室利·阿罗频多和他的修道院》（ Sri Aurobindo and His Ashram ）（加尔各答：雅利安出版社）的小册子中，这本小册子的后续版本对文字做了进一步的编辑和修改。1975年，修改后的文本出现在“室利·阿罗频多诞辰百年系列丛书”第三十卷索引和词汇表中。1985年4月，原文转载于《室利·阿罗频多：档案与研究》（ Sri Aurobindo: Archives and Research ），这是“生平简介”第一次以作者室利·阿罗频多的名字出版。《室利·阿罗频多：档案与研究》的编辑附加了两封室利·阿罗频多与迪利普的通信，信中解释了文本构成的情况，并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他不希望以个人名义出版。这两封信连同其他三封，收录在文后附录中。

1872年8月15日，室利·阿罗频多出生在加尔各答。1879年，七岁的他与两个哥哥一起前往英国接受教育，并在那里生活了十四年。最初，他住在曼彻斯特的一个英国家庭，后进入伦敦的圣保罗学校（St. Paul’s School）。 1890年，他进入剑桥的国王学院学习两年，获得最高古典文学奖学金。1890年，他通过了印度公务员的公开考试，但在两年的试用期结束时未参加骑术考试，被取消了服务资格。此时，巴罗达的盖克沃尔 在伦敦，阿罗频多见到了他，获得了在巴罗达公职服务的任命，并于1893年1月离开英国回到印度。

1893年至1906年，室利·阿罗频多在巴罗达担任公职十三年，首先在税务部和巴罗达大君的秘书处工作，之后在巴罗达学院担任英语教授，最后成为巴罗达学院的副校长。这些年，室利·阿罗频多以自修和从事文学创作为主，并为未来的工作做准备，后来在本地治里（Pondicherry）出版的大部分诗歌都是在此期间写成的。按照父亲 的指示，他在英国接受了完全的西方教育，与印度和东方文化没有任何接触。 在巴罗达，他弥补了这一不足，学习了梵语和几种现代印度语言，吸收了古老与现代印度的文明精神。这一时期的最后几年，室利·阿罗频多将大部分时间用在非公开的政治活动中，因为他在巴罗达的公职，被禁止从事公共政治活动。1905年在孟加拉爆发的反分治斗争使室利·阿罗频多有机会放弃公职，公开参加政治运动。他于1906年离开巴罗达，前往加尔各答担任新成立的孟加拉国民学院的院长。

1902年至1908年，室利·阿罗频多的政治活动持续了七年之久。在此期间的前半段，他在幕后工作，与其他同事一起为“斯瓦德西”运动（Swadeshi movement ，印度的新芬党 ）做准备，直到孟加拉的斗争开启了更加直接激进的政治行动，替代了印度国大党之前一直采用的温和改良主义。1906年，室利·阿罗频多带着这个目的来到孟加拉，加入了新党，这是在国大党内部刚成立的一个先进党派，人数不多且影响力有限。该党的政治理论是相当模糊的不合作主义，行动上也只是以一个秘密的“从属委员会”的形式在国大党的年会上与温和派领导人发生一些冲突，效果甚微。室利·阿罗频多说服了该党派在孟加拉的领袖，对全印度的党派公开提出一个明确且具有挑战性的计划，推选广受欢迎的马拉地人提拉克（Tilak） 为其首领，并攻击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温和派（改革派或自由派）寡头政治和资深政客，夺取对国大党和国家的控制。这就是印度历史上温和派和民族主义者（被其对手称为“极端分子”）之间历史性斗争的起源，这场斗争在两年内彻底改变了印度的政治面貌。

这个新成立的民族主义党派以独立（Swaraj）为目标，反对主张以缓慢的改革在遥远的一两个世纪后实现殖民自治的温和主义。新党派提出了一项可执行的计划，在精神上而非行动上非常类似于几年后在爱尔兰发展并取得成功的新芬党的政策。这项新政策的原则是自助，一方面旨在有效地组织国民力量，另一方面声称完全不与（英国）政府合作，它主张抵制（Boycott）英国和外国商品并培养印度独立工业，抵制英国法院并建立自己的仲裁法院系统，抵制英国政府大学和学院并建立自己的国民学院和学校系统，建立青年男子社团并在需要时从事警察和国防工作，必要时的消极抵抗政策是该计划最重要的项目之一。

室利·阿罗频多希望掌控国大党，使其成为有组织的国家行动的指导中心，成为一个非正式的国中国，为自由而战，直到赢取胜利。他说服该党将新成立的日报《向祖国致敬》（ Bande Mataram ）设为官方认可机构，并提供资金。从1907年初到1908年入狱前，阿罗频多是该报的执行编辑，负责报纸的全部运作，那时《向祖国致敬》几乎传遍了整个印度。阿罗频多入狱后，《向祖国致敬》被迫停刊，但在其短暂而重要的存在期间，它改变了印度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从根本上被保留下来，其烙印在后来的发展中清晰可见。依据这些思想路线发起的斗争，在当时虽然非常重大、激烈且对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却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当时的印度还没有准备好实施如此大胆的计划。

