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利·阿罗频多第一次转向精神探求是在英国的最后一年。他曾住在一位不合主流的“公理会”
牧师家中,尽管室利·阿罗频多从未成为基督徒,但基督教和《圣经》却是他童年时期唯一熟悉的宗教。可他非但没有被呈现在他眼前的基督教所吸引,反而对其避之不及,中世纪基督教徒惨遭迫害的那些可怕故事,以及在随后发展中所展现出的狭隘和不包容都令他反感,直至最后彻底远离。有很短暂的一段时期,他是完全的无神论者,随后又持不可知论的态度。然而,在准备印度公务员考试期间,他看到了关于印度六派哲学
的简要说明,虽然内容非常笼统,但其中不二论的阿特曼(Atman)
的概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粒种子,他想也许这是通往生活和世界背后的实在的一条线索。为此,他进行了一次强烈且严苛的心理尝试,试图了解这个真我(Self)或阿特曼可能会是什么,他尝试将自己意识中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体鲜活的现实,但那时他只是将真我理解为物质世界背后或之上的东西,尚未理解真我就在他的内在,在每个人的内在,遍在宇宙之中。
尽管只是一位兢兢业业的老师、一位颇有才华的诗人,室利·阿罗频多却对服务与奉献的问题尤为关注……从最开始,他就非常反感只是追求个人救赎或个人福祉的想法。
这有些言过其实了。对他来说,这(指追求个人救赎或个人福祉)似乎并不是什么值得追求的至高无上的目标,而那种弃绝尘世的个体救赎最令他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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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利·阿罗频多在英国时的确收获了一定的卓越学识,但这远远不够,他不满足于此,他的内心依然有深深的茫然,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到自己的同胞,也不知道该如何着手。他转向瑜伽,期望能厘清自己飘忽不定的想法和冲动,完善自己的内在。
没有什么不满足,说“茫然”未免也太强烈了。室利·阿罗频多的行事风格不是预先设计和计划,而是认准一个目标,观察事态并积蓄力量,时机一到即采取行动。年轻时期,他就开展了第一次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将那些视国家独立为理想,并愿意采取适当行动的人召集在一起),1902年前后逐渐成形。两年后,他开始修习瑜伽,不是为了看清自己的想法,而是为了探求能够支持并照亮他人生之路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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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说,阿罗频多先生在1898到1899年间开始对瑜伽产生兴趣。
不,我是1904年才开始修习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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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他就从上师那里得到了指引,并已实现部分觉悟,这更使得他将瑜伽视为治愈自己“深层悲伤”和人性诸多问题的唯一方法。
【室利·阿罗频多对“上师”这个词打了一个问号,并写道】并没有求助瑜伽来治愈悲伤,因为并没有需要被治愈的悲伤。面对世界和困难,他内在的自性却相当平静,在青春期经历了一些内心的沮丧之后(不是由于外在环境,也没有到悲伤或忧郁的程度,只是情绪紧张),这种平静变得尤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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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罗频多先生曾经怀着极大的兴趣听了斯瓦米·帕拉宏萨·马哈拉吉·因陀罗斯瓦鲁帕(Paramhansa Maharaj Indraswarup)的演讲……并亲自与他见面,学习体式与调息法。
只是在王宫里听了他的演讲,并没有与他见面,练习调息法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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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讷尔默达河畔(Narmada)的马尔萨尔(Malsar)遇到了圣人马达瓦达斯(Madhavadas),并学习了瑜伽体式。
可能与德什潘德一起参访过讷尔默达河畔的一两处地方,但不记得在马尔萨尔见过马达瓦达斯。当然,如果的确见过,也没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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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利·阿罗频多先后见了室利·哈姆萨·斯瓦鲁帕·斯瓦米(Sri Hamsa Swarupa Swami)、室利·萨古鲁·布拉玛南达(Sri Sadguru Brahmananda)和室利·马达瓦达斯(Sri Madhavadas)。
他与布拉玛南达尊者有过短暂的接触,只是达显(Darshan)
和祝福,他将尊者视为一位伟大的瑜伽士,而非上师。至于其他人则从未接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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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讷尔默达河畔见到了布拉玛南达尊者,并就国家教育活动向其寻求建议。