1907年，室利·阿罗频多因煽动叛乱而被起诉，但后来被无罪释放。在这之前，他一直是一名组织者和写作者，但因起诉事件，以及其他领导人或被监禁或失踪，他首次走到台前，以党的发言人的身份出现，成为该党派在孟加拉公认的领导人。1907年，他主持了在苏拉特（Surat） 举行的民族主义者大会，会上两派政党势均力敌，冲突激烈，国大党也走向支离破碎。

1908年5月，他因涉嫌参与其弟巴林德拉（Barindra）领导的革命团体的行动而在阿利普尔阴谋案（Alipore Conspiracy Case） 中被捕，但因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指控证据，他再次被宣告无罪。在阿利普尔监狱被关押一年后，阿罗频多于1909年5月出狱。这时，他发现党组织已经破裂，领导人因监禁、驱逐或自我流放而散落四处，队伍虽然存在，但却消沉萎靡，无法组织起任何强有力的行动。

在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单枪匹马地努力着，成为印度民族主义阵营唯一的领导人，以期重振这场运动。他出版了一份英文周报《行动瑜伽士》（ Karmayogin ）和一份孟加拉语周刊《达摩》（ Dharma ）。但最后，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国家的人民还没有准备好执行他的政策和计划。他同时也看到，开展这些运动的时机尚未成熟，他本人也注定不是这些运动的领袖。有一段时间，他认为必须先通过温和的地方自治运动（Home Rule Movement）或由圣雄甘地在南非开始的不抵抗运动（Passive Resistance）来培养印度人民。此外，在阿利普尔监狱被关押的十二个月里，他完全沉浸在瑜伽修习中，他的内在精神生活要求他全然的专注，于是，他决定退出政治舞台，至少退出一段时间。

1910年2月，室利·阿罗频多在金德讷格尔（Chandernagore）秘密退隐，并于4月初乘船前往法属印度的本地治里。此刻，他因在《行动瑜伽士》上发表的署名文章而被第三次起诉，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报纸印刷工被宣判有罪，随后在加尔各答高等法院的上诉中，该定罪被撤销，对他的第三次起诉失败了。

室利·阿罗频多离开孟加拉时，希望可以在更有利的情况下重返政治领域。但很快，他决定将全部精力投入对他极为重要的精神工作中，最终切断了自己与政治的联系，一再拒绝国大党主席的职位，彻底隐退。自1910年至今 ，他在本地治里越来越专注于精神生活和个人修习（Sadhana）。

1914年，在四年安静的瑜伽修习后，室利·阿罗频多开始出版哲学月刊《雅利安》（ Arya ）。他的大部分重要著作，已出版的《伊莎奥义书》（ The Isha Upanishad ）、《薄伽梵歌论》（ The Essays on the Gita ）以及其他尚未出版的作品《神圣人生论》（ The Life Divine ）、《综合瑜伽》（ The Synthesis of Yoga ）都在《雅利安》陆续发表。这些著作体现了他在瑜伽修习中获得的内在智慧。他的其他著作则关注印度文明与文化的精神和意义，吠陀典籍（the Vedas） 的真正教义，人类社会的进步，诗歌的本质和演变，人类统一的可能性等。此时，他也开始发表自己的诗歌，包括在英国和巴罗达时所写的诗，起初数量较少，后来增加了他在政治活动期间和在本地治里居住的最初几年中所写的诗。《雅利安》在连续出版六年半后于1921年停刊。

室利·阿罗频多起初在本地治里和四五名弟子住在一起，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前来追随他的精神道路，人数越来越多，就必须建立一个修习者的社团，以指导这些为了更高精神生活而舍弃一切的人。这是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的基础，它的创建与成长均以室利·阿罗频多为中心。

室利·阿罗频多于1905年开始练习瑜伽。起初，他通过印度传统的神圣共融和精神实现的道路将灵性体验的诸多基本要素融会贯通，接着，他通过对存在的两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调和继续寻找更为完整的体验。大多数瑜伽体系都是以精神超越为目标，而最终远离生活，室利·阿罗频多的瑜伽则是要提升到至高的精神层面，并带着这些收获再次下降到现实层面，将精神的光芒、力量和喜乐融入日常生活，并实现转化。

人类目前在物质世界中的存在是一种建立在无觉知的无明（Ignorance）状态之上的生活，但即使在这样的黑暗和无明中，也有神性的存在和可能性。这个被创造的世界不是一个错误，也不是浮云或幻觉，更不是人类在灵魂回归天堂或涅槃（Nirvana）后要抛弃的东西。这个世界是精神进化的道场。在这里，从无意识的物质状态开始，神圣意识（the Divine Consciousness）按不同等级依次显现。心思是人类心思进化中已达到的最高等级，但并不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在心思之上有一个超心思（Supermind）或永恒的真理意识（Truth-consciousness），它本质上是神圣知识（Divine Knowledge）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的光和力。意识在无明中追求真理，这种自具的知识，以它自有的形式和力量和谐地呈现着，只有通过超心思的下降，人类所有的最高梦想才能得以完美实现，人类才有可能抵达更高的充满光和喜乐的神性意识状态，找到真实的自我，保持与神性的持续合一，并将这超心思力量下降到生活中，以转变我们的心思、生命和肉体。实现这种可能性一直是室利·阿罗频多的瑜伽目标。

附录　关于“室利·阿罗频多生平简介”的信件

［1］

迪利普·库马尔·罗伊在1928年11月加入修道院前不久给室利·阿罗频多写了封信，室利·阿罗频多在信的空白处写了如下内容，时间大约是1928年9月至10月。

我已经阅读了大部分手稿，但其中关于我的生活的叙述多有不实。我会尽快就这部分做出纠正。

1928年

［2］

本段是室利·阿罗频多于1930年3月16日写给迪利普的一封信的一部分。室利·阿罗频多在这封信的其余部分谈及他的其他一些文章，迪利普希望将这些文章纳入《伟大之中》一书中。

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些关于我的生活的描述的，其中充满了错误和不准确之处，完全无法发表。我曾尝试对此部分进行纠正，但现在只能绝望地放弃。至于我的灵性体验，我指的是在孟买发生的事情，我想你是道听途说了一些夸张的描述，这部分也不能发表。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删除所有这些不实的叙述（应该没有多长的篇幅），只保留那些你认为有必要留下的。

1930年3月16日

［3］

室利·阿罗频多阅读了迪利普在《伟大之中》所写的“传记”（即生平简介）后写下了这封信。

我看到你一直坚持要写我的传记，你真的认为这很有必要或有意义吗？这种尝试注定是失败的，因为你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都对我的一生一无所知，我的生活并没有在人们可以看到的层面上呈现。

你对我的政治行动的描述让我感觉自己是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既对现实没有任何把握，也没有任何理智的政治路线或行动计划，只会疯狂地冲向一个不可能的目标，不撞南墙不回头。我相信公众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这样的画面很难给西方务实的人们留下良好的印象，并很可能让他们怀疑我的瑜伽也是如此！

1930年3月25日

［4］

这封信的手稿没有注明日期，但显然写于1930年6月。信的开始，室利·阿罗频多即直接回答了迪利普·库马尔·罗伊的问题：能否以室利·阿罗频多的名义发表“生平简介”？

不，当然不行。如果以我的名义发表，就好像我在你的书中给自己做广告一样。正如之前所说，我并不介意你写任何关于我的生平的内容，但我认为这些并不重要，充其量只是一些外在事实的简述，没有任何关于我个人和内在的东西。因为有许多关于我的描述是歪曲的或演绎的，我自己来写至少会厘清一些事情。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这是来自权威来源的对室利·阿罗频多公开生活主要事实的简要陈述。

当然，我只提到了那些突出的事实，忽略了所有细节，我也并没有给出任何自我评价。在我看来，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的学问、地位或名声，也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的内心是什么样子的，对此我没有涉及。我不想再修改已写完的东西。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西方教育”一节标注我所受的教育包括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及两三种现代语言，但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1930年6月

［5］

这封信是一份草稿，室利·阿罗频多就迪利普提出的添加到“生平简介”中“西方教育”一节的内容（见第［4］封信最后一句）予以回复。在“生平简介”的印刷文本中，楷体字的段落被印为脚注。关于考试和分数的那句话，他本人是想省略的，却被潦草地以两条竖线的方式处理了。在提交给他的打字稿中，室利·阿罗频多将“学习但丁和歌德”修改为“阅读但丁和歌德”。

我更喜欢另一种形式，更符合本文基调，例如：

可以看出，室利·阿罗频多在英国的教育让他对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的欧洲文化有了广泛的了解。他是希腊语和拉丁语方面的杰出学者，│他以优等成绩通过了剑桥大学的文学士荣誉学位考试，并在印度公务员考试中获得希腊语和拉丁语有史以来的最高分数│。他从小在曼彻斯特学习法语，还自学了德语和意大利语，可以阅读但丁和歌德的原文。

我不记得有关剑桥和公务员考试以及分数这些细节了，也没有必要说这些琐事。如果省略上面两条竖线中的内容，读起来会好得多。

（这些和比奇可罗夫特有什么关系呢？他被插入在这个大括号中，以至于他似乎是“这些古老语言”方面的专家，我超过了他才获得了历史上的最高分数。此外，任何一位聪明的读者都会从你的文字中推断，是比奇可罗夫特出于同学情谊才在这两个考试中“放我一马”。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只是在印度公务员考试中见过他，我们的对话不超过两句。如果他的潜意识认为是他放过了我，那他一定是借此表达对我的散文风格的由衷钦佩吧。不要把他扯入此事了，让他安息吧。）

1930年6月27日 yKm86Aqtyu+9a61MwyIZxad+1kj6GxJdN6qZYabvHVb2wjFsiouDjCMU+y1JFi2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