早在对国家教育活动有疑问之前,室利·阿罗频多就见到了布拉玛南达尊者,但后者从未给他任何建议或意见,他们之间甚至没有任何交谈,室利·阿罗频多去他的道院只是为了达显和祝福。巴林与恒河道院(Ganga Math)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是精神上的),他的上师是布拉玛南达尊者身边的一位桑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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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目前为止,室利·阿罗频多还在瑜伽修习和公共事务之间摇摆不定。他与那伽桑雅士(Naga Sannyasis)
团体中的一位成员保持着联系。
这些发生在他离开巴罗达之前,也就是遇到勒勒前的那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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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太清楚室利·阿罗频多在本地治里退隐的最初四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是一个“静默瑜伽”的时期……室利·阿罗频多将他的灵魂当作“美妙实验室”,专心致志、孜孜不倦地尝试。很快,他就超越了勒勒和前辈们给予的指导。
定居本地治里之前,他就早已做到了。
没有什么前辈。室利·阿罗频多与一名那伽桑雅士有些联系,这个人给了他一个卡利咒语[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偈颂(Stotra)],并进行了某种克里亚(Kriyas)和吠陀祭祀(Vedic Yajna),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政治成功,而非瑜伽。
……勒勒教导室利·阿罗频多,最终应只相信自己内在的精神意愿。
【最后一句改成】如果可以觉知到,最终应只相信自己内在神性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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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勒问室利·阿罗频多,是否能让自己完全臣服于内在的指引,并在它的推动下行动,如果可以,那他不需要勒勒或其他任何人的指导。室利·阿罗频多接受了这一思想并以此作为自己精神修习与生活的准则。在遇到勒勒之前,他完全不了解瑜伽,甚至不知道瑜伽是什么,但他已经有些灵性体验了,例如,在孟买的阿波罗码头,当他踏上印度土地的那一刻,立即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宁静的降临,这种宁静一直围绕着他,持续了数月之久;行走在克什米尔的塔赫特苏莱曼山脊上时,他曾感知到空寂的无限;在讷尔默达河畔,昌多(Chandod)的一座神庙内他看到卡利女神栩栩如生地显现;在巴罗达的第一年,有一次遇到马车事故,在危险关头,他的内心显现出神圣者的画面;等等。但这些都只是毫无征兆突然出现的内在体验,并不是精神修习的一部分。他开始练习瑜伽时并没有上师,他从一位朋友那里获得修法,此人是恒河道院布拉玛南达尊者的弟子。起初,他只是很刻苦地练习调息法,每天练习六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瑜伽和政治之间并没有冲突,他修习瑜伽的同时也从事政治活动,并不觉得二者之间有任何对立。然而,他还是想找一位上师,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位那迦桑雅士,他曾见过这位桑雅士几乎在一瞬间治愈了巴林严重且顽固的山地热,他用刀横切了一杯水,同时反复默诵一句咒语,巴林喝下水后便痊愈了。这些使室利·阿罗频多相信瑜伽的力量,但并没有拜这位桑雅士为上师。他还见到了布拉玛南达尊者,后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瑜伽修习方面,他始终没有找到能帮他的人或上师,直到遇到勒勒,尽管勒勒教导他的时间并不长。
在孟买民族联盟的主持下,室利·阿罗频多于1908年1月19日在一次大型集会上讲话,他几乎是怀着一种莫名的空虚去的……
当然不是莫名的,这是他在巴罗达时,与勒勒一起冥想了三天后达到的意识静默状态。自那以后,这种状态就一直持续下来,在他看来,所有外在的活动都只是在表面上进行而已,甚至在表面上也什么都没有发生。勒勒告诉他,向听众致敬后,只需要等待,讲话的内容自会浮现出来,它来自其他某些源头,而不是头脑。那一次,真的就是这样的。自此,他的所有讲演、写作、思考以及外部活动都来自那个超越头脑意识的源头。
图25 室利·阿罗频多,1908年1月,孟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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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号内的段落应予省略
。因为这会使人们对室利·阿罗频多的瑜伽本质以及当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产生错误的印象。即使在从事所有外部活动时,瑜伽也一直与他同在,他也没有像一些朋友所想的那样,变得孤傲清冷或迷离恍惚。他不回应那些问题或建议,只是不想回复而已,他希望在沉默中寻求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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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利·阿罗频多(在阿利普尔监狱)开始阅读《薄伽梵歌》并运用在日常修习中,他完全领悟了永恒正法(Sanatana Dharma
)的真谛和荣光。
应该说,他一直都在努力理解永恒正法的完整内涵,因为这是印度宗教和精神传统的真正内核和无上荣耀。